本书是著名作家冯德英的处女作，出版50年来翻译成10种文字畅销1000万册。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昆嵛山地区的农村为背景，以仁义嫂及其一家的际遇为中心线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反扫荡中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鲜明地表现了根据地人民那种英勇不屈的精神，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普通而感人的革命母亲的艺术形象。

小说以山东昆嵛山地区的农村为背景，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如何同日寇、汉奸、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故事。在这里，有双双受难、至死不屈的夫妻；有在敌人面前，宁愿牺牲自己的丈夫，却挽救八路军干部的农村妇女；有为了坚持抗日而被自己的汉奸父亲杀死的年轻姑娘；而贯穿全书的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她有善良的品德和坚贞不屈的英雄性格。这些英勇斗争的人们，经历了长期艰苦的过程，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现在咱们要打倒汉奸，组织自己的政府，一心抗日救中国。大伙不要害怕，咱们有共产党领导，有自己的子弟兵八路军撑腰。大伙还该记得，伪县长宋健吾是怎么死的。谁要当汉奸，谁就落这个下场!

“乡亲们!咱们就开始公审王唯一吧。谁有什么尽管说什么，把他的罪恶都说出来。把受过他的害都说出来。咱们报仇雪恨的日子到啦!”

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们都低下头，是这些话说进了他们心坎，使他们忆起了痛苦的过去，’还是为这梦想不到的变革惊怔住了?

母亲默默地站在那里，紧抱着怀里的孩子，以至嫂子掀她的头发她也不觉得。刚才姜永泉的话，使她明白了好些。这世道怕是真要变了。这样，出走几年的丈夫就可回来，仇也可以报了。丈夫是不是还活着呢?走后就一点信息也没有啊!平常她总以兵慌马乱不能捎信来安慰自己和孩子……

母亲想着想着，心酸了，流泪了。她抬起头，瞅着跪在台子上发抖的王唯一，眼睛渐渐进出愤怒的光，恨不得上去咬他几口，撕他一顿。可是有一种东西使她止住了脚，她本能地感觉到人们这种寂静中的恐怖。她浑身一震，又紧闭上嘴，于是，唇边的深细皱纹，又显现出来。她微微地摇摇头，心里像有块石头向下坠。

娟子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她尽量想把自己的渴求眼光同母亲的目光对起来，可是母亲像是有意在回避，看也不看她一眼。母亲和人们的懦弱与沉默，使娟子非常气愤。她气红了脸，见姜永泉向她努嘴，就毫不犹豫地冲到王唯一跟前，激动愤慨，使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王唯一!你还记得两年前的事吗?”她又朝向人群，人们被惊醒似的抬起了头。

“乡亲们!你们谁都记得，俺大爷一家三口是怎么死的，我爹如今不知下落……”

人群开始骚动。他们——这些质朴的农人，怎能忘记同类的命运呢!娟子的叙述像熔铁炉里的铁流，滴打在每个人的心上。他们联想到自身的不幸，同情和痛苦的热泪，从愤怒的眼睛里，泉水般地涌出来。女人都哭出声来了。

听着听着，站在母亲旁边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突然哭昏过去。当旁边的人把她叫醒过来时，她疯了似的向台子扑去。她那苍白的头发在空中飘拂。母亲和另一个女人怕她摔倒，忙上去扶着她。谁都知道她就是可怜的王老太太呀!

她家里不算太穷，三个儿子和媳妇们都是干活的能手。第二个儿子叫珍袖，在济南纱厂做工。过年的时候回家来，王唯一吩咐人把他抓到乡公所，硬说他是共产党。其实，是想敲诈他带回来的钱。谁知珍袖骨头硬，打死也不招。王唯一就把他送到县里去，透出口风说要一百块大洋才能把人赎回来。这样大的数目，小户人家哪能拿得起?结果只得倾家荡产凑够钱送上去。钱，王唯一入进腰包；人呢?从城里抬回来，不到五天就死了。这还不算，珍袖媳妇又被王唯一抓去，糟蹋够了，卖到烟台窑子里去了。

王老太太整天哭儿子想媳妇，一只眼睛也哭瞎了。听到王唯一被抓住，一早就叫孙女玉子领着她赶来。起初她有些怕，经娟子这一引，她再也忍不住了。她要拼命!

她扑到王唯一身上，又撕又打又咬又骂：

“你这老不死的!你也有今天哪!……儿呀!你死的屈啊……”

“德强!看，你妈!”杏莉推着德强，惊叫道。

母亲那块坠心的石头已被愤怒的火焰烧化。她抓起沙子石头，狠命地向王唯一打去……

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向台子，打打打!后面的人打着了前面的人，谁也不叫苦，也不在意。德强挤进去，帽子也被打飞了，他也不去捡。他扯住王唯一那只肥大的耳朵，一刀子割下来……  姜永泉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他非常兴奋地看着这些暴怒的人们，就连那些衰弱的老太婆，都在动手打这坏蛋，多么炽烈的复仇火焰!他自己虽没动手，但也觉得一样的解恨。他的感情同人们的交汇在一起，他想让他们多打一会，多解解恨。一看王唯一已昏过去，快被打死了，他才同德松几个把人们劝阻住。

德强用力扶着母亲，杏莉从她怀里接过已吓哭了的嫂子。母亲满脸流着汗，怔怔地瞅瞅儿子，又看看杏莉，长长地舒了口气。

人们在大声地诉着苦。苦啊苦啊!他们的苦楚是诉不完的!辈辈世世的眼泪是流不干的!

姜永泉被愤怒的火焰炙烧着，大步走到台口，代表抗日民主政府，宣布了王唯一的罪状，判处王唯一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啊!人群爆发了!像潮水般地涌上来。德松、玉秋、大海等人，把已吓得不省人事的王唯一架起来，向山根走去。娟子和兰子紧跟在后面。姜永泉和另几个人，用力挡住也要冲上前去的人们。

母亲拥在人群中，身子全不由自主地随着人群的晃动而摇摆。她多么希望看到这个大仇人的死去。她极力跷起脚，睁大眼睛望，可又蓦地惊怔住了，她看到王唯一跪在沙坑旁边，娟子端起枪，哗啦一声推上子弹……啊!母亲的心紧张得快要跳出口腔，一种恐怖的寒流又压倒了她。她是多么不希望枪响啊!

“砰!”枪响了!母亲惊呆了!娟子又重新背上枪。

王唯一那像死了很久而没埋、已经发臭了的癞皮狗一样的尸体，被德松一脚踢进坑里。

……人们平静下来后，按照上级的指示，区政府代表姜永泉宣布：除了留给王唯一的家属够维持生活的财产外，将他的其余财产全部没收，分给贫苦的群众。

接着产生村政府，选举村干部。村长还是当过几年村长、其实一点权力没有的老德顺。这人有五十多岁，是个老实怕事的人，会写写算算，办事有些办法，所以大家还叫他当。

又选出德松当农救会长，负了伤的七子是副村长，玉秋、大海分别当了民兵队长和青救会长。可是一听说组织女人参加妇救会和青妇队，娟子和兰子两个闺女要当会长和队长，人们都轰动起来了。

P37-40

人们习惯于把拙著《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上、下)统称为“三花”，向我索书定要“三花”，认定“三花”是一部不可分割的三部曲；其实并非如此，这三部长篇小说相互之间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都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瓜葛，是独立成书的。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共同点，三部小说都是描写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时代的连贯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结合紧密，书名都有“花”字，又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如此便是“三花”的由来吧!

《苦菜花》是我的处女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不仅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为了这本书的创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酝酿、构思、练习钻研，到一九五五年写成初稿，用去了三年多的我在军队的紧张工作的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同年秋天，我把一大包稿子寄给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并附上一封给该部陈沂部长的信，大意说，我是某部队的一个十九岁的排级干部，共青团员，利用工作之余，写了一本小说稿子，自知水平很低，达不到出版要求，只求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指教……“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很快来了信，称我寄去的稿子和给陈沂部长的信，都已转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及时把意见告诉我……然而，这一等便等了一年多!这怪不得编辑部，因为反胡风引发的肃反运动，文艺界是重灾区，一切正常业务工作都要停下来为政治运动让路。好在一九五六年冬至一九五七年春，我在编辑部的热情支持帮助下，在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前夕，很顺利地完成了修改定稿工作，不然，又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去了。

《苦菜花》初版于一九五八年一月，是解放军文艺社自己编辑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由天津画家张德育作的彩色插图，而之前该社的“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辑的书，都是交给地方的有关出版社出版；之后，为了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全国范围精选一批文学作品出版，我趁机对入选的《苦菜花》作了些枝节性的修饰，并把应约发表过的一篇谈该书创作情况的文章，收作后记，此后出版的各种本子，包括外文译本，都是根据这个版本来的，直到“文革”之前，没有再修订过。“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迫于当时的形势，再版时又做了些删节；随着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好转，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版本，也就是读者现在看到的本子。

《迎春花》的写作过程则简单多了，在处女作出版后激起的热情的推动下，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于一九五九年春写完四十五万字的小说《迎春花》，上海的文学杂志《收获》一期全文登出，新华书店征订要一百万册，因为纸张紧缺，暂时只能印出四十万册。但是，《迎春花》很快就引起了很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该书在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上，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失于色情，有副作用；有些批评者更进一步认为，《苦菜花》也存在这个问题，值得作者警惕!于是，我在有关领导的指示下，对《迎春花》作了局部的修改，篇幅也减少了五万字，于一九六二年再版；“文革”结束不久重新出书时，又对这方面的描写进行了一次修删，以期男女关系的描述更“干净”；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原来就不赞成这种“干净”的同志，反对修改，编辑部便又找出第一版的《迎春花》，要按这个版本重新出书，我也同意了。这次也按初版付梓，相信广大读者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孰对孰非，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当然，事情的进展并不总是天遂入愿一帆风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乍起，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我是早在一九六四年，就被“文艺革命旗手”江青点名批评写了坏小说《迎春花》的作者，而且抗拒她的指示……很快，《苦菜花》和《迎春花》及尚待出世的《山菊花》，便遭到无情地批判，被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调和论、革命战争恐怖的和平主义、爱情至上及有黄色毒素描写的三株大毒草，成为禁书。

世上的事有时是很难预测安危福祸的。《山菊花》的出世过程，即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集稿子脱手，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下集定稿，在这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安危多舛，可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充满戏剧性。在我完成它的上集时，曾明言超不过前“两花”就不要出版的。我所在单位主管文宣的空军政治部王静敏副主任，阅完书稿后，感动得泪下，赞赏有加，批准出版。可是没有多久，随着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气候的升温，国内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也日益浓烈。编辑们最终得出结论，这样的稿子现在不敢出，要出，得修改；而要改掉的，正是最感人的那些部分。我选择了宁不出，也不改，书稿搁在那里。但书虽然没有出，炮制这株大毒草的罪责却一点也没有减轻，将手稿交出去批判，连王静敏主任也逃脱不了干系。我极感悲惨，《苦菜花》、《迎春花》也遭厄运，可它俩总是出生了，发行遍及全国，国外也有翻译，也算风光了好几年；而这个《山菊花》，还没见面于世，便被批判斗争得体无完肤，连“寿”都没有，就和它的“两花”姐姐一起“正寝”了，岂不更加哀哉!然而，出乎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爆发的第二年——一九七二年，我从贵阳空军五七干校返回北京等待“复查”落实政策的日子里，单位里的一位秘书同志告诉我，机关堆放杂物的屋子里，有一包像是稿子的东西，一直没人问津，不知是不是你的……一见到那熟悉的白布旧包裹，我的心颤抖得说不出话来，泪水夺眶而出……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上苍护佑，这部注入我大量心血讴歌胶东人民革命战争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崇高善良的道德操守、坚贞不渝的炽烈情爱的书稿，竟能在无情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造反派的铁掌中逃生?竟能蒙混在乱纸堆里盖着厚厚的尘埃幸存下来?转念一想，这部《山菊花》稿子，当初还幸亏被勒令交出去接受批斗，否则留在我自己家里，全家被扫地出门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谁还会顾及带上这已经惹了祸的“惹祸精”?那样一来，惊恐万状的家人，也会将它付之一炬或扔进垃圾堆的。如此，也就不会有一九七九年上集、一九八二年下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的两个版本的《山菊花》了。这可真应了那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老话。

每个作家的创作道路是不会完全相同的。这是因为，作者为什么要写——创作的动机，写什么——创作的题材，怎么写——创作的方法，都和其本人的生活阅历、个性爱好、立场观点、周围环境密切相关。而这些方面，很难是人人相同的。

像我，本来是个只念过五年小学，十三岁便参加人民解放军的人，怎么会想到搞文艺创作呢?我那么年轻，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就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又是什么特殊的天才使然?这是迄今为止，常常有人寻问的两个问题，甚至还听到过《苦菜花》不是出自我手的妄断流言……

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且能比较早的“少年得志”、“一鸣惊人”，不是年轻幼稚的作者有什么特别的天才，而是我从童年时代开始所处的革命战争环境，我接触过、看到过、听到过、参加过的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和事，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我周围的亲人，村闾邻居，不分男女老少，同仇敌忾，为正义的斗争，献出自己的所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群众，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其英雄的壮举，崇高伟大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我得天独厚地有幸生长在那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耳濡目染的英雄人民的可歌可泣的业绩，为我储存了一个开发不完的高尚品德、优美情感、善良性格、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的宝藏，使我的创作激情和原料，有了用之不竭的旺盛的源泉。为此，我特别热恋我的故乡昆嵛山，爱那里的人民、风俗语言、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爱她的过去和现在。  作家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只有表达了人民的实际生活真情心愿的作品，才是时代脚步的记录，才具有时代精神，才有审美价值和传世的生命力。作家和作品都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我对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如上所述，“三花”的产生，很大原因是有赖于客观的因素，也属作者年轻之作，不足及浅薄甚或谬误之处，可称屡见不鲜；还有，在一些情节的描述上受时代局限，也是在所难免。不过，尚可聊以自慰的，是那份感情是真挚的，是用一颗炽热的心，去爱去恨，那些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而这些，让进入晚年另一个时代的我再来写，恐怕也难办到了。这便是我愿将原汁原味的拙作“三花”，再次献丑于读者的初衷。

以上是我想向关心“三花”的读者交代的一些话，就作为此书新版的前言。

二00六年十一月于青岛三花庐

记得那是我参加人民解放军的第二年——一九五。年春天，我偶然看到一本封皮已被搓烂了的书——《洋铁桶的故事》读着读着，我被这本书里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情节吸引住了。这就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小说。也就是说，到这时我才知道有小说，知道我也熟悉的生活能用来写成一本书。也从此开始，我爱上了小说，爱上了文学。我如饥似渴地读书。成了图书馆的常客，把大部分津贴送到书店里。我常常被书中那些为革命事业而忘我地战斗、工作的英雄人物感动得热泪盈眶，为英雄人物的牺牲心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总要难过好几天。好多书中的英雄们，至现在还栩栩如生地活在我的心间，永远忘不掉。他们对我的生活起着莫大的鼓舞作用。我感激用笔墨描绘、记录下革命英雄的伟大业绩的作家们，更加崇敬以汗水和鲜血创造了属于劳动人民的新社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们。在这种感情的推动下，我要表现自己熟悉的生活的愿望，有了一个更明确的目的：我想表现出共产党怎样领导人民走上了解放的大道；为了革命事业，人民曾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和牺牲；从而使今天的人们重温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学习前辈的革命精神，更加热爱新生活，保卫社会主义的祖国。同时，我还想，我这样做也是对为了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生存和幸福而献出生命的先烈们的献礼。我仿佛闻到了革命战士和烈士们用血汗浇育起来的胜利之花的沁人心脾的清香，使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掉他们所经受的艰难困苦和牺牲啊!

我出生于山东省昆嵛山区的贫苦农家，和其他穷人一样，受着地主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像奴隶一样地苦度生涯。七七事变以后，反动腐朽的国民党政府撂下人民，自己发财逃命，日本侵略者很快打进来。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双重枷锁和压榨，使人民濒于死亡的边缘。一声春雷，共产党领导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拯救垂危的祖国。抗日战争的烽火，在昆嵛山又燃烧起来了!我的家庭在党的教育下，立即投入了革命的浪潮中，我的大姐、哥哥相继参加了革命。母亲也由于儿女的影响，和革命有了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在党的引导下，她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历经无数次斗争的考验，她渐渐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本能的到自觉的，终于成为一个积极的革命者，以她做母亲特有的慈爱胸怀和她那穷苦人的阶级意志，贡献出所有的力量顽强地为革命事业辛勤工作。我从小和母亲形影相依，她的行为，她的眼泪，她的欢笑……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直至现在，我对母亲当时的神态表情，做过的一些事，说过的一些话，还记忆犹新。

当时对敌人的斗争异常尖锐、残酷和复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震撼人心的英雄事迹遍处皆是，有口皆碑。我当时虽然年幼，但是处在那样的时代环境里，生长在被敌人称为共产党的“干部窝”、我党干部谓之“招待所”的家庭中，我接触和交往的干部和八路军战士很多。我们的感情是不能用时间来估计的，有的相识几天，有的甚至刚见面，我就像亲哥哥亲姐姐一样敬爱他们了。我常常偎在干部姐姐和八路军哥哥怀里听胜利消息，同他们一起欢笑；但也有时听到昨天还教我们儿童团唱歌的战士和干部的牺牲情形而痛哭不止……这些平凡朴素又崇高伟大的人民战士的英雄事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光阴虽然过了十多年，但是他们的名字、面貌，我现在还记得很真切，我能真实地详细地讲出很多他们的故事来。这不是我的记忆力好，而是英雄的形象太鲜明了，它牢固地刻印在我的心里。

《苦菜花》这本书，就是以这些真实的生活素材为基础写成的，有部分情节几乎完全是真实情况的写照。作为艺术形象，书中的人物是根据现实生活集中概括而成的，但几乎所有人物都有一定的模特儿为蓝本。我家里的亲人和参加过当时当地斗争的同志看过这书后，都说感到亲切，并能数出不少书中的人物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人某人，哪件事情当时的情况是如何如何的。

有了生活才能谈到创作，对这一点是绝对不能怀疑的，无须赘述。但是要把生活写成文艺作品，还要通过个人的努力学习和刻苦劳动，特别是要依靠组织的指导与帮助。

革命部队是一座陶冶人材的大熔炉，是一所学习内容十分丰富的大学校，它为要求进步的人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我参军那年刚满十四岁，完全小学还没读完。所以我在文化和政治素养方面有一些提高，全是党多年哺育的结果。

我第一次开始练习写作是一九五二年春天。那仅仅是练习，只是把自己亲身经历过和熟知的事情仿照小说的形式一页页记下来。我一气写了好几万字。可是越写越觉得自己水平太低，写得很糟，表达不出想要表现的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貌，故此辍笔了。但是思想上老是放不下，不论睡眠时间或工作之暇，一想起那些动人的事情和人物，心里就激动非常，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然而苦于自己无能，觉得对不起我所熟悉的那些人民英雄，心里很不安宁。至此，我更下定决心努力学习，等将来水平提高了再来写。

一九五三年我从杭州调到南京工作，和几个战友经常谈及写作之事，他们鼓励我继续写下去。我便又开始写，结果写出一篇四五万字的文章，是全以真实材料记述母亲的。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苦菜花》的素坯。在这一时期我也写了其他一些东西，如散文、诗等，都是习作，没想到能够发表。我知道写的不好，即使发表了，对自己和读者都没有好处，同时对生活也是不负责任的。分析和估计了自己的情况之后，我订出了精读书籍和练习写作的计划。在其后的几年业余时间内，我除去’练习写一些短文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特别是加强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毛主席的著作的学习，以打下写作的基础。这期间，我一次次压下我的创作冲动。压抑创作冲动是很不好受的，甚至会感到痛苦。尤其是想到活在我心中的那些为人民牺牲了的英雄们的动人事迹，我就激动得不行，急于挥笔蘸墨……可是转念一想，写不好硬写，就会写糟，也是对不起先烈的，便又冷静下来，进行学习。就是这样，我越压抑我的这种创作冲动，我脑海里的人物就越发活跃，越发鲜明，我也就一天比一天想得更多，想得更深。终于渐渐地在我心里形成了很多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好像我又重温了一次过去的生活经历。对于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那个斗争的年代，我也感受得更强烈，体会得更深刻了。直到一九五五年春天，我再也抑制不住创作的激情，便在执行海防任务的空隙中，面对着南海，把纸夹子放在膝盖上，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了。

初写的时候，计划写十万字左右，但笔不听指挥，第一遍稿竞写了十七八万字。然而还有很多生动的人和事遗漏了。我感到不安，就又写。第二遍稿写下来，已是二十八万字了。可是仍旧感到不满足，觉得没有把想要在这部书中容纳下去的东西都写出来。到北京改了一遍，比原来又几乎多了十万字。

我在写作中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曾经气馁停笔，但是一想起那些为革命不惜流血牺牲的战士，又增加了勇气。尤其是得到了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和宁干同志的许多帮助和指教，才得以最后完成了《苦菜花》的定稿，我在此顺笔向他们致谢。

作为一个被先烈们用生命保卫着成长起来的革命后代，我写出这本书，算作对人民英雄的纪念。它比之于英雄们的光辉业绩来，是逊色万分的。由于我的能力差，知识浅薄，阅历不广，使这本书存在许多缺点甚至错误之处，为此，我深感内疚。这次重排出版这本书，我趁机做了些修改，但仅是枝节和文字上的。这并不是说书已完美无瑕了，如上所述，缺点还很多，只是因为作者的能力有所不及，加之时间有限，有些东西是一时难以弥补的，故此只好作罢。在此谨向读者和关心此书的批评家们致歉。同时，我愿继续努力，以期能在新的作品中，有所提高，做出较好的成绩，献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

冯德英

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