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文字优美耐读，以散文随笔的形式，描写了民国时期最有名的20位诗、词人，如胡适、刘半农、鲁迅、闻一多、艾青，这些民国时期最有分量的人物，通过既有的诗来解读“人”。有的侧重描写诗人自己故事，有的侧重跟诗相关另外故事，但每篇的立脚点还是赏析诗词本身。融趣味、知识、加理解赏析为一体，但不是拼盘，而是浑然一体的。本书是知人论诗，了解了背景就容易理解诗词，包括诗人的故事或者与诗词有关的故事，都是理解这首诗词的钥匙。

张建宏(1954--)湖北襄阳人。浙江理工大学教授、艺术学理论硕士生导师。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著有《现代爱国三诗人一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

胡适
《蝴蝶》
——“我们被蝴蝶领到了春天的菜园”
刘半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教我如何再想他”
鲁迅
《我的失恋》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周作人
《过去的生命》
——“没有了，永远地走过去了!”
郭沫若
《瓶》
——“一个破了的花瓶倒在墓前”
冰心
《繁星》《春水》
——“小诗流行的时代”
湖畔诗社
《湖畔》及其他
——“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
蒋光慈
《哀中国》
——“我不过是一个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
徐志摩
《献词》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闻一多
红烛-红豆篇》
一“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朱湘
《采莲曲》
——“时静，时闻，虚空里袅着歌音”
林徽因
《哭三弟恒》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沈从文
《我喜欢你》
——“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
殷夫
《别了，哥哥》
——“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戴望舒
《雨巷》
——“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
卞之琳
《无题》
——“百转千回都不跟你讲”
臧克家
《春鸟》
——“我也有一串生命的歌”
艾青
《大堰河——我的保姆》
——“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
阿垅
《孤岛》
——“要开做一枝白色花”
穆旦
《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留下了英灵化人树干而滋生”

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冰心……《现代诗歌与民国旧事》则以现代诗歌为切入点，选取民国时期20位诗人和他们的代表诗作，把这些诗作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既是一本通俗好读的现代诗歌读本，又是一部跌宕起伏的现代诗歌发展史。

胡适：《蝴蝶》——“我们被蝴蝶领到了春天的菜园”
新诗诞生于1917年，是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号角。
1917年2月号《新青年》上，胡适发表的《白话诗八首》是中国现代新诗的第一声啼叫。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出版。其《白话诗八首》中的《蝴蝶》在《尝试集》中位列第一编第一首，于是就有了“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之称。
可以说，胡适的两只黄蝴蝶把我们领进了新诗的百花园。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7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大教授。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这是第一篇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
胡适留美时，英美两国正兴起意象派诗歌运动，他从中受到不少启发，从翻译外国诗歌入手，继而试用白话作诗。1920年3月，《尝试集》出版，即是实践其《文学改良刍议》的尝试。
《尝试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其取名，一反陆游“尝试成功自古无”之意，而为“自古成功在尝试”，充分体现了作者敢为天下先的气魄。
《尝试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时期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但因是新旧交替的历史中间物，因而还带有旧诗词的痕迹“未能脱净文言窠臼”“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语）。时人称之为“胡适之体”或“放脚体”。若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其艺术价值远远低于它的文学史价值。因此，史家认为胡适只是中国新诗难能可贵的开拓者，却不能称为中国新诗真正的奠基人。
当然，这并不是胡适一个人的问题，早期白话诗的作者大都有这个问题。如胡适自己所说：“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①早期白话诗人除胡适和周氏兄弟外，还有沈尹默、刘半农、康白情、刘大白、俞平伯等。他们身上大都带有历史的局限性，都或多或少地留有旧诗词的积习。
苛刻地说，以未经加工的现代口语和不成体统的自由诗体，来传达未经浓缩提纯的思想情感，就是对早期白话诗的基本评估。
早期白话诗的不足与它的首倡者胡适有关。出版了《胡适口述自传》的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说：“严格地说来——正如周策纵先生所分析——胡先生不是个第一流的大诗人，因为胡氏没有做大诗人的禀赋。好的诗人应该是情感多于理智的，而胡氏却适得其反。胡先生一生的文章都清通、明白、笃实，长于‘说理’而拙于‘抒情’。”著名诗歌理论家吕进则说：“早期新诗的主要领潮人胡适不具有充分的诗人气质，也不具有充分的诗学家气质。早期新诗自称‘白话诗’，兴奋点只在‘白话’，不大在‘诗’。”①
同时，胡适的诗论也助长了这种风气。例如胡适有以下论诗名言：“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押韵乃是音节上最不重要的一件事，至于平仄，也不重要。”“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诸如此类的诗论固然对新诗打破束缚、自由抒写有拓荒之功，但若依此去指导新诗创作，却是只见“白话”不见“诗”。
胡适的新诗尝试是与其倡导白话文运动分不开的，是用现代的语言表达现代人思想情感的努力。从这一意义上讲，胡适功不可没。其从形式人手的起步是正确的，为新诗革命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但胡适的变革意义仅限于此。在诗歌语体变革的问题上，胡适更着重于白话诗的“白”，而忽略了白话诗作为“诗”的本质规定性，忽略了诗歌中使用语言的独特方式。用中国传统诗论的说法，即没有运用“诗家语”。西方著名美学家桑塔耶纳对诗歌的定义是：“诗歌是一种方法与涵义有同样意义的语言；诗歌是一种为了语言，为了语言自身的美的语言。”①早期白话诗大多不是“美的语言”。
早期白话诗运动中的许多诗歌，语言是现代的，但不一定是“诗”的。这造成了“非诗化”和“反诗化”的倾向愈演愈烈。随着新诗逐渐站稳脚跟，一些散漫的自由体诗逐渐表现出散乱无章、无节制地感兴泛滥、散文化、诗味稀薄冲淡、忽视诗歌特性的自然流露等种种非诗化倾向，影响了新诗的艺术力量。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