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7月，陈炯明作为“最优等”的毕业生，走出了法政学堂。次年，他登上了政坛。
陈炯明在法政学堂学习期间，立宪锣鼓已擂得震天价响。他踏出校门时，恰值各地开始呈递国会请愿书，清廷亦被迫公布国会召集办法、颁布宪法大纲及议员选举各纲要，以九年为期，实则是企图用旷日持久的预备立宪，缓和清朝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矛盾，遏制革命危机的发展，以达到皇位永固的目的。在预备立宪的“清单”中，清王朝把实施地方自治列为必办之事，并于次年公布了《城镇乡自治章程》，令饬各省督抚“饬各属地方官选择正绅，按照此次所定章程，将城镇乡自治事宜，迅即筹办”。其实，这不是让人民自治，而是企图加强“官治”及其操纵下的“绅治”来抵制日益疾呼的“民治”要求。
但是，这种“绅治”却也适应了陈炯明等对清廷的幻想和企图借此改造社会、跻身仕途的夙愿。他在法政学堂毕业后回到海丰不久，即筹办《海丰自治报》。1909年4月19日，这家海丰县历史上第一家报纸正式问世，陈炯明白任主笔，钟景棠、马育航等分任撰述。这家报纸我们已不得而睹，据点滴记载称：该报每遇盗劫案发生， “常以‘不均产之害’为标题。”①根据情理判断，该报肯定宣传了提高绅商权利、实行地方自治的主张，但由于陈炯明出身于衰落中的绅商家庭，对下层社会的困苦有所了解和体验，因而对社会病源有所关心。
这时或稍前一些时候，在广东发生的广东学界反对英国侵略、抗议清政府出卖西江缉捕权的斗争；粤商自治会所发起的反对“二辰丸”事件和抵制日货运动；革命党人赵声、朱执信等在广州所开展的一系列反清起义活动，都在不断揭露清王朝的卖国专制面孔，显示着民主革命浪潮的汹涌而来。无疑，这对陈炯明之靠近革命有不断的促动。
据邹鲁回忆，当时在法政学堂的，“教员中只有朱执信先生，同学中只有陈炯明是同志，因此我三人暗中往来甚密”。①可见，陈炯明当时虽未加入同盟会，但已和革命党人有交往。不过，立宪改革、仕途奔竞，仍对他有较强的诱惑力。1907年底，广东成立了以商人为基础的粤商自治会和以士绅为主体的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1909年2月，广东成立了广东咨议局筹办处，着手进行咨议员选举，陈炯明于3月奉委为海丰县司选员。这是一次奉旨装点门面的选举骗局，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种名义限制下，被剥夺了选举权，广东全省人册的选民，仅约占总人口的0．43％。②选举中行贿、作弊，甚至动武抢选票等等丑闻，层出不穷。当选的94名议员，无一不是任过京官或地方官，或出身于举贡生员。真正资产阶级出身的一个也没有。尽管如此，广东咨议局主要地仍为主张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新式士绅所组成。陈炯明对此次选举颇有兴致。他有秀才资格，又进过师范和法政学堂。而负责筹备这次选举的议绅、调查员、司选员，多为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成员，或出自法政学堂、广州府自治研究所。在海丰，又有陈炯光父之资助和马育航等之奔走，所以陈炯明得缘时会，当选为咨议局议员，并被该局议长委为常驻议员，协议办理局中事务，成为广东咨议局议员研究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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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和《中山先生的世界观》(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丛书之一，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同时出版，了却了我二十余年的心愿，也是向长期关心和帮助我的良师益友的应有交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撰著《孙中山》和参与编辑《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过程中，深感孙中山研究中仍存在不少难点疑点。其中两大问题更是萦绕于心：一个是，孙中山和世界、特别是孙和日本的关系；另一个是，孙中山和周围人物，特别是孙和陈炯明的关系。从那时起，我就在国内外许多同行的帮助下，围绕着这两个项目，先后参与编辑出版了有关的文集、年谱长编、史事编年、辞典，并撰写了一些论著。由于这两者都涉及面广，且历有争议，这些年来，不少学者不断挖掘出新资料，提出新观点，把这两项研究继续向前推进，争议点亦日益凸出。究竟该如何择别取舍、取长补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展现历史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似仍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于年届八旬、理宜告别史坛之际，不揣粗陋，成此二书，意在抒发最终心得，望续收抛砖引玉之效。
对于我们来说，本书之成，确有一个集思过程。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接受了河南人民出版社中华民国史丛书编委会的委托，撰写出版了《陈炯明的一生》。我们虽力图乘“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的东风，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拘于旧说，用史实来构筑一个较真实的陈炯明。但毕竟成书时间仓卒，而有关陈炯明的资料，又十分欠缺，散存于报刊档案的零星记述，一时难以蔸集整理使用；加之旧的思想桎梏，一时也难全部挣脱。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不足，特别是仍留存着某些传统思路。九十年代后，史学界对陈炯明的研究日形活跃，新的资料和观点不断推出。这些，促动我们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反思，亟图亡羊补牢，特别是须广泛搜集和整理资料，为进一步研究陈炯明创造条件。故于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相继编辑出版了《陈炯明集》及其增订本、《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历有争议的陈炯明》；并发表了一些具有反思性、试图开拓新思路的文章，作为引玉之砖。而且，希望写出一本能吸纳新研究成果、又能体现我们现时研究心得的陈炯明评传。于今虽仍不敢说准备充分，但我已届暮年，有如骨鲠在喉，如不吐出，将会死而有憾。故鼓其余勇，竭其余力，直抒胸臆，终成此书。赞否褒贬，则非所计。区区微悃，尚希鉴谅。
鉴于我们此前的著作，已对陈炯明的生平事迹有所论述，而近年对陈炯明的评论则多有分歧，为推进这一方兴未艾的讨论，本书以“评”为主，尤以存在颇多争议的问题为“评”的重点。多有共识的人物阅历和事件原委仅作必要交代，不多铺述。而对有争议的问题，亦视问题内涵和个人研究所获而有繁有简，布局未求均衡。“评”的原则，力图求真务实，“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国学大师陈寅恪语)，还陈炯明之真相。为此，我们竭多年之力菟集和编辑出版几部有关资料，现在我们又尽可能把所掌握的史料，通过考证择取我们认为可信的史实作为论证依据。
陈炯明(1878年-1933年)，字竞存，广东海丰人。中华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领袖，毕生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致力于以和平协商的方式统一中国，与孙中山奉行的中央集权、不惜以武力征战谋求统一中国的政治纲领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反目成仇，为国共两党均不受欢迎的争议人物。下野后退居香港，协助海外最大的华侨社团组织‘洪门’转型为中国致公党，并首任该党总理。后病卒于香港，翌年迁葬广东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颇有建树。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因广东现实的困难，反对孙中山不切实际的北伐革命。本书用史实来构筑一个较真实的陈炯明。
陈炯明曾多年活跃于广东政坛，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而又历有争议的重要人物。至今，当人们对以往历史疑团更注意重新审视、研判之际，对陈炯明及其和孙中山关系的研究更饶有兴趣，自由讨论方兴未艾。本书用史实来构筑一个较真实的陈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