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佩杜萨，距离非洲大陆比距离意大利本土更近的岛屿，成为无数非洲难民进入欧洲的中转站。孤注一掷的人们选择用最卑微、凶险的偷渡方式，远离故土的战乱和伤痛。原本作为希望之路的海洋，却往往成为其命运翻覆的地狱。器官买卖、奸淫掳掠、暴虐的蛇头、频发的海难……
皮埃罗·巴尔托洛，一个贫苦的兰佩杜萨渔民的儿子，1991年毅然回到家乡，开设了岛上第一间诊所，从未想象过自己的诊所会成为难民危机前线的一处战壕。无数次的紧急救治、检查、驰援、验尸……对于巴尔托洛和其他兰佩杜萨人来说，把任何一个人留在海上听任命运摆布，是不可接受的。
巴尔托洛医生以外科手术刀一样精准、犀利的文字，呈现了一段段破碎的人生，还有永远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这份个人的记录尖锐地叩问文明和身份的边界，让我们追问这些悲剧因何而生，对他人的苦难日益麻木的社会和头脑又如何面对人类制造的终极苦难。

皮埃罗·巴尔托洛，出生于兰佩杜萨岛一个贫穷的渔民家庭。1991年，在获得医生执照后返回兰佩杜萨岛，开设了岛上的第一家诊所。从那时起，巴尔托洛医生和同事、当地人一起，救治、援助了三十余万来自利比亚、叙利亚、加纳、厄立特里亚等国的难民。2016年，获第一届德法人权奖。2019年，当选欧洲议会议员。吉安弗兰科·罗西导演以其经历改编的纪录片《海上火焰》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提名、第66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29届欧洲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我们的海
红色小鞋
永远不会习惯
灵魂的伤口
小亚努阿尔的智慧
抽签决定的命运
最后的选择
得救的骄傲
回到兰佩杜萨
一位镇长懂得而“大人物”不懂的事情
“自食其果”
无法安定的奥马尔
人类的残忍
家的气息
船之墓
波涛的善意
淡季来客
最好的礼物
巨人的手臂
“正经人”
问题是人，不是神
“恶草活千年”
大眼睛的法芙尔
逃难的女人
2013年10月3日
同一片大海的孩子

在兰佩杜萨生活并不容易。这片小小海滩从非洲大陆上脱落，向着欧洲迁移，仿佛是自愿成为两者之间桥梁的象征。它的命运已被奇特的地理条件写就，这命运不仅支配着这片土地，更支配着定居其上的人们。
把任何人留在海上听任波浪摆布，无论这人是谁，都是不可接受的，连想都不能想。这就是海上的规则，谁也不能违背。

皮埃罗·巴尔托洛医生的
文字能让你从字里行间感
受到他所经历的一切、他
身上发生的一切如此打动
人心，他的文字也让我们
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悲剧
，以及真正的救助应该为
何。
——吉安弗兰科·罗西（
《海上火焰》导演）

我们的海
海水冰凉，寒气入骨。我没法弄走小船里的水。我跳来跳去，始终无济于事，用尽了身手和力气，船里仍是满的。接着我掉了下去。
如此突然，我甚至还什么都没意识到。我害怕了。深夜时分，天很冷，十六岁少年的粗心大意让我忘了顾及危险。我本来不能也不该落海的。现在我感觉自己要死了。
大船上的人在睡觉，舵手好像根本没有发现系在后面的小船上已经空无一人。我很害怕。我们离兰佩杜萨四十英里，如果没能马上引起注意，他们会把我丢在这儿，那样就什么都完了。直到抵达码头他们才会发现我不见了。我不想这样死掉，我才十六岁。我恐惧万分。 恐慌攫住了我，我开始用喉咙里最后一口气大喊大叫，一边拼命浮起来不让自己被大海拖向海底。这片大海给了我们衣食，也可能决意永远抛弃我们，化身残暴的怪物，毫无怜悯之心。“爸！”我喊道，内心越来越焦急，“爸！”我喊个不停。他就在舵旁，却没有听见。我要完了，我心想，但还是继续呼叫着。随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回过头来发觉了我，发觉了我高举的手臂和哭喊到嘶哑的声音，于是他回来救我了。
父亲把水手们喊醒。肯尼迪号的甲板上一片忙乱。海面波涛起伏，要把我拉上去并不容易，但他们最后还是做到了。我得救了。发冷，身体不适，呕着盐水，哭得像个绝望的小孩子。父亲紧紧搂着我，尽可能让我温暖起来。我们乘着空船回到家，捕鱼一无所获，却保住了一条人命。我的命。
后来的许多天，在我家那简陋的渔民小屋里，我一直没有开口说话。我以前可是从没闭上过嘴的。我这个从未安静过的人，现在却一动也动不了。从我的嘴里发不出一点声音。生命中第一次我明白了和死亡觌面对视的滋味。然而我无从知道的是，不仅那个夜晚将永远印在我的脑海，我的一生也终将打上大海的印记，大海会一次次送回尸体和活人，而救下活人，或者最后触摸尸体的正是我自己。每当在码头上看到一个男人、女人或者小孩浑身被冰凉的海水湿透，眼睛里满是恐惧，我都会记起当时的事。
那一夜的噩梦还在不时重现，只是二十五年来，当年可怕的往事之上又增添了新的、更具毁灭性的记忆，不幸的是，这样的记忆恐怕还会越来越多。
踏上漫长的渡海旅程之前做一碗热腾腾的面——这是阿米娜和其他一些妇女的想法，于是她们用水管把燃气罐和一个临时搭起的炉子接了起来。逆燃引起的火灾让她们无路可逃。这些人全身百分之九十都被烧伤，惨状令人不忍坐视，但利比亚的蛇头们毫无恻隐之心。他们将这些女人强行抬上一艘皮艇，她们在这种条件下渡海，在漂流中饱受刀割般的疼痛折磨，直到财政卫队赶到施援。
救援人员甚至不知要如何去碰她们、如何把她们抬上巡逻艇的甲板才能不给她们造成新的痛苦。然而她们没有人抱怨、喊叫或者哭出声一次，哪怕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被军人们抬上码头的时候。
这简直难以置信。我眼前的景象如此骇人，我都不知道救治该从哪里开始。这已经是我经历的不知道多少次的挑战，因为每一条船抵达的时候你都无从预料会遇到什么，无从知晓在种种你并没有学过的技能之中，是哪一种将要派上用场。
她们一共有二十三人，有一个刚满十九岁的没能活下来。年纪最小的只有两岁，全身烧伤，粘在担架上的皮肤被撕掉，血淋淋的肉暴露出来。必须立刻送她们转院，去巴勒莫、卡塔尼亚：她们必须到有足够条件的医院去治疗，兰佩杜萨这里做不了什么。这是与时间的赛跑，靠着来往穿梭的直升机，一趟又一趟。最后一个人终于登机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呼吸恢复正常。这一次也成功了，至少成功了一部分。
过了几天，我在兰佩杜萨的主干道罗马路上散步，仍然想着之前发生的事。一位社会工作者拦住了我，对我讲起和那二十三个女人一起下船的唯一男性，此人现在就住在难民接待中心。我记了起来，这个人我也检查过，状态良好，带着一个小孩。我以为那是他的儿子，结果她告诉我不是。那孩子是一位烧伤姑娘的，如今已经过了好几天，他仍在想办法通过官方渠道弄明白孩子的母亲是谁。
我坐上车一路开到接待中心，急得要命。时间已经不容浪费。危险在于，万一那位妈妈已经出院，被送到别的什么地方，我们就再不可能帮她与孩子团聚了。大家连对这孩子的名字都一无所知，于是管他叫朱利奥。
我找到那名当时抱着她下船的男子，请他为我描述一下朱利奥的母亲的样子。她是在巴勒莫住院的几个女人之一。我们立刻动用了必要的渠道促成母子团聚，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又在一起了，她和伊万。这才是他真正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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