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融合了回忆录与评论集的优秀著作中，詹姆斯·伍德就小说与生活的关联书写了一堂大师课。他论证说，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小说在描述我们的生活形态、从死亡与历史遗忘中拯救那些生活的肌质方面有着独到的能力。在这里，阅读的行为被理解为最神圣和最个人化的行为，书里对几部个别的作品有精彩的讨论——包括契诃夫的短篇故事《吻》、W.G.塞巴尔德的《异乡人》和菲兹杰拉德的《蓝花》。伍德透露了他本人与书写文字的亲密关系：我们看到一个来自乡间的男孩的成长历程，他在浓厚的基督教背景中长大，童年时代的阅读带给他隐秘的喜悦，他在阅读与亵渎宗教、文学与音乐之间建立起联系。本书最后一部分在流亡与无家可归的语境下讨论小说。《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不是简单的一本由我们公认的最优秀的在世批评家所著的简短、论证严密的书——它还是一段令人心潮澎湃的个人叙述，反思并体现了读者与作者（还有批评家）之间富有成效的共谋，并邀请我们重新思考对我们阅读与创作小说而言至关重要的一切事物。

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1965—），英国批评家、散文家、小说家，曾任《卫报》首席文学批评家、《新共和》资深编辑，现为《纽约客》专栏作家、哈佛大学文学教授，著有《断脉》（1999）、《忤逆上帝之书》（2004）、《不负责任的自我》（2004）、《小说机杼》（2009）、《私货》（2013）、《最接近生活的事物》（2015）。

第一章 为什么？
第二章 严肃的观察
第三章 物尽其用
第四章 世俗的无家可归
致谢
注释

伍德的头脑就像是装满了保存多年的文学宝藏的仓库。但伍德守卫的并非只有美学价值，他告诉我们，书籍也应该是保存人类情感的保险箱。对菲茨杰拉德、契诃夫、德·昆西及其他人进行了他标志性的敏感细读之后，《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再一次为那些被可能被质疑为过时的文学作品发出了强有力的辩护声明。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我素未谋面的人的追悼会。他是我一位朋友的弟弟，突然撒手人寰，留下一堆身后事，还有一个寡妇和两个年幼的女儿。追悼会上摆了一张他的照片，下面写着生卒年（1968-2012）。照片上的他看上去出奇地年轻，焕发着生命的活力——他在耀眼的阳光下略微眯缝着眼，淡淡地笑着，仿佛他快要明白别人说的笑话的笑点在哪里了。说来痛心，他的离世是他短短一生中显著又英勇的事实，余下的不过是平日里普普通通的欢乐点滴，有好几个发言者的话能佐证。那时的他，正从小船上一跃而起，跳入缅因河中；那时的他，还是个孩子，与两个表兄弟一起调皮地从小木屋的窗户向外尿尿；那时的他，住在意大利，用跟人调情来学意大利语；那时的他，正说着一个很有趣的笑话；那时的他，是位充满热情与活力的朋友，只要他在场，整个房间就充满了笑声。最后的追思仪式一般都是如此，发言者们拼命地想要扩充并抓住逝者一生中那些美好又平淡的瞬间，填满从1968年到2012年之间的每一个日子，这样我们离开教堂时想起的就不再是他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而是其间永恒的时刻。
能够纵览某个人从出生到去世的整个人生，这种好机会不可多得，但在某些方面也让人别扭，因为这样的检视显得专横霸道，过于冒失。我们的悲伤并不能使我们有足够的权利篡取即临开端和结局的神力。这样的全能全知让我们不自在。对于自己的一生，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对于别人的一生，我们通常也不去妄求这种能力。
但是，如果这种纵观生命整个过程的能力如上帝一般，那么它同样包含着反抗上帝的苗头在内：一个人的人生一旦走完，走到了终点，仿佛压扁在日记本的一页页里，它就开始变小，开始收缩。它只是一个个体的人生而已，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跟其他人的人生一样任意，他们不过是暂时的租客，很快就将籍籍无名；我们惊恐地明白，这样的人生过不了几代就会被彻底遗忘，一如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在假扮上帝的同时，也跟上帝作对，重重地扔下命运的脚本，拒绝戏剧演出的台词，为存在的无意义和转瞬即逝而震惊。死亡孕育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然后又吞噬了所有的答案。并且奇妙的是，这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在小时候意识到生命会被夺走后说的那个词，它在我们整个人生中出现时，其深奥程度、语气和模式其实并没有改变。它是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不管是六十岁，还是六岁，我们都带着同样的茫然、悲伤、愤怒和恐惧在问——人为什么会死？既然会死，那为什么要活？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布朗肖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说得很好，他用夸张的笔调传达出领悟生死后的惊退：“每个人都会死，但每个人又都活着，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是死者。” “为什么？”这个问题是对死亡的拒绝接受，因此是个神正论的问题；在神学和玄学的漫长历史中，这个问题已经被神正论解答了——或者说，回应了——神正论是关于用一个天启的、仁慈的、强大的神灵观念来调和生命的痛苦与虚无的一种正式说法。神正论有时妙不可言，有时又阴郁消极，有时必不可少，有时壮阔宏伟，有时却平凡庸腐。有许多种方法可以把神学称义[]那颗螺纹已被磨平的螺钉扭来转去，从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辩护，到诺斯替教的异端邪说，从上帝对约伯的霸气欺凌（安静点，知晓我不可说的能力），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领悟：除了通过耶稣的爱——具体表现为阿辽沙亲吻他的兄弟，以及佐西马长老的圣洁[2]——此外没有可以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