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歧视的阶层
研究历史人物，首先必须深入了解其生活的时代背景。这是科学分析一个历史人物之所以能够作出杰出贡献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正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前提。了解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对研究其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研究桑弘羊当然也不例外。
根据众多史书的记载，桑弘羊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是在汉初景帝末年。
由于“汉因秦制”，秦王朝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刘邦取得政权后也颁布了贱商之令，摆出一副抑商的姿态。但这只是偏重于从政治上贬低商人，而未从经济上限制商业；只是偏重于抑制投机商人和身份低下的中小商人，而对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的富商大贾并未采取什么行动。这种自相矛盾、很不彻底的政策，想阻拦商业资本的发展当然是无力的，也是无效的。
汉高祖刘邦初即位就表示要压抑商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在战争中吃足了投机商人的苦头，奸商贪贾是不会舍弃任何一个能够发财致富的机会。正如《史记》所说：“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白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同样毛色的马驾车），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平民）无盖藏。……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贮滞）市物，物踊腾跃，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米价上涨百倍（按大石计，谷每石三十钱至八十钱，粗米每石五十钱至一百三十三钱，平均按一百钱计算，即上涨百倍），马价上涨五十倍（《史记。货殖列传》五十匹马卖一百二十万钱，每匹二万四千钱；又《居延汉简》马一匹五千至万钱，可能后来边地马较便宜）。商人们乘战争和灾荒之机（有一年关中大饥荒，人相食，死去大半），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使物资缺之又缺，物价涨而又涨，人民饿死无数。汉高祖对之十分恼火，认为商人这样做对新王朝已有所不利，需加以约束。为此，在“天下已平”，即在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三月，刘邦当上皇帝后的第二年，他就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并规定对商人算赋加倍，“重租税以困辱之”。贾人还被规定不得操兵器，本人及其子孙不得“仕宦为吏”（指做官府的僚属，当然更不能做官）；商人买饥民子女为奴婢的，要无偿释放。刘邦施行这些法令，企图贬低商人的政治地位，造成一种贱视商人的社会风气，以达到所谓“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的目的。在这一阶段，汉高祖对商人的活动是处处加以提防，甚至怀疑相国萧何也“多受贾人财物”。而替他们说话。总之，刘邦嫌恶商人并不亚于嫌恶儒生。
尽管刘邦嫌恶商人、贬低商人，但商人的势力增长却很快，买卖仍能做得很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刘邦改变了秦时对主要经济事业的干涉政策，铸钱、制盐、冶铁，都准许私人经营，封建国家并不加以控制（只有个别封国如吴国、齐国仍实行盐铁官营，但也有的封国，如齐国，仍是官营与私营并行，实行公私分利）。在大的方面并没有抑制商人。
史载汉高祖“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秦半两钱被销毁，由官府铸造重只及旧钱四分之一的三铢钱，当半两钱使用，以此为充裕财政、筹措军费的办法。但这也竟与民共之，允许私人自由铸造钱币。刚开始私人铸的钱还能重三铢，后来越铸越小，最小不过是一铢的“榆荚钱”。荚钱太轻，铸造太易，这就让商人大量铸钱，投机倒把高抬价钱，更易得售其奸。秦时统一的币制又告紊乱不堪，物价狂涨同货币减重也有很大关系，在通货膨胀之下，平价、限价都是空话。
秦时盐铁官营，六国的大盐铁商被逼迁到南阳、临邛，等于充军。西汉代秦后，虽然在土地国有制条件下，山泽之利仍归皇帝或诸侯享有，但一般不像秦时那样由国家直接经营，而是假手于商人。商人只须交纳租税，就可取得经营权，占去山泽之利的大部分。而盐铁，就是山泽之利下放给私人的最主要的两项，其允许自由生产、自由运销，也是从汉高祖时开始的。
刘邦之所以出让铸钱、冶铁、煮盐三大利，在当时可能是迫于形势，为了收揽人心，争取过去六国时曾占山泽工商之利的那部分反秦反项的政治势力对自己的支持。开铸钱之禁，“弛山泽之禁”，是作为“约法省禁”、废除苛繁的为人反对的秦法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经济上可能也有利用私营工商业的生产能力和经营积极性，以开发山泽资源增加社会产品的意图。本来，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已足以使商人得到较好的发展机会，而铸钱、盐铁开放私营，客观上更给商业资本的茁长提供了沃土肥壤。
刘邦这样做，固然有客观原因，但单从以压低社会地位、限制生活享受来对付商人，究非治本之宜，不能算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不穿绸，不骑马，不坐车，不做吏，只是治了那些有市籍的出身低贱的贾人一一主要是坐市列贩卖的中小商人，其中也不乏由经商中赚了些钱的。他们的祖辈是旧时代商业奴隶的孑遗，在秦始皇时同“亡人、赘婿”以及“吏之有罪者”并提，被列为谪戍的对象。汉初这种法令加重了贱视商人的风气，更使他们在政治上抬不起头来。至于那些“身不在市列之内、名不挂市籍之上”的富商大贾，则依然逍遥法外。他们在擅工商山泽之利中养肥自己后，还是能穿绸、骑马，还是有大量的僮仆、佣客为其奔走，其经济势力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形式上矛头指向高资富家的唯一措施，是徒六国之后和豪杰之家居关中，但这从政治上加以监视的意思更多，富豪们“利其田宅”，运其筹策，在经济上并未受到如秦时那样的打击。“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其后人田啬、田兰很富，“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他们仍然趾高气扬，没有一点“生事已落、气焰沮丧”的样子。汉初贱商令抑小不抑大的倾向性是很显然的。
其实，汉高祖的贱商令，除了对奸商的投机进行了报复以外，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抑制中小商人确也是他真正的目的之一。因为中小商人中有不少人是由农民弃农经商转化而来的。农民离开农业去当商贩是很容易的事，“师师相效”，安心种田的人少了，这会使国家减少粮食的来源和诚朴易驯的统治对象（农民比商贾易治），对封建国家不利。尤其在汉初农村凋敝、农业劳动力锐减，亟待设法恢复生产之时，更不能让这种自发的逐末之风滋长。农民的逐末必先自中小商人始。国家给商人，主要给其前身往往是农民的中小商人以这样或那样的限制，贬低其社会地位，用意正是为重农，使农民有劝耕之心而少向市场奔去。在这一点上汉高祖的贱商令尚有一定的政策意义，还算是“承秦制”，保留了法家“崇本抑末”的传统（这个“本”字也包括作为家庭副、业的农妇的纺织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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