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套权威的“世界古典名著丛书”，选收了特罗洛普的长篇小说二十余种，这一特殊的荣誉至今还没有第二个小说家能够享受到。但是，尽管很多人在研究他，但人们对他的创作思想似乎还没有一致的认识和结论，有的西方批评家索性承认特罗洛普是一个不容易解开的谜。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特罗洛普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他那个时代的广阔的英国社会。他从来不追求离奇的手法来表现他所熟悉的生活，但他的作品引人人胜，这使他的作品既受读者欢迎，又受批评家的重视。英国著名学者戈登·雷在六十年代曾这样评论过他：“一位伟大的、真实的、多才的艺术家，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同时代人都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价值。他留下来的具有永久价值的小说，比任何其他英国小说家所留下的数量都要多。”本书精选了他的中短篇小说数部。

本书是《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之一。本丛书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的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组成。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本书是特罗洛普的中短篇小说精选，包括《凯瑟琳·卡迈克尔 》《巴拿马之旅》《归家》《马尤郡科纳堡的奥康纳一家》《艾伦·特罗》等。

凯瑟琳·卡迈克尔 

玛丽·格雷斯利

巴拿马之旅

归家

马尤郡科纳堡的奥康纳一家

约翰牛在瓜达尔基维尔河

艾伦·特罗

博舍妈妈

葡萄干点心酒店

任性的卡琴

艾丽斯·达格代尔

劳内伊夫人

约翰·卡迈克尔和凯瑟琳，显然毫不掩饰地相爱，但从未吐露过半个爱字。他们俩差不多同岁，说起来，姑娘似乎还大一点。他们俩渐渐相好，超出了一般朋友的感情。在那些凄惨的日子，眼看着她父亲纵酒致死，她的兄弟也常常走那条邪路时，凯瑟琳非常需要朋友的帮助。他一直对她很好，始终不喝酒，一个劲干活，要是她遇上困难，他才能帮得上忙。她也信任他，求他照顾男孩子，也帮着她照顾女孩子。她为人行事，怎么夸也不过分；他也一样——为了她，以她作榜样。她当然爱他，因为他不愿意先开口，她当然也没有说出口。

她父亲一死，家庭离散。大卡迈克尔来了，什么事都由他一手包办。谁都知道他这个人冷酷无情，但他还是为他们花了一点钱，他们家变卖那点东西所凑的钱不够，他补上了。这也由他处理，那也由他安排，有些人在有钱花的时候处理事情就是这样。她可能到山那边去做瓦里瓦的主妇这件事，是一点一点——虽然并不很慢，但还是逐渐地——告诉凯瑟琳的。他简直就没有跟她谈情说爱。

“你还不如跟我回家，凯特，我先送个信回去，我们经过克赖斯特彻奇的时候，就把咱的事办了。”

在他像这样明白地告诉她时，她确实已经知道他的主意了。她哥哥跟她谈过这事。因此她听到这话，既不感到意外，也没有畏缩，马上就说不行。

凯特和约翰的亲密关系，自彼得·卡迈克尔一登场，似乎就告结束。这两个关系疏远的男人，没有再次发生争吵。兄长自然要宽厚一点，还向他的老弟说过还是回瓦里瓦上算之类的话。可是约翰在他面前感到压抑，对凯特今后的生活也的确拿不出主意。凯特也没有向他说一个字。最初当着她的面暗示这次提出的婚事时，她当然不敢看他，不过她能觉察出他也没有看她。她就是不看也看得见。她没有吃惊，也没有改变脸色，甚至移动一下脚。他没有表示同意，但她告诉自己，他不吭声，就表示同意。不必问了，即使有可能，也不必了。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彼得·卡迈克尔人还算正直，不过粗鄙，毫无感情。他提到这次所做的安排时，就好像提到买进一批羊似的，然而，并没忘记指出这一点，这笔买卖，他就算白赔本，几乎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当老婆，凯瑟琳也许在家务事上还有点用处。但他并不认为他应该真正为了娶老婆而娶老婆操心。不过这倒也行。他们可以在经过克赖斯特彻奇时结婚，然后舒舒服服安个家。她的兄弟也没表示反对，约翰对这事似乎也不关心。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了。既然没有人关心她，凯瑟琳还在乎什么呢?

彼得·卡迈克尔勤劳刻苦，很有钱。不过，据说他心狠手辣——为人刻薄，固执，只爱他的钱。在他还没有到霍基蒂卡时，约翰和凯瑟琳没少谈他——那时他根本没有到这儿来的可能性。“人倒正直，”约翰说，“不过，对人太厉害，我觉得，只要是人就没法跟他相处。”但是，在安排要把她带走，跟这个人，而不是别人，过一辈子的时候，她梦寐以求的这个年轻人，竟无话可说!关于她将来的家怎么样，她连问都不屑于问一声。这有什么关系?她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因为没法马上于掉她，把她埋了。谁也不要她。她只是一个负担。她还不如让人带到瓦里瓦，死在哪儿都一样——因此，她就去了。

他们翻过大山到克赖斯特彻奇，走了两天两夜，于是在那儿结了婚，那天碰巧是圣诞节——之所以在圣诞节，是因为他们在赶路时，正是在那天，而不是别的日子在那个市镇上过的。又走了两天两夜，快到坎特伯里省南部边界了；他们在克赖斯特彻奇那天，只不过结为夫妇，继续南行时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他们一路上过了一条大河又一条大河，当时凯特觉得，要是让河水淹死，那才好啊。可是河水又不肯帮她解脱她生活上这一重负。因此她又继续赶路，到了瓦里瓦的新家。

凯瑟琳·卡迈克尔，现在应当这样称呼她了，已充分发育，出落得年轻漂亮，尽管从小备尝辛苦，仍显示出世家出身的一些影响。她对比她周围更好的境况的了解来自她母亲。为别人做点事，然后，如果可能，也为自己做点事——她最关心的就是这些。至于生活中的种种娱乐，消遣，赏心乐事，与她根本无缘。百无聊赖，看一小时书，一边想人非非，她从未享过这种清福；手里随便拿点什么女人的活儿干干，消消停停打发时间，这也不是她过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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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出身于伦敦一个律师家庭。他幼年时家境尚好，但父亲是一个不大务实的人；他的治家措施屡遭失败时，他怂恿妻子到美国去做生意。特罗洛普的母亲在美国做了一笔蚀本生意。不久，他父亲的律师业务开始走下坡路，以至最后一家人的生活丧失了基本的保障。他母亲是个坚强而乐观的女人，回英国后把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写成通俗读物，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基本上依赖于他母亲手中的一支笔。

特罗洛普十岁时到温彻特读书，在学校里因家境贫寒颇受学生和老师的歧视。毕业后，他没有考上大学，由母亲托人在伦敦邮政总局为他谋得一个职员位置。这差事他干了七年，是他一生中最倒霉最阴沉的时期。上司看不起他，同事看不惯他。他因负债还吃过两次官司。此时他的家庭已完全陷入贫困之中，两个兄妹先后被贫困夺走了生命。

二十六岁时，他被派往当时的英国殖民地爱尔兰从事邮政事务。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在经济收入有了保证、生活相对稳定时，他开始写小说了。但是，他的文学写作生涯一开始是十分艰难的，最初写的三部小说，一百多万字均告失败，直到《养老院院长》一书出版，他才获得成功。这时他已三十七岁，在文学写作这条道路上整整奋斗了十年。此后，他每年都有一至二部新小说问世，到他去世，一共写了四十七部长篇小说，五十多部中短篇小说，此外还有传记、游记；创作量之大，令人折服；英国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的《英语伟大小说家》一书称他是“维多利亚时期伟大小说家中最多产的”，他对此是当之无愧的。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六部一组的“巴赛特郡”小说和政治议会小说。前一组包括《养老院院长》(1855)、《巴彻斯特钟楼》(1857)、《索恩医生》(1858)、《弗雷姆利教区》(1861)、《阿林顿的小庄院》(1864)和《巴赛特的最后纪事》(1867)。后一组小说有：《你能原谅她吗?》(1864)、《费尼斯·芬》(1867)、《尤丝塔斯的钻石》(1870)、《费尼斯回来了》(1871)、《首相》(1874)和《勋爵的子女们》(1876)。

特罗洛普去世后，他的名声曾一度跌落，到本世纪初才有回升。特罗洛普的起落有多种原因，除了因他的创作量太大，引起当时的批评家们对他的“匠气”之嫌外，主要的原因恐怕是英国文学发展的一些自身规律和当时英国社会的各种变化。随着对特罗洛普研究的深入，他的传记和研究他的专著不断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套颇有权威的“世界古典名著丛书”，选收了他的长篇小说二十余种，这一特殊的荣誉至今还没有第二个小说家能够享受到。但是，尽管很多人在研究他，但人们对他的创作思想似乎还没有一致的认识和结论，有的西方批评家索性承认特罗洛普是一个不容易解开的谜。我国外国文学著名学者朱虹在《安东尼·特罗洛普和他的小说成就》一文中说：“特罗洛普以自己明智的、开朗的、冷静清醒而又微带嘲讽的理性主义的态度，树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虽是一家之言，但用“理性主义”评论特罗洛普的作品，是有一定见地的。他的早期长篇小说充满人情味的环境和气氛，多写人与人的理解、人的高尚情操和利他精神、人对自己的过错的良心发现、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等主题，故事结局大多是皆大欢喜而富有寓意的。他的晚期作品有许多是暴露社会弊端和讽刺政坛和世俗的，但小说的表现手法仍是讽刺喜剧式的。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特罗洛普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他那个时代的广阔的英国社会。他从来不追求离奇的手法来表现他所熟悉的生活，但他的作品引人人胜，这使他的作品既受读者欢迎，又受批评家的重视。英国著名学者戈登·雷在六十年代曾这样评论过他：“一位伟大的、真实的、多才的艺术家，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同时代人都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价值。他留下来的具有永久价值的小说，比任何其他英国小说家所留下的数量都要多。”

特罗洛普的主要成就和贡献无疑在长篇小说方面，但他的短篇小说在他的写作生涯中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特罗洛普最擅长捕捉生活小事，摄取容易为人忽略的场景和描写小人物的命运。这一特点在他的短篇小说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从英国短篇小说的发展情况看，他的短篇小说是有贡献的。英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写作，长篇小说占了统治地位，短篇小说的发展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有了起色，因而特罗洛普能在十九世纪中写出一百多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的确具有特殊的地位。另外，他的短篇小说有几篇是真正的悲剧性作品，而这在他的长篇中却很罕见，这使我们能够了解到他对待人生的另一个侧面。

《博舍妈妈》是一出爱情故事悲剧。博舍妈妈是一个旅馆老板娘，早年守寡，收养了一个孤女。孤女长大后和她最小的儿子私订终身。博舍妈妈坚决反对这桩婚事，不惜使用各种手段拆散他们，最后硬逼着她的养女跟一个装木头腿的老上尉结了婚。在洞房花烛夜，养女悄悄走上过去和情人幽会的山洞，跳崖自杀身亡。在这出悲剧中，专横的家长、卑鄙的负心汉、贪婪的野心家，一起伸出手来扼杀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但是，在特罗洛普的笔下，这些罪人的罪过，在不合理的社会现实面前，都显示出合理的成份。博舍妈妈养活了那个孤女，为了让她跟那个老上尉结婚，不惜把自己的财产搭上，可她就是不能同意孤女跟儿子的婚事。作者要暴露的主要是人的等级观念，而一种等级观念远比一种不合理的现实要更难改造。有趣的是，特罗洛普把这么一个可悲的爱情故事写在了异国他乡。事实上，英国的等级观念不比任何地方逊色。《葡萄干点心酒店》里发生的悲剧，就是主人公麦肯齐先生向这种等级观念挑战的结果。这个中篇小说的主人公麦肯齐先生，博学而多才，年轻时为了挣脱上流社会的世俗羁绊，跟一个贫民女子结了婚。但他后来反被这样一种婚姻拖进无休无止的贫困中。故事中的“我”和一些好心人为帮助麦肯齐先生，担了很大风险，也给他创造了许多好的条件，不料麦肯齐先生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抹了脖子，从一个耳朵划到另一个耳朵去了。”麦肯齐先生挣脱了上层社会的羁绊，却陷入了下层社会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这一社会悲剧靠施舍当然是无法避免的。这篇小说是特罗洛普成名后主编《圣保罗》杂志时，同许多想靠文学谋生的穷文人打交道的收获，严酷的现实不免会使他想起昔日的艰难，因而这一时期所写的中短篇小说，都带上了悲观和阴郁的色彩，沉重压抑的调子。又如《玛丽·格雷斯利》，写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为改变家庭困境，下决心从事小说写作。她和母亲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到伦敦试图进入文学的大门。她以令人敬佩的毅力坚持写作，但就在她快要取得成功时，却因未婚夫病危去世，突然中断写作，顺从未婚夫认为写书“是浪费了上帝赋予的才能”的遗言，从事宗教活动去了。特罗洛普在这篇小说中虽然描写了人被贫困折磨的现实，但他重点探讨的似乎是从事宗教和从事写作的矛盾，探讨人对自己的良心的突然发现。与这篇小说题材类似的还有《巴拿马之旅》。

关于“义务”，无论在短篇小说里还是在长篇巨著里，特罗洛普都作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个词是从英文duty一词译过来的，duty还可译作“本分”、“责任”与“职责”等。特罗洛普在他最早的长篇小说《凯利一家和奥凯利一家》中就使用了这个词，后来在许多重要长篇小说中都描写了人的duty问题。本集子选收的中篇小说《劳内伊夫人》便是写duty的一个相当成功的典型，或者说是他探讨各种人对社会所承担的各种duty的高峰和总结。它写一个守寡的贵族夫人收养了穷朋友的小女孩，尽管老夫人百般防范，小女孩长大后还是和她的小儿子发生了恋爱。老夫人一生以保持家族的高贵血统为本分，岂能容许这样一桩婚事?为了拆散这对恋人，老夫人把养女送到了外地。但老夫人又特别爱养女，认为养女是她守寡生活中的“一束阳光”。另一方面，那对情人对爱情坚贞不渝，进行了不屈不挠软硬兼施的斗争。最后老夫人忍受不了内心矛盾的折磨，终于成全了那对情人。特罗洛普在不长的篇幅里十分成功地阐述了爱、爱情和尽职之间的矛盾，刻画了两代人之间的鸿沟，抨击了宗法观念的腐朽，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里人的价值观的微妙变化。

对人的价值观的探讨，是特罗洛普一生主要的创作主题之一。在当时，特罗洛普要探讨这个问题，当然离不开研究财产、金钱、遗嘱和出身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特罗洛普有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他不否定金钱对冲击英国社会的封建宗法意识和传统观念有积极作用，但又不愿意大胆承认这一现象。《凯瑟琳·卡迈克尔》和《艾丽斯·达格代尔》两篇小说对我们了解特罗洛普这一创作思想是有帮助的。前者写一个女人有心爱的情人不能嫁，被迫嫁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婚后的生活不仅没有使她对丈夫产生爱，反而越来越恨他，以致丈夫死后的遗产她都不想继承。这是一则否定金钱万能、赞美爱情和肯定人的价值的故事，作者着重刻画了女主人公的性格和人格。后者写一个穷医生的女儿和一个少校儿时青梅竹马，成年后少校有了地位，心里虽惦记着穷医生的女儿，却去追求名利和美貌，被一个爵士的女儿所引诱。穷医生的女儿对少校的行为不以为意，自尊而倔强地生活着。后来少校发现在欺骗自己，开始真心向昔日的情人求爱。在这个故事里，作者虽赞美了人的价值，却没有给女主人公找到出路；她能做到自重，但要从根本上改变婚姻上的处境，仍得依靠男子的良心反省。他们的终成眷属，是作者的美好愿望，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劝导。

西方一些著名作家，如亨利·詹姆斯，十分赞赏特罗洛普细致入微地刻画女性心理和性格的本领。这点，我们从上述各篇都能看出来。不过本集子最有力的例子是《任性的卡琴》一篇：待字闺中的卡琴有心爱的情人，但总因为一些小事和情人闹别扭，使情人简直无所适从；对于父亲的劝告，她不仅不听，还耍小孩子脾气；对于另外一个富有的求婚者，她又表现得反复无常。但是当她真心爱的情人出远门遇到困难时，她不惜把心爱的一头金发铰下来卖掉，拿这笔钱去帮助情人。一个情窦初开、渐谙人世的少女写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特罗洛普细致人微的描写和对日常生活的敏感，由此可见一斑。

特罗洛普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各国故事》出版后，当时一位文学批评家抱怨说：“特罗洛普先生是唯一有能耐把微不足道的事讲成故事的人。每一页都写得有趣，每一页都写得引人入胜，然而每一页都写的是微不足道的琐事。”这段十分含蓄的话在当时也许不是在毫无保留地赞美特罗洛普，但今天看来，这话却真正说明了特罗洛普敏锐的洞察力与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被人忽视的东西的本领，以及提炼生活的高超手法。特罗洛普后来在邮局干得十分出色，多次被派往爱尔兰、埃及、美国、西印度群岛等地洽商邮务。他利用这些机会创作的小说，最能体现他观察生活的能力和提炼生活的手法，以及他的勤奋写作精神。《约翰牛在瓜达尔基维尔河》、《马尤郡科纳堡的奥康纳一家》、《艾伦·特罗》、《归家》以及前边提到的部分作品，都是他出公差的额外收获。《马尤郡科纳堡的奥康纳一家》写一个伦敦来的贵族自命不凡，在爱尔兰乡下作客狩猎时因为自己的靴子穿不出去，硬逼着主人的仆人换了靴子，惹出一场富有喜剧性的风波。作者用含蓄幽默的讽刺手法，描写了一个喜图虚荣、目中无人的绅士。与这篇小说相类似的另一篇是《约翰牛在瓜达尔基维尔河》：一个英国年轻贵族到西班牙去向情人求婚，总是以绅士自居，处处用挑剔的眼光看待西班牙的风土人情，出尽洋相，在情人面前羞得无地自容。这个青年名叫约翰·布尔，意译“约翰牛”，而“约翰牛”是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可见作者讽刺的不仅是一个年轻绅士，而是绅士的英国或英国的绅士阶层。特罗洛普晚年写的政治小说主要用了这种讽刺手法。《艾伦·特罗》却是一篇和上述作品截然不同的短篇小说，写一个通缉逃犯先和一个姑娘在地上搏斗而后和姑娘的情人在水中搏斗的故事。这显然是特罗洛普根据听来的素材创作的故事，但他写得颇具悬念，并对一个官方通缉的重大逃犯深表同情：“如果社会当时对他公平相待——在他年轻的时候给他足够的工资，不让他受那些狂暴分子的影响——他可能也会好好做人的。”《归家》是英国短篇创作中最早反映殖民地生活的作品，是写远离故土的殖民者的甘苦和命运的。作者通过描写一群归家旅人的苦难，把浪迹天涯的普通殖民者对家的眷恋之情写得隐而不露，颇有独到之处，因而被国外许多短篇选集所选用。

特罗洛普的中短篇小说都是他成名之后写的。这时的特罗洛普已有成千上万个海内外读者，他用不着担心自己的作品发表不了，也用不着害怕发表了没有人看，因此他能写得无拘无束，得心应手，放得开，收得住。至于文字和构思，对于已有十几部长篇小说创作经验的特罗洛普来说，是不存在任何困难的。剩下的就是短篇小说本身的特点和技巧问题了。特罗洛普的所有中短篇小说，包括他的圣诞节故事，都特别注重人物性格和形象的描写，特别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提取情节和人物原型，缩小故事和现实的距离。从这点上讲，特罗洛普对英国短篇小说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有些英美文学评论家称他的中短篇小说是“特罗洛普风格”，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的确，特罗洛普的短篇小说是没有什么师承的，不像他的长篇小说，一说他的风格接近萨克雷，另一说他的作品更有奥斯汀的情调。他开始写短篇小说，完全是凭借他写作长篇小说的经验。因此，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更像浓缩的长篇，例如本选集中的《任性的卡琴》、《艾丽斯·达格代尔》等。这类短篇的结构、布局以及笔墨的使用，都和他的长篇小说有相近之处，因而读起来不像现当代的英国短篇小说那么精炼和集中，所写内容也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其中的场景也给人一种跳跃的感觉。但这是特罗洛普在写作短篇小说上的探索，在开辟新的写作领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且总的说来也是成功的。这类小说占特罗洛普中短篇小说的相当比重，完全堪称“特罗洛普风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靠着他这种勇于探索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他在短篇小说写作上取得的成就慢慢地显示出来，《巴拿马之旅》、《博舍妈妈》、《玛丽·格雷斯利》和《葡萄干点心酒店》都是相当成功的例子。这四个短篇无论渲染气氛、交代环境、阐述中心内容和人物命运，还是刻画人物性格和塑造形象，都写得十分出色，而《玛丽·格雷斯利》和《巴拿马之旅》则更接近现代英国短篇小说的模式。《凯瑟琳·卡迈克尔》通过三个圣诞节的时间过渡，写了一个女人对待自己命运的态度，是作者对短篇小说形式的探讨。这是作者的“圣诞故事”，但他的圣诞故事和狄更斯的显然是不同类型的。《约翰牛在瓜达尔基维尔河》、《马尤郡科纳堡的奥康纳一家》和《归家》好像是具有戏剧性的记叙文或随笔，《归家》更有抒情的色彩。他晚年写的《劳内伊夫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称得上是一篇杰作，它不仅在一个不长的篇幅里写出了特罗洛普晚年关于duty(尽职、本分和责任等意)的主张在他思想上的矛盾，而且把人物写得丰富饱满，故事写得引人入胜，结构写得十分严谨，情节写得跌宕有致，起承转合从容不迫，完全称得上维多利亚时期的典型中篇小说。但是像《艾伦·特罗》这篇利用听来的素材创作的小说，虽然写得引人人胜，亦有精彩之笔，但从总体结构上看，却跟前后两个故事差不多，艺术上的缺陷十分明显。

总的说来，特罗洛普的短篇小说是一种创造，是他文学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他的短篇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风格，他的写作情况和他表现生活的高超手法。不过，一如我们说过的，他的主要成就和优势在于他的长篇小说。他那惊人的创作量和对写小说的各种探讨，至今一直是英美文学界研究的课题。正如英国文学史家艾弗·埃文斯说的：“特罗洛普是最容易为文学史家所忽视的那类作家，因为他在小说发展史上的贡献远非无足轻重这一点，还有待于认识。”

这个集子尽管在选收时注意照顾全面，在写这个前言时尽量把他的短篇小说和他的生平以及创作情况联系在一起，但是选集就是选集，其局限性是在所难免的，尤其是对于特罗洛普这样一位超产的大作家。

苏福忠

一九八六年三月

二oo五年十月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