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鞅变法
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伟业，是由秦王政(秦始皇)一手完成的。战国末年形势的发展，为秦始皇完成这一历史伟业提供了历史舞台。换句话说，统一不但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大趋势，历史还为统一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商鞅变法可以说是秦统一天下的历史转折点，由于商鞅的两次变法，使秦国真正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后来者居上，成为统一大业的担当者。
(一)落后就要挨打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比起东方大国来，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兼并六国、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最后落在秦国头上，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秦国为什么后来者居上？这是因为它真正懂得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真理，并且将这种认识真正。转化为改革的实践。
因为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的突飞猛进，人们往往将秦国原来的状况和社会发展程度估计过低，好像此前秦国的社会一直是停滞不前的。
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我们要正确认识秦国的富国强兵，秦国的改革为什么能取得成功，秦国为什么能完成统一大业等这样一系列重大问题，就应该首先有这样两点基本认识：第一，秦国僻处西隅，社会发展滞后，但这种落后状况只是相对东方大国而言的。事实上，顺应春秋末年以至战国时代社会的大变动，秦国的社会也在逐步发展，尽管曲折较多，但前进的趋势并没有停滞，更没有倒退。第二，在秦国缓慢曲折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进行过改革，商鞅变法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是以往改革的继承和发展，是在以前改革基础上进行的。
秦国的历史，相对于其他东方国家来说，要晚得多。大约公元前890年，秦的历史才脱离神话和传说时代，开始有了可靠的记载。西周末年，周孝王封秦为“附庸”，准许他们“邑之秦”，即在“秦”这个地方修建城邑，由此定居下来，赢秦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至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因护送有功而封为诸侯，并赐以“岐以西之地”。但是，这一带多半是戎和狄等少数民族的天下。秦国是否能存在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戎、狄等少数民族的相处。秦穆公时，由于对境内和周围的少数民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且扫除了境内的割据势力，建立了统一的政权，秦国的国力大增。
在这一时期，秦国的强大主要表现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励精图治上，至厉公时(前476至前443)，秦国与东方晋国和戎狄的军事斗争中，也还能保持一定的优势。然而，这种兴旺并不是在对旧的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改革的基础上取得的，所以它不可能持久。自秦厉公以后，即躁公、怀公、灵公和简公、出子几代国君统治时期，秦国国力日趋削弱，国内新旧斗争加剧，政治紊乱，外部打击接连不断，军事上屡遭失败。这就是后来秦孝公所说的“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
战国初年，东方国家，特别三晋国家发展迅速，实力大为增强。与秦接壤的魏国不断扩张，对秦国威胁很大。在魏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秦国留下了一连串失败的记录：
前413年(秦简公二年)：魏大举进攻秦国，一直打到郑。
前412年，魏军占领秦国的繁庞。
前409年至前408年，魏将吴起率兵攻取秦国的临晋、元里、洛阴、合阳等城。魏国取得这一系列胜利后，河西之地全部归魏所有，秦国退守洛水。在这种弱肉强食的斗争，秦国真正尝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
秦国落后挨打，并不能证明秦国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更不能说明秦人不思进取。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地区，各地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战国开始之时，秦国并没有置身于当时社会变革大潮之外，秦简公和秦穆公都进行过一些重要变法。
在秦简公时代，秦国至少进行过两项重要的变革：一是“初租禾”；二是“令吏初带剑”。公元前408年(秦简公七年)的“初租禾”，标志着秦国第一次按土地亩数征收田租，承认公田和私田的合法性。这一措施，与鲁国的“初税亩”一样，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初租禾”颁行前后，简公六年又“令吏初带剑”，简公七年“令百姓初带剑”。从今天来看似乎是件小事，实际上则是关系到社会阶级构成的重大变革。剑是表示高贵地位的佩饰，从前只有贵族才有权佩带，一般的吏和百姓是不准佩剑的。但是战国以来，不顾身份限制，身为吏和百姓的人竟然也佩起剑来。“令吏初带剑”的重要意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时社会早已有佩剑之风，秦国政府敢于明令让贵族圈子以外的人也佩剑，确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大胆举措，是旧的社会等级制度正在瓦解的标志。
秦献公统治共二十三年，在他即位之初，就对旧制度进行了改革，主要有以下几项：
(1)正式废除人殉制度。秦穆公死时，这种残酷制度已经遭到人们的谴责，但一直没有废止。经过了二百年，秦献公即位伊始，即公元前384年就宣布“止从死”。
(2)编制户籍——为户籍相伍。学习东方国家先进经验，取消国、野界限，将秦国统治下的百姓都编入户籍，实际等于在法律上承认原来的“野人”与“国人”有同等的地位。同时将户籍之民编人军事组织之中，有利于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3)迁国都，推广县制。公元前383年将国都自雍迁至栎阳，以加强与魏国的对抗，也为秦国在全国推广县制作了准备。
秦献公改革初见成效，在与三晋国家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既存的社会制度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革，因此富国强兵、统一六国这一历史重任就落在了秦孝公的肩上。秦献公死后，子渠梁即位，是为孝公。这一年秦孝公二十一岁。秦国经过献公的改革，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并不彻底，因循保守的旧势力仍然十分顽强。所以，与东方各诸侯大国相比，秦国还是相当落后的。这一方面向人们揭示秦国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也提示了秦国进行彻底改革仍然要付出艰巨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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