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讲述四川人、四川魂的书里，我们将看到古蜀国的灵动，看到老四川的博大，看到新四川的坚韧与包容，看到四川与中国息息相关的运命。在时间的洪流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长长的系列。无数的蜀人生生灭灭又似乎同时存在，而死者犹生，他们只是不断变幻，不断再生。在这变幻与再生中，四川精神万古长存……

自古至今，四川形成了雄奇、血性、敢为天下先、自由与人文、宽容与坚忍的精神内蕴。四川的前世今生、历史进程引人入胜：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古蜀，素有“四塞之国”之称，居然出现了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与中原文明截然不同且分庭抗礼的上古文明；古蜀人开拓的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最早将中国的名称“China”传到西方；鹤鸣山是道教发祥地，青城山是道教名山，四川人道法自然，崇尚自由；在移民与土著的混合中，宽容、坚忍的精神油然而生；在抵抗强敌时，川人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忍：抗战八年，川军主打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五分之一，伤亡64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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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广汉鸭子河畔鳞次栉比的砖厂冒出一团团黑烟，飘荡在天空中。就在这天，砖厂的挖掘机意外发现了两个埋藏着大量珍贵文物的祭祀坑，坑中出土了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青铜人头像、金杖等大量珍贵文物。一个失落已久的古老王国就此呈现，即为三星堆。

2001年，成都苏坡乡金沙村传来消息，那里又发现了大量象牙、青铜器、金器、玉器。这个遗址被命名为“金沙”。金沙与三星堆显示出了强烈的联系，他们就如同父与子，一脉相承。

不过，这可能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奇怪的一对父子了，它们诡异的青铜器不仅在中国找不到原型，就连世界上都找不到同类，有人甚至将其想象为外星人的杰作。

三星堆、金沙的发现，大抵还意味着对历史的颠覆。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在北方，西南地区则被视为蛮夷之地，《后汉书》中的《西南夷列传》，就是对西南邛人、滇人、夜郎、焚人、叟人等部族的统称，可见当时中原史官的心态；唐代诗人李白面对古蜀，尚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感慨。在这些观点面前，三星堆、金沙就格外引人注目——谁是它的主人？它究竟根植于四川本土，还是从他乡迁徙而来？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渐渐揭示，古蜀国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它的背后，隐藏着古羌人、夏朝贵族、商朝、巴人、杜宇、鳖灵部落的古老背影。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域的部落，带来了多样的文化，而古蜀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中，完成了它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金沙的转变，走过了长达两千余年的生命历程。蜀地对于他们而言，自是故乡，但其文化底色上，也一遍遍涂抹着他乡的色彩。

羌人南迁：第一缕文明曙光

关于古蜀文明的起源，史书一直语焉不详，唯有一个个上古传说，暗示其皇家血脉。传说炎帝姜姓，为西羌牧羊人。黄帝入蜀，迎娶西陵国国王之女嫘祖，成了蜀人的乘龙快婿，把成都平原先进的养蚕缫丝技术带到了中原，西陵国与黄帝部落，也在婚媾关系的前提下，联合在一起。黄帝与嫘祖的长子玄嚣生在“江水”边，也就是现在的青衣江，次子昌意生在“若水”畔，也就是雅砻江畔。

继三皇五帝之后的，则是大禹，“禹兴于西羌”，出生在北川县禹里乡一块叫“石纽”的巨石中。帝舜时代，一场大洪水肆虐了整个中国，大禹率领部落走出成都平原，治理了滔天洪水，并开创了中国第一王朝——夏朝。

传说时代的古史已经难辨真伪，而考古学上，古蜀第一缕文明之光，并不是后人想象的在三星堆或是金沙，而是来自一个叫宝墩的古老文化。自1995年以来，考古学家陆续发现了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市双河遗址、大邑高山镇遗址、紫竹遗址和郫县古城七座古城遗址。

伴随宝墩文化的出现，成都平原也发生了诸多变化。此前的成都平原并未发现古城的痕迹，宝墩文化的几处遗址已经出现城墙，为典型的夯土结构，面积最大的是新津宝墩遗址，城墙周长3200米，宽约25米、高5米，面积有60万平方米，这个面积，甚至远远超过了商朝附属国的都城：盘龙城面积仅有7万平方米，山西夏县东下冯商城还要略小。

宝墩人以狩猎为主，传统农业尚未启蒙，遗址出土了数十件石箭镞；陶器也在此时出现，迄今为止，宝墩共出土了千余陶器，有小平地罐、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等类型。学者段渝认为，宝墩文化的出现，暗示着成都平原已经进入酋邦社会。

1998年，成都市考古队对郫县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古城中央有一个大型房屋遗址——白色的碎石圈成一个长方形，中间等距离分布着五个用竹编围成的卵石台基，代表五个祭台。这里是宝墩人的神庙，它预示着宝墩人已经有了图腾崇拜与信仰，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宝墩文化是后人能在成都平原寻找到的最古老章节，距今大约4500～3700年，而在此之前，成都平原并未发现文明的痕迹，宝墩文化可能是一个外来部落。

这个猜测数年后即被证实。2000年，四川茂县营盘山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露面，遗址出土陶器与宝墩文化乃至马家窑文化极为相似，如同针线一般把成都平原上的宝墩与长江上游的马家窑串连起来。

在四川羌寨，流传着一首叫《羌戈大战》的古老史诗，史诗出自羌族释比的经文之中，讲述了祖先迁徙的历史：羌人由西北高原南下，翻过许多大山，终于来到岷江上游。他们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但是，这一带却住着高颧骨、短尾巴、身体健壮的戈基人，他们个头不大性情却很凶猛，双方互相争夺牧场，经常发生战争。

《羌戈大战》是羌人的创世史诗，描述了羌人从西北高原向岷江上游乃至成都平原的迁徙过程，戈基人(可能是一个氐族部落)成了他们最强劲的对手。远古时代，整个中国西部，从甘肃河湟一带一直往南，到四川岷江上游，再到金沙江流域，基本上都是羌人的活动范围。古羌人从甘青草原到岷江，再从岷江迁徙到成都平原，如同一幅卷轴画，随着历史的演进，慢慢拉开。

传说，这支羌人的首领，便是古蜀第一位蜀王蚕丛，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三星堆出土的众多纵目面具，也被看成族人对他的追忆。这也是古蜀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这一次迁徙，给成都平原带来了陶器、古城，乃至图腾崇拜，成都平原由混沌迈入了新石器时代，从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回到了人间。

有缗氏逃亡：青铜铸造技术传来

人们常说的三星堆，其实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从文化上分析，曾经有过三种文化或文明在三星堆交汇：一期的宝墩文化，年代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当；二、三期的三星堆文明；四期则已经跟金沙早期接轨。也就是说，宝墩人最后一次迁徙，来到了三星堆。

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明的转变，是从一些文物的剧变开始的。1987年的一个傍晚，几个砖厂工人在广汉一个叫仓包包的地方，发现了两块镶嵌着绿松石的铜饰牌，同时出土的还有矛、斧、钺等玉石礼器。历史上，铜饰牌是一种地域性极强的文物，在中国，只有二里头出土过类似的铜牌。

自1986年开始，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展开全面发掘，一种叫盍的陶器屡有出土，似乎怎么也出土不完。陶盉有三只袋形大足作为底座，一侧有柄。中国文明史上，盉的发明，要归到二里头人名下，他们仿制鸡、鸟的形态，创造出这种特殊的陶器。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陶豆上，有一个孤零零的符号，这是只正视的眼睛。而这只眼睛的符号，却大量出现在二里头文化中。所谓的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其实就是夏文化。

从年代上说，二里头在前，三星堆在后，它们的联系是不可能通过交往而相互影响的，唯一的联系途径，就是传承。而在古代，这种传承又多以部族迁徙为基础。或许可以推断：在夏代的某个时期，有一支人群，从二里头出发，穿越了湖北江汉地区和渝东峡江来到成都平原，成为三星堆王国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氏族。这个推断可以引出一段远古传说。

夏朝末年，今山东金乡一带，有个部落叫有缗氏。他们与夏朝国君有联姻关系。《左传》记载，夏朝太康失位后，后缗的儿子少康最终复兴夏朝，可见其战功赫赫。

《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夏桀为了炫耀威力，命令诸侯率本国军队在有仍氏国盟会。有缗氏国君一向对夏桀的暴政不满，在盟会中途愤然归国。夏桀看到有人竟敢公然违背他的意思，便亲率大军征讨有缗氏。有缗氏最终招架不住，四处逃散。《楚辞·天问》和《汉书》中都有此记载，而有缗氏最终迁徙到何方的问题，却悬而未解。

北京大学考古学家孙华认为，二里头与三星堆文明可能与有缗氏有关，有缗氏战败后，先逃亡到河南一带，站稳脚跟后，陆续向陕西、成都平原迂徙。这也是三星堆与二里头具有如此之多相似性的原因——这些逃亡的有缗氏即便是两手空空而来，他们掌握的制作工艺、审美观念、宗教信仰乃至故土情结，必定会在文物中有着相似的体现。

夏人其时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而远古时代，部族往往将青铜铸造技术视为珍宝，是断然不会外传的。有缗氏的迁徙，是古蜀历史上第二次大迁徙，这支流亡的夏朝贵族，给蜀地带来了陶盉、铜饰牌，带来了王朝血脉，乃至青铜文明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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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四川号称“天府”，地僻西南，物产丰饶。因此，它既被看做是安逸享乐之地，又被看做是狭隘、闭塞、自给自足的象征。艰难的蜀道以及重岩叠嶂的三峡，不仅仅是四川与外界的地理屏障，更是外人与川人的心理隔阂。

殊不知，无论是蜀道还是三峡，从来就没有真正隔绝过川内川外的交流。每一次举国动荡，无不波及四川。秦灭巴蜀，移民万户；西晋之乱，世家大族举家南迁；宋初平定，陕甘移民蜂拥而至；加之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湖广填四川”，对于四川的影响，无异于再造山河。形形色色的人群，就这样翻越崇山峻岭，穿越急流险滩，在天府之地重新安顿、生根。也就是在这个动态的迁徙和聚合过程中，“四川人”在此孕育，在此生息，在此繁茂。

与“四川人”相生相伴的，是四川精神的成长。与川人的成长历程一样，四川精神同样是一个叠层累积而成的过程，这其中既有以巴、蜀为代表的古四川的灵动，又有以李白、苏轼为代表的老四川的博大，更有以“湖广填四川”而来的移民造就的新四川的坚韧与包容……在这期间，每一次巨变，都是对四川之魂的重塑。正是在这一层层累积的过程中，四川精神更加丰满，更加葱茏。

“5·12”汶川大地震后爆发出来的“四川精神”，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这种文化与精神的数千年的厚积薄发。四川人在群山环绕，千江奔流的巴蜀之地，既安享风雨滋养、自然造化带来的丰饶，也遍尝家国离乱、天地损毁的苦难。而这丰饶与苦难，毫无疑问，不仅仅关乎四川本身，更关乎中国。

1934年，《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在《发刊词》中说：“四川是中国的缩影。”诚哉是言！四川的每一次成长，每一次动荡，每一次安宁，无不与中国之成长，中国之动荡，中国之安宁息息相关。中国与四川，这对母与子，不仅仅是滋养与反哺的关系，更是休戚与共的精神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四川精神的成长，也是中国自身精神成长的历程。

在这本讲述四川人、四川魂的书里，我们将看到古蜀国的灵动，看到老四川的博大，看到新四川的坚韧与包容，看到四川与中国息息相关的运命。在时间的洪流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长长的系列。无数的蜀人生生灭灭又似乎同时存在，而死者犹生，他们只是不断变幻，不断再生。在这变幻与再生中，四川精神万古长存……

编者

2010年12月

四川的青年，尤以高等自觉了的青年，都觉得四川受了地理的限制，不能满意地接受中外新的文化和思潮……还有许多人都认定四川的文化太落伍，在那里得不着什么，想要从根本改造，遂相率出川在中国文化中心上海北平去得地道的中西文化。

——默情 《四川文化的一般》，《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会刊》第1期

四川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的确可以算是西南重镇……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逐鹿的人们，绝不能放弃四川，谁对于四川没有把握，谁便不免于西顾之忧，而且牵动其整个的计画。可怜的四川，便因此重要，而演出十七年来无限的悲剧。

——弱水 《四川裁兵的研究》，《蜀道周刊》第2期

作为群体概念的四川人，是以共同的居住地域、经济生活、语言和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而形成的稳定的人群集合体。共同的居住地域——四川盆地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生存空间，而要使他们彼此黏合在一起，还得有两个因素：共同的血缘、共同的文化。如果把四川盆地比作是“物质”的“黏合剂”的话，那么，共同的血缘、共同的文化就是“精神”的“化合物”。

——陈世松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生不离川，死不离湾。”这句话被用来形容与蒋介石半生渊源最密切的两个地方，一是四川、一是台湾。而四川尤其和蒋介石荣辱与共，命运相系。除了故里浙江之外，四川也是他最依恋、最钟情的一个省份。

——王丰 台湾知名传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