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长
十四品文官，
驿站的独裁者。
维亚捷姆斯基公爵
谁没有咒骂过驿站长，谁没有同他们骂过架？谁没有在气愤的时候向他们索取过那本致命的簿子，以便在上面写下自己对他们的压制、粗暴和怠慢的无济于事的控诉？谁不把他们当做人类的恶棍，相当于过去衙门里的师爷，或者，至少也和摩罗姆的强盗无异？但是，我们如果公平一些，尽量为他们设身处地着想，也许，我们批评他们的时候就会宽容得多。什么是驿站长呢？一个真正的、十四品的受苦受难者，他的官职只能使他免于挨打，而且也并非永远能做到(我可以请我的读者的良心来作证)。维亚捷姆斯基开玩笑称他是独裁者，他的职务是怎样的呢？是不是真正的苦役？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旅客把在枯燥乏味的旅行中积聚起来的全部怨气都发泄在驿站长身上。天气恶劣，道路难行，车夫脾气犟，马不肯拉车——都成了驿站长的过错。旅客走进他的贫寒的住所，像望着敌人似的望着他。要是他能赶快打发掉这个不速之客，还好；但是如果碰上没有马呢？……天哪！怎样的咒骂、怎样的威吓会像雨点般的落到他的头上啊！他得冒着雨、踩着泥泞挨家挨户奔走。他在暴风雨中，在受洗节前后的严寒中避进门厅，只是为了休息片刻，躲避激怒的投宿客人的叫嚷和撞搡。来了一个将军，浑身发抖的驿站长给了他最后的两辆三套马车，其中包括一辆急行车。将军连谢也不谢一声就走了。过了五分钟——又是铃声！……一个信使把自己的路条往他桌上一扔！……如果我们把这一切好好地仔细想一想，那么代替愤懑，我们心里就会充满真挚的同情。再说几句话：在连续二十年里，我走遍了俄罗斯的东西南北。差不多所有的驿道我都知道；好几代的车夫我都熟悉；很少有驿站长我不面熟；很少有驿站长我不曾跟他们打过交道。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所积累的饶有趣味的旅途见闻能够问世。目前我只能说，舆论对驿站长阶层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这些备受诽谤的驿站长，一般说来都是和善的人，生性愿意为人效劳，容易相处，对荣誉看得很淡泊，不太爱钱财。从他们的言谈(不巧得很，过路的老爷们却瞧不起这种言谈)中，可以汲取许多有趣的东西，得到许多教益。至于我呢，我是宁愿听他们谈话，也不要听一位因公外出的六品文官的高谈阔论。
不难猜到，我有一些朋友就是属于可尊敬的驿站长阶层的。真的，关于一个驿站长的记忆对我是很珍贵的。情况曾使我们一度接近过，关于他，我现在准备同亲爱的读者谈谈。
1816年5月，我曾经乘车在一条现在已经废弃的大道上经过某省，我官卑职小，只能乘驿车，只付得起两匹驿马的租钱。因此驿站长们对我并不客气，我常常要用战斗才能得到照我的看法是我名分得到的东西。由于少年气盛，要是驿站长把给我预备的三匹马套到一位官老爷的马车上，我对他的低贱和胆怯就感到愤慨；在省长的宴会上，如果善于逢迎的仆人上菜时把我漏掉，我也总是耿耿于怀。如今呢，我觉得这两件事都是理所当然的了。真的，“官官相护”是一条大家称便的规律，如果用另一条规律，比方说，用“惺惺相惜”来代替它，那我们会碰到什么事呢？会发生怎样的争论啊！仆人上菜又从谁开始呢？但是我要讲我的故事了。 是一个炎热的日子。离某站三俄里的地方开始落下稀疏的雨点，转眼之间，倾盆大雨已经把我淋得浑身湿透。到了驿站，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赶快换衣服，第二件事是给自己要一杯茶。“嗳，杜妮亚！”驿站长叫道，“生好茶炊，再去拿点奶油。”一听到这两句话，从隔扇后面出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跑到门厅里。她的美使我吃惊。“这是你的女儿吗？”我问驿站长。“是我的女儿，”他带着得意洋洋的神气回答说，“这么聪明，这么麻利，跟死去的母亲一模一样。”这时他动手登记我的路条，我就来欣赏点缀他那简朴而整洁的住屋的图画。它们画的是浪子回家的故事：第一幅画上画着一个头戴尖顶帽、身穿长袍的可敬的老人给一个样子浮躁的青年送行，青年人急匆匆地接受他的祝福和一口袋金钱。另一幅画以鲜明的线条画出一个年轻人的放荡行为：他坐在桌旁，一群虚情假意的朋友和无耻的女人围着他。再往下，一个把钱挥霍尽了的青年人衣衫褴褛，戴着三角帽在喂猪，并且和猪分食；他脸上露出深切的悲伤和忏悔。最后画着他回到父亲那里。仍旧戴着尖顶帽、穿着长袍的、慈祥的老人跑出来迎接他。浪子跪着，远景是厨子在宰一头肥牛犊，哥哥向仆人们询问这样欢乐的原因。在每一幅画下面我都读到相应的德文诗句。这一切，也像那几盆凤仙花、挂着花布幔帐的床，以及当时围绕着我的其他物件一样，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记忆中。五十来岁的主人本人，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绿色长礼服上用褪色的绶带挂着三枚奖章，现在还历历如在目前。
我还没有跟我的老车夫把账算清，杜妮亚已经拿着茶炊回来了。小妖精看了我第二眼就察觉了她对我产生的印象；她垂下浅蓝的大眼睛。我开始同她说话，她很大方地回答我，像个见过世面的姑娘。我请她父亲喝一杯潘趣酒①，给杜妮亚一杯茶，我们三人就聊起天来，仿佛认识很久似的。
马匹早就准备好了，可是我仍旧不愿意同驿站长和他的女儿分手。最后我同他们告别了；父亲祝我一路平安，女儿送我上车。到门厅里我停下来，请她许我吻她一下。杜妮亚同意了……
P3-6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是一部青春激荡的书。我记得其中的革命者赫拉美托夫说过一个关于阅读的意见，那意思是：读书要读最早的书，上游的书，原创性的书，其实就是指“经典”。他认为，其他大量的书都是出于对这些书的阐释。阅读《怎么办》时，我还是一个对世界充满新奇感、雄心勃勃的中学生，赫拉美托夫的意见自然很受用，于是贪婪地寻找、大口大口地吞咽经典文本，至今许多仍然未能消化。
经典过于丰富了，因此往往显得深奥难解。大约正是为此，幽默家马克·吐温这样定义经典，说那是“人人都希望读过，但人人又都不愿去读的东西”。
不过，回过头看，在所有读过的书籍中，毕竟要数经典给予自己的教益为大。这是一些需要慢慢咀嚼、慢慢吸收的书。正如卡尔维诺说的，经典就是永远独特、意想不到的和新颖的书，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他在一篇题作《为什么读经典》的文章里，给经典列举了十四条定义，反复用“重读”和“初读”的经验作出说明，说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时那样给我们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即使初读也好像在重温的书。他还这样写道：经典作品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的文化时留下的足迹。就是说，经典富于历史文化的内涵，其价值超出了文本本身。无疑地，经典会唤起我们对过去的感受力，成为一种知识背景，带领我们上升到一个认识和创造的高度，从而确立自己。
大凡具有一定的阅读经验，我想，都会对卡尔维诺的定义表示认同。
前些年，出版界曾经有过一阵出版经典选本的小小热潮。选本多按不同学科进行，综合性的少见。而今，我编选的这套文丛，试图打破学科的壁垒，而以一种“人文精神”贯通之。选目则以欧美为主，其实是沿袭“西风东渐”时启蒙主义者的老路子。而加入一些新的文本材料，以见时代的播迁。
文丛共六种，学科以文、史、哲、政为主。其中三种为文献、理论、批评和记述；另三种为文学，纯属虚构类型。注重“人文”，就要求入选的作品，关注人类生存的现实境遇，而以社会的根本改造为依归。这些作品是真实的，也是真理的；它们符合善的原则，因为其中表达了人类对于自由、公平、正义的普遍的要求；而且方式和形式是充分个人化的，所以是美的。
《思想踪迹》一种，选入十六世纪以降41位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宗教家、人文学者、作家和科学家的思想作品。本书约略可见思想史的脉络，但无意做成史料汇编，所以不曾编入那类纯知识主义、形而上学的文字，论述抽象体系和绝对理念的文字，像逻辑分析哲学就不曾入选；反之选择像作家卡森的关于环境问题的论辩，美国科学家关于“熵”的定律的阐释等，目的在于凸显思想的批判性和实践性。思想家流派不同，观点各异，如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正义论者与自由论者，彼此常有冲突的地方，但入文的倾向是同一的。思想家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这里惟是选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作为编者，与其说追求“客观”、“全面”，毋宁说执著于某种片面性，这都无须讳言。
作为历史学的一种资料，《历史镜像》有点特别，作者都是历史现场的见证者，而非单纯的叙述者。范围是二十世纪的人类世界，取材则是重大的社会运动和政治事件；这里的所谓“经典”，实指案例的经典性。中国本来很有些独具特色的案例，如文化大革命等，遗憾的是至今少有记录平实的公开文字。本书除收入韦君宜忆述延安“抢救运动”一文外，其他案例，暂付阙如。中国人的思想和文章，大约是需要慢慢锻炼的罢。
《广场钟声》主要收入演说词。在西方，演说始自希腊罗马，可谓源远流长。柏拉图说演说术是“灵魂的接引者”，演说的内容直接诉诸公众的灵魂，论影响，是并不亚于政治小册子的。自然，演说的条件首先得有公共空间；倘若社会上并不存在自由表达政见的空间，甚至连私人空间也被占有如《1984》所描述，那么任何富含思想的演说都将归于泯灭。演说之外，收入三篇人权宣言，都是影响深远的。
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文学的作用是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不同于逻辑语言的演绎，它以想象性、形象性和情感性深入读者的内心，而不仅仅诉诸头脑。通过共鸣，作者与读者的主体性产生置换，读者因感受而唤起自身的精神诉求；在这里，所有的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都化作生活问题，亲近、深入而无处不在。真正的文学，无论小说、散文和诗歌，都要求作者首先具有诚实的品格，有着正视现实的勇气。更大的勇气来自一种自由感和道义感，由此产生的文学是揭示性和干预性的，即使作者无意于宣传，一如论文和演说，读者仍然可以从中获得改造社会的积极的力量。目下所编的三种选本：《社会小说》、《文化随笔》、《自由诗篇》，就是这样的文学作品。它们与国家主义、虚无主义以及各种形式主义是无缘的。
对于西方思想及文学的介绍，我国翻译家和出版家做了大量有益的、基础性的工作；无论作为读者或编者，都使我受益匪浅。除了文本的利用之外，本书对作者和作品的说明，不少参考了译者撰述的文字。编期仓促，尚有部分译者联系不上，在此，谨向诸位表示由衷的歉意和感谢。
2011年10月，灯下
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文学的作用是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不同于逻辑语言的演绎，它以想象性、形象性和情感性深入读者的内心，而不仅仅诉诸头脑。通过共鸣，作者与读者的主体性产生置换，读者因感受而唤起自身的精神诉求；在这里，所有的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都化作生活问题，亲近、深入而无处不在。真正的文学，无论小说、散文和诗歌，都要求作者首先具有诚实的品格，有着正视现实的勇气。更大的勇气来自一种自由感和道义感，由此产生的文学是揭示性和干预性的，即使作者无意于宣传，一如论文和演说，读者仍然可以从中获得改造社会的积极的力量。目下所编的三种选本：《社会小说》、《文化随笔》、《自由诗篇》，就是这样的文学作品。它们与国家主义、虚无主义以及各种形式主义是无缘的。
对于西方思想及文学的介绍，我国翻译家和出版家做了大量有益的、基础性的工作；无论作为读者或编者，都使我受益匪浅。除了文本的利用之外，《社会小说》对作者和作品的说明，不少参考了译者撰述的文字。
本书由林贤治编选。
经典富于历史文化的内涵，其价值超出了文本本身。无疑地，经典会唤起我们对过去的感受力，成为一种知识背景，带领我们上升到一个认识和创造的高度，从而确立自己。
一个人的选本，自由、平等、正义、尊严、幸福。
《社会小说(苦难爱与恐怖)(精)》由林贤治编选，这里集合了世界数百个优秀的头脑，这里承载着人类几千年的梦想和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