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原创性经济学著作，作者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将企业在利益搏杀中，制度创新受到旧体制既得利益拥有者的抵抗，新旧体制间的冲撞所产生的社会风险为切入口，探讨了什么是市场、市场积累、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等问题。

本书是本书是一部原创性经济学著作，包括从原始积累说起、从沿海民营经济说起、中国式的“穷人经济学”、创造和制定规则、转型与创新之路、市场化与中国自主创新产业的保护、走向市场：垄断如何打破等十一篇内容。

第一篇 从原始积累说起

 最初的积累带来了什么

 带血的原始积累

 疯狂的原始积累必然走向死亡

 原始积累后家族公司如何突围

第二篇 从沿海民营经济说起

 沿海地区：对民营经济鼓励、扶持的宏观环境日趋完善

 产业规模的差距，正在决定企业转型的时间表

 民营企业如何从“卖产品”到“走出去”

 传统的家族公司是民营企业跨越式发展的最大壁垒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已不是最佳选择

 下一步，最大的竞争是人才竞争

 强化行业协会的有效职能，用市场手段管理企业

 民营经济的发展，已成为区域产业安全的重要基础

第三篇 中国式的“穷人经济学”

 穷人经济学的内涵

 透视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

第四篇 创造和制定规则

 遵守游戏规则，是市场化进程中最大的一场变革

 我与新浪打官司

第五篇 转型与创新之路

 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寻求再度崛起

 革命一变革一改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选择

 收入差距、就业及投资选择

 国企转型：不做温水中的蛤蟆

 中国传统制造业如何转型

 转型中的竞争与创新

 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国家主人

 中国的高技术公司如何面对转型

 以经济学的名义说电信产业

第六篇 市场化与中国自主创新产业的保护

 TD-SCDMA是民族产业的标志，但真的要不惜代价保护它吗

 TD闯关，就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大唐信威高层人事变动凸显国企用人制度缺陷

第七篇 华为的冬天还有多远

 异军突起不是春，“华为的冬天”正在来．临

第八篇 走向市场：垄断如何打破

 垄断究竟有多少漂亮的外衣

 我国的有效竞争体制怎么建立

第九篇 产业转型的宏观经济基础

 产业转型的现有基础和战略目标

第十篇 跨越于市场之上的民族融合问题

 面对市场经济，西部如何走出自己的“宿命”

 贫困与祈盼

 跨越市场之上的力量——民族与文化的融合

第十一篇 开放市场体系下市场准入机制的建立

 战略型产业的博弈，中国略胜一筹

 传统产业成为反倾销的敢死队

 准入门槛，最终要靠规则说话

 对策和建议

带血的原始积累

中国企业原始积累遗留下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贫富的两极分化。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有腐败因素、社会收入再分配机制缺失因素，但更重要的一条是税收流失导致政府因财力匮乏而无力解决低收人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

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曾激烈地争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最终，效率为上起到了主导作用。因为不讲效率，就完全可能退回到一大二公的旧体制中；不讲效率，也不可能形成后来的竞争机制。

有一件事使笔者记忆犹新。1990年笔者负责北京市的一项关于价格补贴问题的研究。当时，在经历了1988年北京副食品市场价格激烈波动和政府紧急追加居民价格补贴后，市政府对进一步放开肉蛋奶粮油价格顾虑重重。当时有人算了一笔账：按照当时北京全年价格补贴总额40多亿元计算(占当时地方财政收入的40%)，如果要全面放开居民基本消费品价格，北京市财政必须有100亿元以上的风险基金；而全国要放开基本消费品价格，则至少要有1000亿元的风险保障金。这个数额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我国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放开，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各个单位的工资也随着物价飞涨。在市场上，老百姓担心价格涨得太快，不断地出现抢购风潮。当时有一段很著名的相声段子，说是传言醋要涨价，于是有一个老兄买了上百斤醋，家里所有的瓶瓶罐罐和脸盆都用来装醋。接着又听说黄酱要涨价，于是他又……不久，副食店贴出公告：夏季已到，酱油醋黄酱降价30%。这个段子很真实，再加上那时全国有关系的人都在做倒爷，于是钢材、盘条(建筑用钢筋)、木材、粮食、有色金属等都成了紧俏商品和物资。尽管政府全力整治，但面对日趋严重的“短缺经济”现象，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也都卷入了抢购和囤积物资的风潮之中，由此引发了1988年后的通货膨胀和1992年以后延续多年的通货紧缩(当然，这里还有宏观经济和固定资产投资、经济结构调整的因素)。

因为收入不公、贫富差异引发的各种矛盾此时不断激化，仇富心理越积越重。在北京有一个小区的停车场，一夜之间30多辆小轿车的车身全都被硬物划伤。而几天后在另一个小区，业主早晨起来时，竟发现20多辆停在路旁的车子无一例外地被卸了车轮子，空悬在路边。笔者那几天一直在关注互联网上对这件事的评价。我惊奇地发现，在几千条网民的发帖中，都对上述事件叫好；而最为统一的观点是：凡是开车的，买车的钱都是靠腐败得来的。

针对仇富和贫困差距加大的现状，国家发改委的研究报告认为：总的看来，我国城市居民收人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而且这还是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难以准确估计的情况下作出的。这份报告的研究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人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

什么是上面所提及的基尼系数呢？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O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则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基尼系数越小，则收入分配越接近平均。联合国有关组织为考察各国收入差距的安全性，曾作出以下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我国统计部门和研究部门共计算三种基尼系数，即：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基尼系数为0.4的国际警戒标准，在我国被许多人认为是基本适用的。

事实上，基尼系数在中国是否适用已无需讨论，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现在能有哪个部门、哪个组织和哪个学者能够算清楚中国社会各阶层真实的收入状况呢？

所以，笔者一向对西方的类似于基尼系数、城市化率、工业化水平等指标在中国的应用不予看好。

贫富差距的变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已达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论及的：资本主义已变成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收入两极分化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并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虽然仍存在大量的社会问题和近10%的穷人阶层，但整个社会的稳定性远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包括英法德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靠国家财政税收的再分配杠杆(而不是简单的杀富济贫手段)，平衡社会收入关系，到今天已全面形成了社会收入的橄榄形态；即中间是拥有70%以上的中产阶级，两端是高收入者和穷人。马克思的预言之所以没有成为现实，是因为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欧洲尚处在蒸汽机时代，如果在100多年前就让马克思准确地预测出一个芯片就能替代19世纪上万人的生产能力，显然是不现实的。

归根结底，要解决贫困差异问题，不论是政府救济，还是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有效的财政税收作基础。

在中国富人500强中，少有人在纳税500强中亮相。究其原因，首先是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与地方政府在税收上的监管责任发生了严重错位。市长要业绩，就必须竭尽全力地招商引资。当时，大批在沿海省份享有三资优惠的港澳台公司，一般最多干5年就走人或换一个新牌子重新注册。更有意思的是，老爸干5年，让儿子在旁边开个厂子再干5年，随后让小舅子在老爸工厂的旧址上又干5年，最后由女儿改头换面又干5年。之所以每5年就改头换面换老板，就是因为沿海各地给予了三资企业“减二免三”的优惠政策，使其在5年内可以只赚钱而不纳税。干上20年，基本没交国家一分钱税，在内地完成了原始积累，一卷铺盖去欧美干大事业去了。20世纪80—90年代，香港开办了很多洋行，专做中国沿海的加工贸易，其生意采取在内地掠取低价劳动力和低廉加工费搞来料加工，在香港以洋行为平台做全球贸易。他们闭着眼睛时挣钱，张开眼睛时只需向内地的地方官员飞媚眼就行了。加人世贸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亦称WTO，下同)后，中国逐步实施对内外资同税，于是那些驻守香港的洋行纷纷改行，去开外贸专业公司了。P10-13

2006年，过得很快，又快到年底了，学者们的聚会也显得多了起来。与往年不同，大家见面，都在说累，都在谈放弃，都在讲“不行，兄弟要歇了！”

国庆节后的第一天，我写完博客《天鹅之死》，我一直走不出文章的影子，天鹅的翅膀似乎罩着我，让我压抑和喘不过气来。也许真的是年龄大了，今年以来，我每每写一些随想的东西，都会深陷其中，写《唐山大地震30年祭》，我整整一个星期沉陷在看不到边的地震棚中，脑子里全是30年前的情景；写下《纪念毛主席逝世30周年》，我同样再次回到1976年那个不平静的岁月里。

这次，应广东经济出版社之邀，撰写了这本新书，最初暂定的书名是《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究竟怎么走？》，原本定好9月底交初稿，但近一个时期脑瓜子总是胀疼，想的事不但多，而且杂。出版社催稿，我硬着头皮紧赶。

这时，我的心不在书里，还在《天鹅之死》的旋律中。

过去写书，都是意气风发的，但40岁以后写书，写的时候，一次比一次心里沉重。《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究竟怎么走？》这本书在我的脑子里已经转了五年，曾完成了部分章节，但都又扔到垃圾箱里了。本来2001年已经与广东经济出版社初步签约，定下写此书，但后来各种事情，加上疾病搅得我只有违约。

到了我现在的年龄，写书已不再是为了出名和赚稿费，写书的目的就象我在博客的题头中写的：“把每天说的话，想的事写成文字，就成了博客。博客其实很原始，就象原始人在岩石上画符号记事，都是怕把昨天给忘了。”书，其实也很原始，我一直认为只要会写字，能把自己心里想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东西疏理清楚，你就一定能写书。写经济学的书比写诗，写小说要容易得多，写诗，你必须先把自己折腾成为一个疯子；写小说，你必须先把自己洗劫成一个傻子。写经济学著作不同，你只要泡一杯浓茶，把家里的写字台换成最大个的，搞一个若暗若明的台灯，整一个高背的藤制靠椅，嘴上码上一支焦油含量小于0.5毫克的中南海牌香烟，桌子的左边是全中国的报纸，桌子的右边是全世界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的专著，桌子的中间是日本索尼最新款的超薄型笔记本电脑外加一根网线，写作就可以开始了。过去的刀子、剪子、浆子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被彻底抛弃了。手指头一动，天下为我，我为天下，一切均在经济学家们的掌控之中。

当然，更有一些已经走完“天鹅之死”的著名经济学家，看破红尘，远离过去比自己亲爹亲妈还要亲的政府部门，手持一张机票，兜里揣着USB，走遍大江南北，一年365天，至少300天在各种讲台上高谈阔论，一份讲稿打天下，百万货币囊中藏。这算是在天鹅之死后脱旧俗入新俗的人。更有大彻大悟者，一手拉着政府的后衣襟，一手伸进大企业的财务室，在被企业金钱俘获后，卖了良心扬恶驱善，据说，当一次20分钟的吹鼓手，6万元大票尽落囊中，这岂不更是美融融、乐融融？

当然，还有为自己认为的真理而孤芳自赏的，却不知，他兜里的真理早就成了垃圾。这些人，至死也没有找到天鹅湖，只能是生的平庸，死的不伟大。

所以，经济学家们要还想给世人留点好印象，也是要转型的，至少经济学的言论、文章应是思想的原创。

我不是经济学家，我至多只能是个经济学研究工作者。但近5年来，我在我所带领的研究小组中，一贯主张原创。

原创使研究变得异常的累，也经常地会与那些习以为常的早就不是原创但又被尊为标准的理论发生冲撞。

但这些都不是大问题。  在学界，2005年发生的一系列鲜有的现象，才是学者转型的最大起因。首先，是由2004年郎顾之争至科龙公司事发，引发了广大的非专业经济人士对经济学家的万炮齐轰，随后，香港一位内地人从未知晓、在国际上也未有经传的什么教授称中国大陆算得上经济学家的人不超过５个，紧接其后的是一位副部级经济学家型的官员关于工资不宜快涨的言论遭到网民的围攻。

所有这一切，从表面看，论及的是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学术道德以及研究的科学性、公正性和独立性。但从更为深层的角度看，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经济经过近30年快速发展后，经济学者价值取向的一次转型。

今天，许多全新的问题不但摆在经济学家面前，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摆在每一个老百姓面前。我们可以试想一下，30年前，如果有一家国有企业让它的正式工人下岗，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30年前，如果有一个农民承包了上百亩土地并让更贫穷地方的农民来给他种田又会是什么样？肯定，那些让职工下岗的国有企业领导会被指责为旧时代的剥削者，而那些大规模的土地承包者会被状告为吸农民血的恶霸地主。财产关系的变更，彻底颠覆了30年前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市场及市场分离出的各种细胞，已侵入每一个经济学家的血管之中。

今天，对这些问题，老百姓已经认可了，或者说是不认可也得认命了，学者们也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对其予以了理论化的认定。但是，当收入的两级分化、贫富差距超过大多数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腐败成为最典型化的社会弊端、学者们与大企业家的联系远远比同百姓的联系密切时，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与其说大家在骂经济学家们，还不如说大家在发泄一种不满。

俘获，俘获，究竟谁被俘获？谁俘获了谁？

我想，这种不满或许就是近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一种附带产品，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寻求经济腾飞中不可回避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不满成为一种社会化的矛盾时，经济转型就肯定要启动了，而经济学者们研究问题的价值取向也将开始转变。

只可惜，有的经济学家选择了逃避，有的去学屈原跳江了；有的学李白，水中追月了；有的学陶源明，弄花戏草去了；有的学曹雪芹，假是真来真是假了；还有当忿青的，学鲁迅，谈《殇逝》，写《祥林嫂》去了。而一批出生牛犊，朝气蓬勃，血气方刚，饱读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挥笔研判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问题，其结果是经济学家所研判的理论与中国发展的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些海外归来的研究者甚至因为研究思路的极端不切合实际而被由“海归”改称为“海带”。

前30年，中国大陆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对旧体制的改革问题，而在经济进入转型期后，学者们面临的是如何认识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大国垄断时代的发展方式、国际竞争策略和途径等，面临着研究国内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的解决方案、政体更新及和谐社会建立、反腐败与缩小收入两级分化等比创造增长速度更为复杂和难以破解的问题。但是，使人遗憾的现实是，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并不感兴趣，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被各种利益集团俘获了，他们寻求的是研究收入的最大化而非经济学家的责任，更不会敏锐地发现经济转型对学者们提出的新要求，因此，在转型中，他们成为众人的靶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评价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而在于提醒学界切实要关注转型问题了。现在大多数学者还在用“九五”和“十五”计划时的思想研判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比如：引入式的资本运作，技术引入及集合式的公司升级，制造业输出式的加工贸易，国有企业资本转换及MBO等。对于这些类同于发展中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问题的研究，今天虽然还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和可应用性，但对经济学者来讲，重新定位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才是转型期的核心内容。比如，传统发展方式是“加法和减法的问题”，煤多了，价跌，随后必是短缺，价再涨、一涨必多，再跌；钢铁也是如此，钢少，国家建新钢厂，钢多，全力限产。对于这类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或许是正常的，但在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转型后，就必须重新认识这种资源浪费型的“加减法模式”了。这时，再搬出凯恩斯和新供求学派甚至自由经济主义，肯定是不行了。

所以，我认为，研究发展方式问题将是转型研究的重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研究问题的价值取向或许也会得到调整和修正。

这几年，我在给北大、清华、中山大学等院校的MBA班讲授《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分析》课程的时候，学员们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中国今天的经济究竟算不算是市场经济？

说实话，我从来都没能给学员们一个完整、准确的答案。因为学员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苦苦思考的一个问题。

2006年初，当我再次去浙江调研的时候，看到过去的造假者今天已变成品牌产品制造商，看到过去的前店后厂正在被规模化的加工业基地所取代，而所有这一切的变化仅仅是在几年内完成的。我感慨地对陪同者说：“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力量”。

但回到北京后，与一些学界的朋友聊天，发现许多曾被认为是学界精英的朋友，正在放弃他们成果辉煌的研究领域，而转身于咨询或讲学。问其原因，许多人说：给政府做咨询研究，做的心有些痛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太低，简单的事往往被复杂化，决策研究更多的时候成为各个部门争荣夺宠的场所，做研究象雾里看花，让人的心很累。而更无奈的是决策程序的部门利益化和个人意志化，使再好的决策咨询方案都会被一双“闲不住的手”牵制着，很难形成预期的效果，甚至在更多的时候，会成为一堆废纸。以其这样，到不如给企业做一些咨询，好歹也是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货交易”，再看开些，就索性靠着个人品牌在各地讲课，一次下来，又轻松，又能得到听众们近于崇拜的掌声和赞许，还能大把大把地挣钱，尤其是能摆脱决策研究中的“事事非非”，心口自然也就不痛了。

仔细想想，觉得他们说的不无道理。其实，现在我的心里也时时作痛。搞政策与体制研究也20多年了，从20多年前，自行车往地头一扔，下到菜地里一边帮农民拔草一边向人家了解包产到户后的情况，到今天冒着各种利益部门的狂轰烂炸，直言第三代移动通信中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在实现产业化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也算是经了些风雨，但到头来，我写的上百篇的研究报告有哪一篇能保有五年以上的生命力呢？我们总是跟在政策的后面去做追赶式的研究，而超前的研究很难得到认同。就象大家今天都在讲的一句话：中国的市场比政策体制建设的速度快，而现代技术的推出又比中国市场发展的快。于是，学者们经常会被掌控政策的人所戏弄，会被慢跑者笑之为杞人忧天。这般下来，心怎能不痛。

但再进一步想，老话说的也有理：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欲速则不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与西方的市场经济不同。我在给MBA学员讲课时曾给他们做过如下的比喻：什么是资本主义呢？通俗地说，就是因为资源不足而靠资本聚集与竞争所构造的市场形态，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源有限，才会有剧烈的竞争与搏杀，就如同社会总资源的价值仅为5000万亿美元，而人们希望支配和拥有的资源价值远远大于5000万亿美元，于是，公司与公司，人与人就会象拳击手一样，不断地在一个5000万亿的拳击台上搏杀；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在社会主义时期，虽然资源仍不能充分保证，但国家拥有的资本有足够的能力使拳击手按照一定的、必需的规则出拳，国家的财力有足够的能力更合理、更有效地配置有限的社会资源，于是，公司与公司、人与人之间是在一个比资本主义多数倍资源价值，比如是一个500，000万亿的拳台上竞技；而共产主义肯定是资源价值已超过人们需求的预期，个人责任大于个人获取，那张竞争的拳台可能会因社会资源价值的无限大而失去竞争与搏击的功能。我这样表述不同的社会形态肯定会让正宗、正统的经济学家们所鄙视或谴责，但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形象的比喻。因此，我想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肯定具有它的特殊性。一是拳台的资源价值不够大，且比资本主义的拳台还缺乏必需的资源价值；二是要推崇拳台上的搏杀机制，但是却又比资本主义还缺少拳击的游戏规则；三是要减少浪费，要用国家有限的控制力和财力弱化拳击手间的无序伤害，要做到尽可能地有计划地出拳和快速出拳。这就是特殊性所在了。

由于有这样的特殊性，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同一个拳台旁站着两类裁判的现象，一个是仍以计划、控制、干预为评判尺度的裁判，一个是以出拳、落拳、拳姿为评判尺度的裁判。前者是靠对拳击手的控制程度来获取自己的薪酬和地位，后者是靠拳击手的搏击表演是否能得观众的认可来获取薪酬和地位，因此，两种裁判为了生存会在拳台下进行另一场为更激烈的搏杀。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正式在这样的利益搏杀中进行的，制度创新肯定会受到旧体制既得利益拥有者的抵抗，改革进行的越深入，新旧体制间的冲撞所产生的社会风险就会更大，传统既得利益者的抵制手段就会越加疯狂。而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改革者中也会有一部分人因在改革过程中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获得者，因此同样会千方百计地阻挠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学者们的心痛也正是因为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圈地运动而日趋加重。然而，更大的悲哀是一些学者也因自己的知明度而蜕变为另类的既得利益者。有人称之为是“被俘获”，或是被政府俘获，或是被公司的炒票俘获。

如果我上面的这种描述还有点道理的话，学者们的心痛确实也在情理之中，但因心痛而放弃自我曾有的准则，就只能说是做学者的过于急功近利了。对待中国的改革，不但要有耐心，更要有恒心。

尽管如此地理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我也还是要对自己发问：中国的市场化还能走多远，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究竟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