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匈奴(绘图典藏版)》是一部在当代小说史上享有盛誉的高原史诗，与《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废都》并列为当代陕军四大经典小说，金庸、贾平凹、路遥等名家极力推崇，高度评价。自出版以来，行销过百万册。

这一版首次收集了作者高建群穷数年心血、亲自配绘的插图近百幅。作者的绘图笔力雄健，神情意态极富神韵，展示了深厚的国画功底，小说内容与国画艺术浑然一体，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最后一个匈奴(绘图典藏版)》是一部高原的史诗，陕北这块曾经让匈奴民族留下深深足迹的土地上，在二十世纪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主人公一家三代人，背负着历史的重负繁衍生息，艰难生存。他们见证了黄土高原上人们的坎坷命运，也见证了红色革命的火种在此保存并形成燎原之势的历史。新时代来临之际，作者依旧在这里寻觅那个古老民族的遗踪？

《最后一个匈奴(绘图典藏版)》的作者是高建群。

突然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年轻匈奴的高傲的微笑还停留在半边脸上，微笑突然凝固了，变成一丝恐怖和羞怯。

一位披头散发的女子分开人群，走到族长跟前，双膝一屈，跪下来。她的头发上沾满了草屑，红裤带也没有系好，有一截头儿露在了大襟袄的外边。

族长半带蔑视半带愤怒地哼了一声，转过脸去。

女子见族长不理，继而又跪向大家。她声泪俱下，申诉了一千条不要杀死青年士兵的理由，但是都不能令大家原谅。如果她交往的是吴儿堡的一位青年，而不是匈奴人的话，这事本来还有宽宥的余地，不幸的是她恰恰选择了一个匈奴，一个吴儿堡的敌人。于是，女子请求将她和这青年士兵一起处死。她说，既然他们曾一同分享过快乐，那么，他们理应一同遭难。女子的请求得到了同意。尤其是她的那些女伴们，她们注视着被火光照耀的青年士兵那一明一暗的英俊面孔，也许心里在说：“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不是我？”此刻，在沙沙的磨刀声中，她们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女人才有的残酷的快乐。

女子和青年士兵吊在了一起。

一个好事的青年，在女子吊起来之后，将她推了一把，于是女子的身体荡过去，碰在了匈奴士兵的身上，旋即又分开了。

当他们第二次荡在一起的时候，女子附在青年士兵的耳根说：“我有孕了。怀孕了，明白吗？怀的是你的孩子！”

“是吗？”匈奴士兵听了这话，脸上显出一丝凄楚的微笑。

女子的声音也许大了点，所以被周围的人们听见了。族长年纪大了，但是耳朵并不背，他也听见了女子的声音。为了证实自己的听力，他又追问了一句：“你说什么，能不能声音大一点？”

女子毫不脸红地重复了一遍。

当人们明白女子已经怀孕时，四周静下来。这样，要处死的就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了。

刽子手也停止了磨刀。沙沙的音乐一旦停止，四周的杀气立即减弱了许多。

族长立即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命令刽子手继续磨刀，他说，他生平还从未改变过主意。

就在族长说话的当儿，人群中传来一阵奇异的音乐声。这种奇异的声音由一种据说是麒麟角制成的乐器吹奏出来的，拥有这种乐器的往往是巫婆或者巫师。这种乐器据信现在已经失传，即使没有失传，也已经由于原材料无从寻找，从而转化为羊角、牛角之类的赝品了。

吹这种乐器的是一位巫师兼医师之类的老女人，或者说，是一个接生婆。当然，她同时是一个剪纸艺术家，每有孩子出生，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用剪刀将布帛，将树叶，或者说将当时已经制造出来的纸张，剪成一个“抓髻娃娃”的图案，贴在这家窑洞的墙壁上，炕围上。

在这荒凉的难以生存的地方，对生命的崇拜高于一切，人种灭绝，香火不续被看做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从黄帝部落在这一带游牧时候起，接生婆这种古老的行业便开始确立起它的权威位置，并且一直以一种神秘之力庇护着这一方苍生，发一种原始的狂热和虔诚在进行着催种催收。

这是一位陕北高原上的土著居民，黄帝部落在向南方长江流域开发时留在这里看护本土看护轩辕陵墓的子民。这个接生婆，她刚刚在前庄接生回来，又要到后庄，恰好在这个时候赶到了这里，并且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两个风流罪人刚才的对话。当然也许不是巧遇。孕妇们总把自己生育的时间调节到晚上，以便让农耕或者狩猎的丈夫回到身边，让自己在经受肉体痛苦的同时，让丈夫也经受精神上的痛苦，然后一并迎接那个神圣的时刻，所以，为接生婆的职责所驱使，她总是彻夜彻夜地在大地上游荡，而把睡眠放在白天。加之，我们知道了，她同时是巫婆，吴儿堡地面冲天的火光和喧嚣的人群，不能不惊动这自称可以感知一切的她。

奇妙的音乐弥漫在空中，空气中的杀气渐渐收敛。不知谁给篝火中添了一些柏树枝，于是有一种浓郁的香味弥漫开来，与音乐掺和在一起。雾气渐渐升腾，空气潮湿得仿佛要滴血。在奇妙的音乐和奇异的柏香中，人群渐渐地跪了下来，带头的是族长，这长面大髯的老者。

在一群凝固了的人群中，接生婆开始扭动腰肢，翩翩起舞。麒麟角已经从嘴边卸了下来，作为装饰品插进脑后的发髻里，她现在是用嘴说着谁也不懂的话，并且在做着人人都明白其内涵的动作。在这魂灵附体般的扭动中，她还顺便扭到吊着的一对青年男女跟前，拍拍他们的腮帮，掰掰他们的牙齿，并且毫无顾忌地揭开他们的衣服，看了看身体中的隐秘部分。

最后，她在一堆最旺的火堆旁停了下来，解开她黑色大襟上衣的纽扣。衣襟霍地亮开，于是，人们看见，在她塌陷的奶头和松弛的肚皮上边，罩着一件红裹肚。  红裹肚的正中有一个口袋。她先从口袋里摸出一只鹿角，握在左手，又摸出一柄铜刀，握在右手，于是，随着刀子刮落鹿角，粉末纷纷扬扬地向人群中撒来。粉末落在了人们的身上脸上，有一些粉末被风吹在了火堆里，于是空气中有一种焦糊的腥味。

铜刀和鹿角，都是接生婆常备的工具。铜刀不用说了，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世界上，最初都不免要受这么一刀，只是刀子后来换成剪子而已。鹿角据说是一种催奶的良药。初生的孕妇，喝几碗用鹿角粉末冲下的热汤，奶水就会像泉水一样涌流。这种原始的催奶方法，据信现在在一些缺医少药的偏远地区，还没有失去用场。说一句不怕读者见笑的话，作者的妊娠的母亲，当初就是喝了这种汤，从而为婴儿期的他提供奶水的。

当接生婆认为她的鹿角粉末，已经像她的音乐一样，足以征服和麻醉在场的每一个人时，她停止了她的耕云播雨。她停顿了一下，将铜刀和鹿角装进了裹肚，然后就势用手拽了拽裹肚的边儿，使之平整。

就在她念念有词的当儿，就在火光熊熊的照耀下，裹肚开始显示出一些模糊的影子。慢慢地，可以看出来了，这是一幅绣锦，上边有山有水，有人有树。熟悉的人们知道，接生婆又要开始她梦呓般的谈话了。

那是一个故事，一个地老天荒的故事——

由于发生了一场灾难，什么灾难呢，已经记不得了，或许是滔滔洪水突然从海中溢出，淹没了世界，或许是羿射落的九颗太阳突然掉在了大地上，一瞬间玉石俱焚，或许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不明飞行物的缘故，总之，地球上遇到了空前的灾难，人类从地球上几乎绝迹了，只剩下两个人。虽然这两个人是一男一女，但是，他们是兄妹。兄妹之间是不能通婚的，他们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相敬如宾。时光在流逝，他们在迅速地衰老。看到世界荒凉的今天和它的黑暗远景，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只有躲在一架山头上哭泣。

突然，一种神秘的力量说：“你们结婚吧，为人类的最高利益，为了种族的繁衍！”

兄妹俩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能结婚，我们怕人耻笑！”

神秘之力宽厚地笑了，他说：“世界上只剩下你们两个人了。你们不笑话自己，是没有人能够耻笑的！”

“我们怕生出某种怪物！”

“这倒是个问题！”神秘之力沉吟了半天，最后说，“那么，让我们听从天意吧，现在，在你们各人的屁股底下，坐着一个磨面的砬扇，上扇为阳，下扇为阴，你们搬动它，让它们向山下滚去，如果它们落在山下时，重合在了一起，那你们就结婚吧，如果两个砬扇像现在这样分开着，那么天意注定人类当灭，它将塑造另外的灵性。”

神秘之力的声音消失了。兄妹俩站起来，停止了哭泣，他们每人扛起一面砬扇，向山下滚去。砬扇在山坡上颠动着，一直滚到了沟底。最后，在一泓浅水边，它们严严实实地重合在一起。

兄妹俩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淡淡的哀伤的落日下，他们来到了沟底，来到了砬扇旁边。砬扇果然重合在一起，现在，他们终于明白了现实所赋予他们的那可怕的命运，于是，女人害羞地但却是勇敢地撩起了自己的裙裾。

在整个交媾的过程中，他们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快感。这种快感除了事情本身的原因之外，另一半原因是由于乱伦而产生的罪恶感引起的。

事情结束之后，在他们的身下，在一片压平的草地上，留下星星点点殷红的鲜血。大地仿佛在震颤，万物开始苏醒，青草又繁茂地生长起来，野花开始热烈地开放，河流开始淙淙流淌，阳光也不再悲哀。一言以蔽之，一切又恢复了灵性。P20-22

在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的开机仪式上，央视制片人李功达先生说，如果不把高老师的《最后一个匈奴》这部中国文学的红色经典，变成一部电视连续剧，那是中国电视剧人的羞愧，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失职。

而杨作新的扮演者潘粤明、黑白氏的扮演者刘涛，则在开机仪式上发言说，央视有信心把它打造成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一部代表作，他们则有决心把它打造成自己个人的一部代表作。

他们做到了，完完全全地做到了。我在看了样片以后，给李功达先生打电话说，我看了前五集，流了四次泪，我经常说长篇小说要“宏大叙事”，什么叫宏大叙事，这就叫宏大叙事。

我还说，中国共产党已经行年九十，但是很遗憾，一直没能认真地、有意识地为自己树一座纪念碑，现在你们这些人，一不小心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我还向演员们致敬。我说，我看到一群表演天才在演绎人物，这些人物比我小说中的人物更鲜明、更具有戏剧张力，他们将小说中的戏剧因素挖掘出来，像吹气球一样无限放大。记得拍摄期间，我曾经三次前往陕北去“探班”，地冻天寒，山沟里钻着一群傻乎乎的人，面色呆滞，目光狼狈，像回到过去年代。我记得，只有当年(1979年冬天或1980年春天)拍《黄土地》时，我才有过这种感觉。

一部小说，一旦变成铅字，便有了它自己的命运。作为原作者，他现在唯一适合做的事情就是三缄其口，作壁上观。让它去经历吧。包括小说的经历，也包括这部电视剧的经历。在这里，我就是以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向剧组献上敬意。这个敬意还献给当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本剧编剧葛水平女士，还献给尊敬的导演延艺先生、梁彤女士。

《最后一个匈奴》面世前后，有许多的事情发生。这也许是命运使然，是小说本身的命运，亦是小说作者本身的命运。哎，小说面世已经二十年了吧！二十年是个不算太短的时间概念。

它的启动是在1979年4月19日。当时，陕西作协恢复名称恢复活动后开的第一次创作会叫“新作者会”。会上，我和一位叫藏若华的北京女知青商量，要合作写一本关于陕北高原的长篇史诗。会后不久(大约是那年年底)，若华女士去了香港定居，这样这部书就只好由我独立完成了。她留给我的所有资料是那个剪纸小女孩的口头传说和变成文字的包裹在小说中的那三千多字的短篇《最后一支歌》。

我开始了自己梦魇般的写作历程，开始像一个陀螺一样自转。十多年之后，到了1991年，小说已经完成一大半了。但是小说稿丢失了。

这事现在叫我想起来还觉得诧异。1991年7月，中国作协通知我到西安领庄重文文学奖。那时我在延安报社，行前，一位青年评论家朋友来我家，提出要把稿子带走去看。待我回来，他说稿子丢了。

我在那一刻如五雷轰顶，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我找了许久，跑遍了这座城市每一个公用厕所，并且和能联系到的小偷、包括小偷组织的头儿商谈，还是没有找到，小说手稿从人间蒸发了。

终于有一天，我站在阳台上热泪盈眶。那时的我多么虚弱呀！我明白这是命运，我不应该被打倒，我要从头再来！

这样我只好从头写起。

行文到这里，我突然厌倦了自己这种伤感的情绪。本来我后面还想谈谈该小说后来吃官司、再后来某文学奖评选落选的事(这两件事互为因果)。但是现在我决定不说了。这里只说高兴的事。

一位东欧小说家说人们之所以觉得过去年代的阳光灿烂，是因为人们健忘，把不好的事都忘记了，而把美好的事一字不漏地记录了下来。——老高现在就准备做一个这样的健忘者。

我感激尊敬的编辑家朱珩青女士。她说，能写出《遥远的白房子》的作者，肯定能写出惊人的长篇的。这样我和作家出版社签约。

该书写作途中，她又专程来催稿。她先到四川，寻找周克芹的遗稿，接着又从西安来到延安催稿。她对我说，世界上的事情件件都很重要，但是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把《最后一个匈奴》这项“工程”完成。

1993年5月19日，北京《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上，她穿着一套西装裙，站在会场的门口，迎接来宾，年过半百的她，像小女孩一样，梦幻般地微笑着。——这一幕也许我会记到死亡的那一刻。

北京座谈会上，国内的评论界大腕几乎悉数到场，他们给予《最后一个匈奴》以高度评价，给予这位涉世不深的写作者以真诚的鼓励(那年我整三十九岁)。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我这里不一一写出来了，我怕记不全，丢掉了谁。

不过有两个人我要特别说一下。

一个是主持座谈会的作家出版社常务副主编秦文玉。他已经于十五年前走了，在福州出的车祸。那是一个多么真诚多么敬业的编辑家呀！他主持会时那嘶哑的声音后来长久地回荡在我耳边。

另一个要感激的是《光明日报》记者、散文家韩小蕙女士。她的会议报道《陕军东征》，除了报道《最后一个匈奴》以外，还报道了陕西后来出的几本书的消息。“陕军东征”一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次重要事件。

《最后一个匈奴》以及由它引发的“陕军东征”，代表了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度。记得后来有一次，在北京见到柳萌老师，他问我怎么看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我说“陕军东征”时期曾经达到过一个高度，后来又从这个高度滑落了。

该书也给出版社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记得作家出版社常务副主编王文平对我说，那一年该社的工资、奖金、年终奖，主要靠的这本书。

关于《最后一个匈奴》，说到这里为止。

根据该书改编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先在央视八套黄金剧场首播，(连播三次)接着在黑龙江卫视地方台首播，继而在全国各地方台播出。

我对陕西的广电局长说，时也势也，文学必须向影视“就范”，向网络“就范”。我说，我的母亲不识字，我都写了三十本书了，母亲一个字也没有看过，但是当小说变成电视剧以后，她每天晚上都看，脸上洋溢着幸福，上卫生间也是一路小跑。八十岁的她，每年开春，每年入冬，都要住两次院，可是2011年的春天，因为忙着看电视剧，连生病都忘了。

不过电视剧有一个遗憾，就是名字不如叫《最后一个匈奴》那么响亮。许多人问过我为什么要改，我说这是审批时，上面叫改的，理由是不要用“匈奴”这两个字作噱头。唉，世界上的事情，总不能尽善尽美，能够播出，能够产生影响，这就算不错了。世界上的事情，但凡能做到八分，就叫圆满了。

随后，我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平原》，也将被改编成四十集电视剧。预计在今年的8月开拍。运作者基本上还是那个团队，即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的李功达先生出任制片人，不过，投资方变了。

《盘剧》给投资方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正如小说给出版社带来丰厚的回报一样。但愿《大平原》的拍摄也能做到如此。因为我的劳动而给别人带来收获给社会创造财富，这总是一件叫人高兴叫人体面的事。

2011年，我还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给匈奴民族的唯一都城、匈奴民族在行将灭亡前发出最后一声绝唱的地方，陕北高原的统万城，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我原来想把这电影叫《统万城》，导演则将它定名叫《最后的匈奴王》。电影是大制作，类似于《约瑟王》、《木马屠城(特洛伊)》那样的大片。电影将来拟请联合国秘书长题写片名，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行。电影的拍摄，除了艺术的目的之外，它还有一个功利的目的，即能对统万城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事，有所帮助。

而我下来该做的事情，是将这个七万多字的剧本，扩充成一个长篇。那也许将是我的一件重要作品，一件东方与西方沟通和对话的作品。我说过，“匈奴”这个话题，是全人类的一根大筋，一抽动它，东方的和西方的每个人，都会痉挛起来。匈奴民族因为消失而存在，那血脉在如今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的血管里，继续澎湃着。

我仍然决定将小说的名字叫成《统万城》。我将调动我的所有积累，所有激情，所有艺术才能写好它。我今年已经行年五十又八了，这本书，也许是这个写作者向长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最后的一次致敬了！

我不久前过的五十八岁生日。生日那天，我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画了一天画。一边绘画一边思考，我给自己定了个“步入晚年三原则”。这三原则是；第一，到退休年龄就退休，绝不拖泥带水；第二，绝不欺行霸市，永远低调做人；第三，抓住剩余的人生，再写点好小说再画点好画。

行文就要结束时，说点有趣的事：几天前，一位专题片导演来府上拜访，他带来了一个讯息。他说，在江苏地面，有一位“赫”姓老板，说自己是最后一代匈奴王赫连勃勃的后裔，并且有家谱为证。而那家谱上一代一代，支脉清晰。这老板想拍一个《最后一个匈奴》的专题片，请我来当文学顾问。

这导演的话，我还是相信的。因为他就是不久前热播的那个八集大型人物专题片《作家路遥》的导演。

今天西安的天气真好。适逢长江文艺出版社重版《最后一个匈奴》之际，从而就在上面说了那么多的话。老百姓说：锣鼓长了没好戏！那么我的饶舌，到这里知趣地打住。

最后让我大声地说：谢谢亲爱的读者，我爱你们，我把读者对我作品的认可，当作最高的褒奖！

高建群

2012年2月9日西安

拙作《最后一个匈奴》，1992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嗣后一两年间，随着“陕军东征”这个话题的热闹，我应邀写了一些创作谈。它们后来被集成一本书，名字叫《匈奴与匈奴之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

这次《最后一个匈奴》长江版，应读者的要求，将当年的这些创作谈摘录一部分出来，放在书的后面，以备大家对这本书的了解，也为新时期文学，留下一些史料。

为了尊重读者，也为了尊重当年的自己，我全文照录，文字上没有做大的改动。唉，当年的我多么地年轻，多么的犀利，多么的激烈呀！

……

两个风流罪人的后裔们，有着农耕文化血统的，他们脚趾的小拇指通常分裂为不规则的两瓣；有着游牧文化血统的，他们的小拇指则是浑圆的一块。

他们的性格当然也是大相径庭的。评论家肖云儒在北京《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上，突出奇语，他说，把“匈”与“奴”二字拆开来说，恰好代表了两种陕北人的性格或在一个陕北人身上的两种性格。

“匈”者，其势汹汹也，凶悍异常也；“奴”，奴隶，奴性，土地的奴隶之谓也。

我想，话说到这里，这支人类之群的类型性格的形成，这块土地的种种大文化现象的深厚根源，我们终于追到它的要害关节上了。这是不是已经进入种族发生学和文化人类学领域了，我不知道！

至此，我相信，《最后一个匈奴》这个有点突兀味道的书名，大约我也算解释清楚了。

高建群是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著名作家 路遥

我一直想请教高先生，我不明白，匈奴这个曾经震撼过东西方世界的伟大游牧民族，怎么说声没有了，就从历史进程中消失了。

——著名作家 金庸

建群兄的《最后一个匈奴》取得了大成功，我在他的文化衫上写上“匈奴”这两个字，他走到哪里，我的祝贺就带到哪里。

——著名作家 贾平凹

如果不把《最后一个匈奴》这部中国文学的红色经典，变成一部电视剧，那是我们电视剧人的羞愧，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失职。

——著名电视制作人 李功达

高建群是一位从陕北高原向我们走来的略带忧郁色彩的行吟诗人，一位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两大空间且长袖善舞的舞者，一位善于讲“庄严的谎话”(巴尔扎克语)的人。

——著名批评家 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