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炮火的年代，一代人的青春挥洒在武斗与呐喊声中，这是他们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的浪漫在血色昏黄中弥漫成昨日的记忆，我们在他们的故事中心随波动，却发现，青春不过是一场绽放到极致却结束得太仓促的事。钟跃民、袁军、张海洋、李奎勇……文革以前，他们只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中学生，文革开始了，他们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那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父母曾是高官和将军，他们曾是满怀激情的红卫兵战士，但是到了一九六八年，这个群体正在残酷的青春中茫然游荡，他们穿着家里箱子底儿翻出来的将校呢军服，在北京的街头成群呼啸，他们身怀利器，随时为微不足道的理由大打出手，他们“拍婆子”，他们看白皮书或灰皮书，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仪式、礼俗和黑话，在“革命”的废墟上，一种独特的青少年亚文化悄然形成，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周杰伦。

第 一 章

钟跃民和袁军、郑桐几个小子无所事事地站在街头，正想办法寻点儿开心。

钟跃民头上戴了一顶黄呢子军帽，他手扶自行车车把，一条腿跷在车的横梁上，另一条腿撑住地面。他轮廓分明的脸上有一种与这个年龄不相称的骄横之气。

袁军站在一旁，他披着一件草绿色的马裤呢军大衣，手里正把玩着一把弹簧车锁。郑桐是个白面书生的模样，戴着眼镜，他穿着一身蓝制服，双手插在裤兜里。

前几天刚刚下过一场雪，地面已经开始融化，原本雪白光洁的路面被车轮和脚印搞得很脏乱。他们肆无忌惮地起着哄，用手在指指点点，眼睛盯着街对面一家食品店里走出来的两个漂亮姑娘。

袁军用手捅捅钟跃民，坏笑着朝街对面努努嘴道：“跃民，这回可看你的啦。”

钟跃民笑着摇摇头：“你丫别净招我犯错误。”

郑桐挖苦道：“色大胆小了吧?”

同伴们一拥而上，起着哄地对他推推搡搡。钟跃民在同伴们的起哄下有些下不了台，他把自行车支好，扶了扶帽子，然后晃晃悠悠向街对面走去。

周晓白是和好朋友罗芸一起出来的，她们本来想逛逛街，因为在家里呆着实在无聊。

今天周晓白的情绪很恶劣，就在短短的半个小时里，她们连续遭到两伙男孩子的纠缠。这些人真是无聊之极，就算你有心追求女孩子，也该有点儿礼貌，上来就直愣愣的一句，嗨，交个朋友怎么样?这不是找骂么，周晓白终于忍不住了，她把刚买的一盒冰激凌摔在一个家伙的脸上，那家伙没想到这小妞儿这么大脾气，竞愣在那里，周晓白拉着罗芸转身出了食品店。

谁知刚出虎口，又入了狼窝，钟跃民正在外边等着呢，他满脸灿烂的笑容，张嘴就是一句：“哎哟，这不是表妹吗?怎么在这儿碰上啦?得有两年没见了，姨和姨夫好吗?”

周晓白和罗芸都愣了，心说这人有病是怎么着，张嘴就叫表妹，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

周晓白没好气地说：“看清楚了，谁是你表妹?”

钟跃民面不改色，一脸真诚：“表妹，你不认识我啦?我是你表哥啊，你再仔细看看，真是女大十八变，才两年工夫，我都认不出来了。”

钟跃民的真诚还真把周晓白给唬住了，这人还真不像坏人，也许他是认错人了。

周晓白的口气缓和了：“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表妹，我也没有表哥。”

钟跃民很执拗：“别跟你哥开玩笑，你就是我表妹王小红。”

“我再和你说一遍，我不叫王小红，你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不对吧?你真的不是王小红?那你叫什么?”

“我叫周晓白，这下你明白了吧?”

得，钟跃民等的就是这个，才几句就把这小妞儿的名字给套出来了，看来今天有戏，钟跃民一拍脑门：“哟，看来我还真认错人了，对不起，您瞧我这老眼昏花的，实在不好意思。”

周晓白问：“你还有事吗?要是没事我们走了。”

“周晓白同学，咱们这就算认识了吧?这真是缘分，要不是我认错了人，咱们今天就失之交臂了，那还不遗恨终身?你们现在去哪儿?我送送你们。”  周晓白突然沉下脸：“我明白了，什么认错了人，闹了半天又碰上流氓了，罗芸，咱们走。”

钟跃民嬉皮笑脸地拦住她们：“哟，怎么说着说着就翻脸啦?周晓白，你一生气还真像我表妹，不行，不管你是不是，今天我还就认你这个妹妹啦。”

周晓白和罗芸不说话，只是厌恶地躲开钟跃民继续走路。

钟跃民讨了个没趣，他回头望望同伴们，袁军一伙儿正乐得前仰后合，轻佻地起着哄。

钟跃民又绕到姑娘们的前面继续纠缠着。

一伙青年正骑着自行车从这儿经过，为首的是张海洋，他戴着一顶羊剪绒皮帽，穿着一身国防绿军装，个子有一米八，也同样是一脸骄横之气。他的同伴们都穿着军装，但显得很杂乱，好像是解放军部队不同时期发的军装都有。这显然是群部队大院的孩子。他们见钟跃民正在纠缠姑娘，便纷纷停下车。

一个青年认出了周晓白：“海洋，那不是咱们大院的周晓白吗?周副司令的女儿，住将军楼的那个妞儿。”

张海洋把烟头一扔：“嘿，这帮孙子哪儿的?敢拍咱们院儿的人?走，过去看看。”

大家一拥而上，过去围住钟跃民。张海洋一把揪住钟跃民的衣领，开口便骂：“孙子，你活腻歪了吧，敢拍我们院儿的人?”

钟跃民并不示弱，他冷笑一声：“嗬，想掐架是怎么着?找死哪?”他话音没落，藏在袖子里的弹簧锁已经呼啸而出，弹簧锁猛抽在张海洋的头上，张海洋头上的羊剪绒皮帽被打飞了。

张海洋的同伙们纷纷掏出家伙扑了上来。

街对面的袁军一伙儿见这里风云突变，立刻扔掉手中的香烟，纷纷亮出弹簧锁冲过马路……

双方在街头激烈地对打起来。

一个青年拣起半块砖向袁军劈面砸来，袁军敏捷地躲闪开，他身后的商店橱窗玻璃“哗啦”一声被砸得粉碎。

郑桐和一个高个子青年刚一交手，眼镜就被对方一拳打飞，他觉得眼前的景物变得模糊起来，这使他感到很愤怒，便急于报复，忙乱中他将一棵树当成了对手，狠狠地将半块砖拍在树上。

一个正在散步的老人被张海洋一把抢走拐杖，老人跌了一跤，他坐在地上双手拍着大腿破口大骂，而那拐杖已经变成了武器，狠狠地敲在钟跃民的头上，拐杖断成两截。

钟跃民的头上流血了，他用手抹了一把，又火冒三丈地扑上去。

袁军冲进商店，抄起一把椅子砸碎消防栓的玻璃门，拿出消防斧冲出门。

张海洋一伙儿见袁军来势凶猛，纷纷躲闪，袁军高举着消防斧追逐着。

这时，两个身穿藏蓝色警服的警察骑着自行车从这儿路过，见此情景忙下车制止。

斗殴的双方一见警察来了，顿时作鸟兽散。两个警察大声吼叫着分头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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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钟跃民的记忆深处，一九六八年的那个冬天发生的事情显得格外清晰，那年冬天他差点儿卷入一场杀人案，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一九六八年是个闹哄哄的年头，钟跃民记忆中的背景是红色的，当时北京的大街小巷都用红油漆覆盖起来，上面写满了毛主席语录，映入眼帘的是红旗、红色的语录本、红袖章……总之，红色成了当时的主色调，连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充满了红色的希望。

钟跃民至今也没闹清，为什么会在一九六八年的某一天，他和他的同伴们，包括北京机关大院、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们，突然像是中了邪，肾上腺素激增，一种青春激情和邪恶的混合物犹如一枚炸弹在这些少年们的体内爆炸，在一片红色的背景下，骤然产生一股凶猛的红色冲击波，以猛烈的力量向四周扩散，令人惊异的是，这股红色冲击波竟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很多年以后，钟跃民才发现，公元一九六八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大事，地球像一只胀满氢气的气球，很危险地膨胀着、躁动着，一颗小小的火星也能引起爆炸……

这年春天，苏联老大哥终于被小兄弟捷克斯洛伐克惹烦了，它认为这个小兄弟再不管教管教就该上房揭瓦了。于是苏联大批空降部队和装甲部队在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的理论指导下，长驱直入占领了捷克。全世界为之一惊，随之舆论大哗。

三月，那个总爱唠叨“我有一个梦想……”的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全世界又是一惊，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美国国内几乎引起骚乱。马丁·路德·金作为名人载入史册，他那极富人情味的讲演和那浑厚带有磁性的男中音从此成为绝唱。

这年五月，浪漫的法国青年也闹起事来，起因竟然是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的一句话，这位部长先生去巴黎的农泰尔学院为一个新建成的游泳池剪彩，碰巧社会学系的德裔学生丹尼·科恩一邦迪也是个类似钟跃民之流的捣蛋鬼，他向部长先生提问：为什么在他的讲话和文章里只字不提学生们在性方面的问题?部长先生的回答很不中听，用咱中国人的说法，就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他建议科恩一邦迪在欲火中烧时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部长的建议算是捅了马蜂窝，学生们闹起事来。

这年五月，巴黎的学生们终于起来革命了，他们攻击当权者，要求摧毁“旧秩序”。巴黎的拉丁区一时成了古希腊论坛，人人都在抗议，而抗议的对象可谓斑驳陆离，从学院的清规戒律、阶级差异到越南战争。

五月三日，警察清理巴黎大学，导致了拉丁区更剧烈的反应。

许多地方被群众自发性地接管了，工人占领了工厂，激进的医生们占领了医学会，演员们关闭了剧院，甚至一些神职人员也宣布他们“革命”了。忠于职守的警察们则使拉丁区充满催泪弹的气味，戴高乐总统终于扛不住了，他从后门溜出爱丽舍宫，去了他的家乡科隆贝。这个消息使学生们有些晕乎了，他们相信“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

巴黎的“五月风暴”使世界为之震惊，整个西方世界差不多都兴奋起来了。对于法兰西人来说，他们几乎个个都算得上是老革命了，他们的革命传统至少能上溯到一七八九年，那一年巴黎的市民们起哄般地冲进了巴士底狱，愣把一个偌大的王朝给灭了，他们才是革命的先驱者。

此时，巴黎的大学生们正沿着中国红卫兵走过的路，热火朝天地筑起街垒，高举着毛泽东的画像和巴黎公社的旗帜在大街上冲杀，雄心勃勃地要在欧洲大陆上再来一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连吃上帝饭的神职人员也要造反，伟大的哲学家萨特先生也跟着胡闹了一把，这个世界真是乱套了。

然而，世上什么事总要有个完结。

五月三十日，戴高乐总统回到巴黎在电台发表了讲演，他号召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总统先生只是简单地告诉人民：再这么闹下去，大家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物资匮乏。这句大实话比什么莫测高深的理论都管用，要是革命了半天，革得饭也没得吃了，那么这革命就没意思了。更何况大多数老百姓已厌倦了大街上的喧嚣，于是他们响应了总统先生的号召，把一批继续在街垒里胡闹的孩子们拎着耳朵带回家，巴黎的“五月风暴”算是正式落下帷幕。

成年后的钟跃民算是明白了，难怪当年他像中了邪，敢情是谁也没闲着，巴黎的学生们也不是省油的灯，真折腾起来也是爱谁谁，早知如此，当年“联动”的弟兄们就该派出联络员和巴黎这边的哥们儿串联一下，东西方一联手，兴许世界革命就成功了。不过，北京的学生和巴黎的学生在同一时刻喊出的口号却大相径庭，北京这边的口号暴力倾向重了点儿，不是打算油炸谁，就是要砸烂谁的狗头。人家那边却弥漫着一股浪漫气息：

不为面包，为蔷薇……

要做爱，不要作战……

听听，玩着玩着就捎带手把革命干了，真他妈的过瘾!

不过，一九六八年的钟跃民对法国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只是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且活得很愉快。当巴黎的学生们从街垒里玩够了回家时，钟跃民一伙才刚刚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