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现代性的多种面相、中国文化的主干与分枝、历史与未来，在许倬云先生的演讲与对谈中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许先生处处彰显知识人的社会关怀本色，正可谓“与公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为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母校台湾大学的讲演和讲学的结集。

《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为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母校台湾大学的讲演和讲学的结集。许倬云先生以较为宏观的“中国文化”为主轴，进行专题讨论，引导听者和读者对历史事件做宏观的思考、判断、分析及归纳，其核心旨归则不离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文字间不时流露对国家社会与人类文化的关怀之情。

作为当代卓越的历史学家，许先生视野宏阔，学识渊博，加之为人亲和，讲座与对谈时让人如沐春风，内容又包罗万象，受者从中得到的启发和提示，与一般课堂评论截然不同，诚可谓“与公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希望《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的出版，可使历史研究者及一般社会大众经由先生的指点，得以宏观且多面向地了解自己的文化与历史，培养面对未来世界的智慧。

演讲一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

演讲二 多样的现代性

“中国文化教研专题讨论”课程

第一讲 困境与转机

第二讲 知识分子暨民族主义

第三讲 唐宋之变

第四讲 考古与上古史研究

第五讲 荀学暨道教

第六讲 情理与律法

第七讲 理学修身·儒医关怀

第八讲 精英地方化·五四运动

第九讲 斯文·死谏·同心圆世界观

变局下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是有理想志业的第一类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抗议的第四类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及晚明。东汉的读书人把儒家悬为理想，针砭政治的败坏、权力结构的腐败、皇权无限的膨胀、宦官挟皇权的作威作福，于是他们形成抗议运动，成千成万的学者投入其中，却都被禁锢——即历史上的两次“党锢之祸”。明朝的东林党也一样，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当其他文化系统进人中国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会提出一些新想法作回应。汉末到南朝，佛教进入中国，挑战了中国原有的文化系统，读书人发现中国习惯的王朝制度有说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大家不断进行讨论：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精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出家人既然已经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礼？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统治不属于统治范围的出家人？这种情形，就是当一个已经固定了的大系统，碰到外面的挑战时，许多读书人会投入其中，参加辩论，去做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一直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712—770)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鼙鼓动地来”，霓裳羽衣也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768—824)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续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南宋朱熹(1130—1200)和明代王阳明(1472—1528)，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远的不说，就以我家迁到无锡去的祖先为例：他做了一辈子苦官，哪里有水灾、旱灾，就被派到哪里去。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导修堤，回到岸上还要放粮赈救灾民。他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二岁，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个月。他官位不算大，但一辈子做了他该做的事，死后不过得到“国之劳臣”四个字。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

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就属这一类人物。

因此，我说前述的这四个方向或维度，是中国读书人努力的目标。

为时代提出新解释

在王阳明提出新的思想方向后，有人又提出翻覆前面大系统的思想方向。如李贽(1527—1602)，提出高度的个人主义，基本上与儒家的群体结构主义相悖反。又如王艮(1483—1541)，提出理想社区，是社区共产社会，也与古来中国人想到的大同世界并不完全吻合。再如黄宗羲(1610一1695)，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来的想法，根本就是改革制度，皇帝不必管事情，同时也设想了一个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民间议会(学校)，由议会决定政务，所有的诸侯与地方官员要听议会的话。这里提出的三个人，都出现于明朝末年。

到了清代后期，中国面临更为庞大的西方挑战。之前，中国曾经碰过许多挑战，有来自北方的武力挑战，有来自西方、南方和中亚的启示性宗教或印度宗教的思想挑战。此外，也不断有不同的经济体系引进来的物品与物产，造成经济上的挑战，像明朝晚期对外的贸易，就使明朝经济形态产生巨大改变。但这些挑战，都不如中国在19世纪以后所面临的大挑战。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度过这个大挑战。

面对这个大挑战，我们可以看一下知识分子的几个态度：第一，康有为(1858—1927)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对现实激烈的回应。他的《大同书》世界，其实有相当的革命性。第二，张之洞(1837—1909)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要调和里外。第三，孙中山(1866—1925)的“三民主义”，其政治理论综合了中西特色。

P7-9

本书是我在台大讲演集的大陆版，原书是2006年我访问台大时的两次讲演，加上和同学们的一些讨论，书名是《傅钟回响》，由台大出版中心在2008年出版。我是台大的毕业生，曾经在母校服务过一段时候，后来也多次访问母校。2006年的访问，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回到母校。因此，也可以算是我对母校能稍尽绵力的最后一回。过去访问台大，都是正式开课。这一次访问，经过历史系吴展良主任的安排，却稍微有一点特别：在历史系开课，修习的学生都是研究生；而且除了在讲堂上同学作报告、我加以评论外，下午还另和同学有单独的谈话。在这一学期，实际上我从同学们那里受到的启发，还多于我给他们的协助。甚至可以说，开了一学期课以后，我又一次从母校获得不少进益。为此，我向母校以及吴展良教授和选课的许多同学，致以谢忱。

那两次讲演，一次是讲知识分子目前和未来的角色，另一次讲多种多样的现代性，其实都是有感而发。中国长久有学者关怀社会的传统，在过去时代，学者们是士大夫，后来就成为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这些以追寻知识为志业的学者们，曾经发踪指使，也曾经针砭批判；无论书呆子的意见是否适当，至少他们的用心是为社会作一个理性的指引和纠正。在近代，知识愈来愈专业化，知识可以转化为权力甚至金钱。知识分子变成专业人士，他们个人的收益可能相当可观。但是他们往往失去了独立的立场，为政权、为企业服务，而不是为了社会。现在，科技昌明，知识的作用，影响人生既深又广。如果知识分子不具社会良心，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发挥知识的潜能，他们就成为科技世界内的新“婆罗门”。那篇讲演，我正是为台湾学界已经呈现这个趋向而忧心忡忡。

另一篇讲演，是有关“现代”的多种多样性。近百年来，中国努力摆脱传统，走向现代，可是，“现代”两个字的含义，似乎都是代表西方文明在近几百年的发展方向；走向现代，几乎就是西方化的同义词。我在这篇讲演中，也特别指明，西方近几百年来发展方向，有其历史特定性；世界各处承受西方压力及因此发生的响应，也有其历史特定性。天下没有真正所谓“现代”，“现代”时时在改变。甚至于也没有特定的西方，因为西方也是一直在改变。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个问题的内涵，我们将永远赶在人家已经走过的路后面，当人家转方向时，我们还在原路追赶。这一危机，近百年来，中国似乎一直视而不见，近六十年来，海峡两岸种种做法，也脱不开这个盲点。

以上两个讲演，是历史问题，但也是未来的问题。我们如果不认识过去和目前，我们将一直在蒙着眼睛走瞎路，知识分子如果不担起社会良心的责任，则这种新“婆罗门”，对社会的进步和预防社会发展的错失，都将无所贡献。

本书后半段，每一节都是和某一位研究生研究课题有关系。因此，各节之间看上去相当散乱，彼此并无关联。可是，文化系统是一个整体，政治、经济、法律和意识形态，种种面相，其实彼此相关；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都是种种面相中的一面和一片。有心的读者，大概可以发现，在我的回答中，其实每一段都可以和另一段连接在一起看。人文和社会学科的研究，不容分割为互不相连的学门，如果各科之间互不相干，我们的努力永远只是盲人扪象，抓到了鼻子、抓到了腿，可是抓不到大象的整体。只有理会到，鼻子也是大象的一部分，大腿也是大象的一部分，象肚和象尾也是大象的一部分，我们个别的努力，才可能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的理解。

我进入台大读书时，只有十九岁，今天我是八十岁了。回顾整整一个甲子，当年一切，师生际遇，许多细节，宛然在目。尤其怀念到当年的老校长傅孟真先生，他虽然只担任两年校长，但他对台大的贡献，后人无与伦比。他尽心尽力为学术、为社会正义、也为了教育青年学子，呕心沥血，在五十四岁的壮年，劳累气恼，就撒手而去。很少有人在短短的五十四年内，能如他一样，替社会、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最重要的，傅先生树立了知识分子的典型；曾经在一次全校作文比赛上，他出的题目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傅先生的一生，确实是做到了死而后已。台大校园有个傅钟，正在文学院的面前，是为了纪念傅先生而建。我们在那钟声下长大，我一生工作，也时时不忘傅钟代表的激励，原书书名《傅钟回响》，正是表达了我的心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改换了书名，我也理解，大陆上的读者，不明白“傅钟”两个字对我们的意义，可是我必须在此说明，以表达我自己对老校长的怀念和感激。

许倬云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