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民国老校长们倡导通才教育的远见卓识！

重述民国教育传奇的来龙去脉！

民国时期的大学经历了从北洋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历次政局剧变。老校长们无论在承平还是战争时期都不畏强权，广集良师，大力提倡通才教育，培养出无数英才。尤其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老校长们有的临危不乱，指挥若定，使治下学校弦歌不绝。八位校长中的胡先骕所掌舵的中正大学，更是在临近前线的江西从无到有创建起来，这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作者智效民)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介绍了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任鸿隽、罗家伦、胡先骕这八位民国期间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学校长。

《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介绍了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任鸿隽、罗家伦、胡先骕这八位民国期间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学校长。这些教育大家桃李满天下，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治校过程中大放异彩，他们民主治校、自由育人的光辉思想历经时代变迁，在当下依然熠熠生辉。

《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的作者是智效民。

自序

蒋梦麟：“北大功狗”

胡适：民主自由治校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张伯苓：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

竺可桢：“浙大保姆”

任鸿隽：科学的救国梦

罗家伦：政治家如何治校

胡先骕：不该遗忘的老校长

据蒋梦麟说，他的童年教育有三个来源：一是念古书；二是听故事；三是观察大自然。这些经历养成了他的观察力、好奇心和理解力，再加上他喜欢思考，讨厌死记硬背，才有后来的成就。十二岁以后，蒋梦麟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浙江高等学堂求学，并于十八岁考中秀才。在绍兴中西学堂时，蔡元培正好是那里的“监督”(相当于校长)。没想到十几年以后，他居然会协助蔡元培主持北大。

南洋公学对蒋梦麟的影响也很大。该校是交通大学的前身，开办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的意见，一方面实行斯宾塞倡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原则，一方面又开设中学、西学课程。中学课程以《四书》和宋明理学为主，西学则包括西方的历史文化和新兴科学知识。蒋梦麟在这所学校不仅认识到研究学问必须有强健的体魄，还开始对中外道德进行比较研究。他说：“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么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这样就不知不觉地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结果是……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因为道德观念是指导行为的准绳。”他还说，通过比较研究，他开始学会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理智来判断是非，这样一来，传统信仰就再也不能左右他的思想和行为了。他说这是自己‘‘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从此，蒋梦麟开始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先救自己。于是他“决心努力读书，努力思考，努力锻炼身体，努力敦品励行”。(《西潮·新潮》第67页)他觉得这才是儒家所谓修身的正确途径。

从蒋梦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思考是他研究的起点，研究是他思考的继续。好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思考和研究兴趣，但应试教育却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现成的知识，根本不需要他们怀疑、思考和研究。这其实是在扼杀学生的天赋与智慧。另外，许多人把研究看得过于神秘，以为那是学者专家的事，也是认识上的一大误区。记得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时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如果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话，那么中学和小学研究点低级粗浅的学问总可以吧。有了这种认识，才能改变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模式。

3．育物与育人

蒋梦麟二十二岁时曾经去日本参观，深感日本教育的普及是其跻身于世界强国的主要原因。第二年他赴美国留学，在“以农立国”思想的指导下选择了农学。一位朋友对他说：“除非我们能参酌西方国家的近代发展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否则农业问题也就无法解决”。这位朋友还说如果不改学社会科学，你的“眼光可能就局限于实用科学的小圈子，无法了解农业以外的重大问题”。(《西潮·新潮》第77页)蒋梦麟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大自然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听了这些话以后，他开始动摇了。正在这时，他下乡实习，看到一群活泼的孩子去上学。这情景也许触动了他的童年记忆，让他突然觉得与其研究如何培育植物，不如研究怎样培养人才。于是他决定放弃农学，改学教育。这样一来，他的兴趣也更加广泛，选读的书籍扩大到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这种因为理想、兴趣而导致的专业改变，与鲁迅、古月适的情况颇为相似。

在美国，他的兴趣仍然集中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上。研究过程中，他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欧美的东西，这使他发现古希腊文化及其自由教育在西方现代文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利用旧知识来获得新知识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例说：如果一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飞机，我们可以对他说飞机就像一只鸟，或者像一只长着翅膀的船。假如这个孩子连鸟和船也没见过，要让他了解飞机就困难了。同样的道理，要想让中国学生了解西方文明，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中国文化进行比较。因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根据这种推理，我觉得自己在国内求学时，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深夜不眠，这种苦功总算没有白费，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吸收、消化西方思想，完全是这些苦功的结果”(同上，第81页)。这也提醒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出国的留学生，之所以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也无法与20世纪初的欧美留学生相比，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了解。

说到这里，蒋梦麟想起小时候读过的《幼学琼林》。他说这是一本启蒙读物，它不仅押韵，内容也非常广泛，从天文、地理、草木虫鱼。到商业、农业、科学发明，甚至政治哲学，几乎无所不包。记得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过这本书，说这本书很有意思。最近我在旧书市上也看到过这本书，版本很多，可见它是一百年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影响很大的一本书。P5-7

拙著《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即将付梓，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一下它的来历。

大约十年前，我的朋友丁东、谢泳和复旦大学的夏中义、南开大学的李新语在编辑《大学人文读本》之余，又参与创办了《大学人文》杂志。该杂志面世后，因为保持了《大学人文读本》以思想文化见长的编辑特色，并能对现实和历史问题发表独立评论，所以在大学校园乃至整个社会颇受关注。

不久，谢泳约我为《大学入文》写一篇关于“胡适是怎样当大学校长”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可能是反响还行吧，他让我再写几篇，于是我又写了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几位。当时恰逢资深出版人刘硕良退休来到北京，创办一个文化公司，并出版了好友赵诚写的《长河孤旅》等好书。那年夏天，我从太原来北京看望儿子，丁东告诉我刘先生想约我吃个便饭。见面以后，刘约我在前面几篇文章的基础再写几位，于是我又写了罗家伦、任鸿隽和胡先骑，再加上过去写的竺可桢，遂以《八位大学校长》为名，交差了事。

说实话，我写八位大学校长虽然比较仓促，但因为他们鲜为人知，更因为他们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了某种参照，所以该书问世以后反响比较强烈。一位研究民国史的专家认为：“现代中国的大学体制建立之初的几十年间确实获得过比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在抗战八年烽火硝烟的熏染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这其中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而手头这本《八位大学校长》就比较好地讲述了这些大学校长的经验、见解与能力，很值得我们仔细阅读。”

相比之下，一位普通读者的评论更让我感动。这位读者说：“最近看得最入心的一本书——《八位大学校长》，里面说到很多问题和观点对我启发不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大学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大学应该为学生‘提供’什么？学生应该在大学里‘得到’什么？办大学是为了什么？”随后，他还从书中摘录了数十条大学校长的语录，其中他最喜欢的是竺可桢的一句话：“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一个写书的人，能够遇上如此知音，得到如此共鸣，是一件非常荣幸、非常快乐的事情。

如今该书原有的版权合同已经到期，因此有多家出版机构与我联系再版事宜。最后，我选择了铁葫芦图书作为合作对象。为此，我对原稿作了如下处理：第一，为了让八位大学校长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生动，我把近年来写的一些相关文章作为附录添了进去；第二，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我对原稿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第三，为了更直观、更准确地表达主题，将书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一直以为，民国老校长乃至民国教育史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它需要深入挖掘、独立研究、热情支持、广泛关注。在这方面，我虽然才疏学浅，却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最后想说的是，今年是父亲智力展诞辰一百周年，愿以此来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思念。

智效民

2012年清明时节

于北京昌平名流花园寓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

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师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竺可桢

要大学好， 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 必须破除一切情面， 一切顾虑， 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罗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