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不属于野兽，不属于我们人类，也不属于神灵。
她是一个永恒的偷渡者，一个在世界之间穿梭自如的移民，被抓到逃票时，就会用尾巴玩球，表演她廉价的小把戏，目光极为短浅地将观众转瞬即逝的赞叹当成了爱。那是她的荣耀时刻。
其他的一切都是恐惧的历史：逃避猎人的子弹、不停狂吠的猎犬、迫害、殴打、舔舐伤口、羞辱、孤独和廉价的安慰——一串鸡骨头做的手摇铃。
狐狸是作家的图腾。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1949—2023），克罗地亚裔荷兰籍作家，出生于前南斯拉夫，在萨格勒布大学就读期间，主修俄语文学及比较文学，并开始文学创作，毕业后留校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工作，于198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1年，南斯拉夫内战爆发，杜布拉夫卡因公开反对战争及民族主义，遭到国内舆论的猛烈攻击，于1993年被迫离开克罗地亚。此后，杜布拉夫卡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1996年定居荷兰阿姆斯特丹，从事小说创作、文化评论、翻译、文学研究及编辑出版等工作，致力于推动母语的开放性，维护文化的连续性。
著有《渡过意识之流》（Fording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谎言文化》（The Culture of Lies）、《无条件投降博物馆》（The Museum of Unconditional Surrender）、《多谢不阅》（Thank You for Not Reading）、《疼痛部》、《Baba Yaga下了一个蛋》（Baba Yaga Laid an Egg）、《狐狸》等作品，已被翻译为三十多种语言，获南斯拉夫NIN奖、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获国际布克奖提名，入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短名单。
杜布拉夫卡坚持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作，但拒绝承认自己是克罗地亚作家，她将自己定义为“跨国界”或“后-国家”的写作者，并于 2017年参与签署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及黑山知识分子及公众人物联合发起的《共同语言宣言》。

第一章 故事之为故事的故事
第二章 平衡的艺术
第三章 恶魔的花园
第四章 忒奥克里托斯的冒险
第五章 脚注小姐
第六章 狐狸的遗孀

凭借着独特的智慧和叙事的力量，杜布拉夫卡带领我们从俄罗斯穿越到日本，从巴尔干雷区到美国的公路，从1920年代到当下，探索了叙事和文学创作的动力、移民的身份与处境、女性及其写作、战争后遗症、当今时代文学的处境等诸多命题。全书分为六章，在历史和地域之间交织跳跃，却信手拈来，游刃有余。杜布拉夫卡以各个文化中古老神话都具备的“狐狸”为原型，逐层揭示了“故事之为故事”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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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如何写成的？我相信很多作家都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但多数人避免回答。为什么可能不知道该说什么。可能担心自己听起来会像那种只用拉丁语跟病人交流的医生（诚然，这种人现在越来越少了！），想要显得高人一等（这一点什么时候有人怀疑过？），让病人处于劣势地位（他们想逃也逃不掉）。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作家喜欢耸耸肩膀，任由读者相信故事像野草一样生长。这样说不定还算好的呢。因为若是收集一下作家们斗胆谈论这个问题的各种说法，你最终会得到一本废话选集。空洞之处越明显，作家获得的追随者就越多。以某个全球文学明星为例，他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顿悟时刻是如何在一场棒球比赛中到来的。就在球飞过空中的那一刻，他意识到他要写一部小说。所以一回到家，他就坐在书桌前拿起了笔，就此声名鹊起。
俄国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Boris Pilnyak）的《故事之为故事的故事》（“A Story about How Stories Cometo Be Written”）有一个简短的开篇（全文总共才十几页），讲述了他是如何在东京非常偶然地遇到作家田垣的。引荐者告诉皮利尼亚克，田垣因一本小说而成名，小说描写了一个欧洲女人，一个俄国人。但若不是皮利尼亚克在苏联驻日本K市领事馆的档案中瞥见了一份索菲亚·瓦西里耶夫娜·格涅季奇-田垣的遣返请求，作家田垣或许早已被他永远地抛诸脑后了。
负责接待皮利尼亚克的茹尔巴同志是领事馆的秘书，他带皮利尼亚克去了城郊的山上看一座狐狸庙②。皮利尼亚克写道：“狐狸是狡诈和背叛的图腾。如果一个人的身体被狐狸的灵魂占据，那这个人的整个部落都会受到诅咒。”寺庙坐落于一片雪松林中，在一个直直垂入大海的石头峭壁上，庙中有一座祭坛，狐狸可以在上面休息。从那里望去，在一片阴森的静谧中，山峦起伏，大海蔓延开去。在这个神圣的地方，皮利尼亚克开始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故事是如何写成的？
狐狸庙，以及索菲亚·瓦西里耶夫娜·格涅季奇-田垣的自传（同样由茹尔巴同志提供），激励着皮利尼亚克提起了笔。由此我们得知，索菲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读完了中学，好做一名教师，“直到有人跟她求婚”（来自皮利尼亚克的点评）；得知她“和成千上万的旧俄女孩并无不同”（皮利尼亚克的点评）；得知她“傻得像一首诗，但十八岁的人不就是这样吗”（又是皮利尼亚克）。在俄国，女人们的生平都如出一辙，“就像同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豌豆：初恋，失贞，幸福，丈夫，孩子，罕有其他”。直到“船停靠在敦贺港的那一刻”，她的经历才激起皮利尼亚克的兴趣，“这是一段简短而不寻常的经历，让她从成千上万个外省俄国女人中脱颖而出”。
这位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年轻女子究竟是怎么登上这艘驶往敦贺港的船的？利用索菲亚自传中的片段，皮利尼亚克详述了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生活。索菲亚在一栋房子里租了一个单间，日本军官田垣也租住在这里。根据索菲亚的自传，田垣“每天洗两次澡，晚上穿丝绸内衣和睡裤”。田垣会说俄语，但他总会把1念成r，听起来很奇怪，尤其是在大声朗诵俄语诗歌时，比如，“夜晚啊，吐人（露）着芬芳……”
虽然日本军法条令禁止军官和外国人结婚，但田垣还是向索菲亚求了婚，“以屠格涅夫的方式”。
启程回日本前——由于俄国人即将涌人符拉迪沃斯托克——田垣给她留了一张清单，还有些钱，让她去找他。
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