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比较真实而精细地书写了个人在宁夏大学中文系的求学经历——既回忆了自己在宁夏大学四年间读书生活之点点滴滴，更饱含深情地刻画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活跃于宁夏大学校园中的一批个性鲜明的老师的形象，从老校长吴家麟、老书记夏森、中文系主任王十仪、刘世俊，到年轻教师张安生、刘国尧、朱贻渊，作者或叙述历史掌故，或描摹授业先生课堂讲授的传神情态，既是替恩师们画像，也是在摹写知识分子“身处斗室心忧天下”的高洁灵魂。

本书是一部自传体纪实散文，书写了20世纪末期，一名农家寒门学子曲折难忘的求学、工作历程，由此折射出一代人“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风貌，刻画了“苦难也是财富”的人生主题。
本书以“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成长经历为主线，将辛酸的家世、黄土高原艰难多彩的农村生活、读书求学的苦乐年华、喜忧参半的教书育人感受，镶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各种人生故事娓娓道来，生动地还原那一时期鲜活多姿的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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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承载了太多我们挥之不去的时代记忆。
人生，总是在流年的不断追撵中获得成长，逐渐走向丰盈、成熟。
我成长的起点，就定格在黄土高原西北边缘一个平淡无奇的小村庄里。
自太行山以西，青海日月山以东，秦岭以北，古长城以南，基本囊括了黄土高原的大致轮廓，它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样的区域，听上去相当不错，但实际上却是贫瘠的地方。
我的家，就坐落在黄土高原西北边缘、盐池古长城以南一百公里的小山坳里，是个有着一百多口人的小村庄。
小村庄取名孙崾岘，却没有孙姓的人家。据说原来这里主要居住着孙姓的十几户人家，但自清末至民国初年，西北狼烟四起，战乱频仍，村庄里的人便死的死，逃的逃，绝了住户，断了人烟，空留二十多孔破窑和十多处荒院。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先后有李、王、刘、姜姓的几户人家，陆陆续续从邻近的村庄或是甘肃环县、陕北神木、陕西定边等地迁移到这里，在废弃了的旧村庄以西一里地的缓坡上，重起炉灶，依山势凿建窑洞，安居于此。但孙崾岘这个村名，却被沿袭了下来。
父亲出生刚刚六周的时候，因为自己亲生父母家中的光阴实在难以为继，便被抱养到邻村孙崾岘的亲戚家里。好在养父母在连续夭折了三个男孩后，对抱养来的这个孩子十分看重和珍惜，视如己出，悉心培养。十五岁那年，尚未完全成年的父亲，在养父母的操持下，迎娶了十七岁的母亲。自此，父慈子孝，伉俪情深，一家人风雨同舟，其乐融融。只是天不假年，由于贫穷、疾病和过度劳累，我的奶奶在五十五岁、爷爷在六十三岁时相继病逝。那时，他们的孙子辈只有我的大哥、大姐和二姐。
爷爷奶奶过世后的十几年里，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也相继降生在这个依旧贫困，但还算温馨的大家庭里。
五儿四女，这是父母的骄傲，家庭未来的期盼，但嗷嗷待哺的九张嘴，也无疑成为父母几乎承担不起的拖累。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总是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地忙碌着生产队里的事情。他原来是大队的会计，1959年，曾进修于宁夏财经学校。那时的父亲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在同龄人中，有着相对优越的事业起点。
就在父亲学成归来，先后在大队、公社将事业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的来临，完全打乱了父亲事业上铿锵前行的节奏。眼看着单门独户的家庭缺少帮衬，孤立无依的女人带着四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艰难度日，在自己为妻儿节衣缩食，甚至于饿得全身浮肿的情况下，又经历了几番心理挣扎后，父亲最终于1962年初，极其不甘地辞去公职，扔下了一堆公务，恋恋不舍地握别了朝夕相处的同事，谢绝了领导的好意挽留，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生产队，回到了娇妻弱子身边，显示出一个男人应有的气魄和担当。
以往的工作履历，加上正派、善良、勤劳的品格，使父亲在生产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他先后做过队里的出纳、会计、生产队长，但担任时间最长的，还是生产队长。
出席了由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参加的“三干会”后，衔命归来的生产队长，早出晚归，为了全队人的生计，也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一直忙碌着。
父亲忙着外面的事情，母亲在家里也闲不下来。想当年，在母亲还没有成亲过门的时候，按照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事先商量好的意思，十六岁那年的春天，便提前来到孙崾岘公婆家，伺候重病缠身的奶奶。秋后回到娘家，过了春节，十七岁的她被迎娶进门。她从被娶进家门的第一天起，便围拢在床前灶台边，小心翼翼地侍奉婆婆。听母亲讲，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婆婆一样，奶奶心肠好但人很严厉，当时妈妈正怀着大哥，嘴馋得厉害，又不敢告诉奶奶。有一天，奶奶出门的当儿，母亲没忍住，把刚刚下锅还没有煮熟的饺子，偷偷捞了几个出来，胡乱吞咽进肚里，以至于肠胃为此难受了好几天。可惜婆媳相处的日子并不长久，八个月后，奶奶撒手人寰。奶奶去世后，母亲敬老携幼，给病榻前的爷爷端茶递饭，嘘寒问暖，极尽关切之心、赡养之礼，直至爷爷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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