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涅恰耶夫是俄国现代史上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其言论和行为对俄罗斯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内在影响。本书通过对涅恰耶夫生平、言论的介绍及作者本人的研究，来审视整个俄罗斯的历史发展，使读者了解当代俄罗斯变革特征的历史原因。

谢尔盖·涅恰耶夫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著名的历史人物。作为一个著名的职业革命家，他在19世纪俄国的社会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成为俄国19世纪民粹派运动的重要精神领袖。

他所倡导的“无限度的行动理念”、“超越道德束缚的政治行动理念”，以及对暴力和恐怖主义行动的执著，构成了所谓“涅恰耶夫精神”的主要内涵，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涅恰耶夫作为俄国政治运动中极端激进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后来成为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中的主人公的原型。本书首次将涅恰耶夫的著作文章翻译成中文，并综合当今俄罗斯学术界对该历史人物的研究成果，将这位传奇式的历史人物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

前言

1 涅恰耶夫精神

2 谢·盖·涅恰耶夫生平

3 卢宁回忆涅恰耶夫

4 涅恰耶夫和《革命者教义》

5 涅恰耶夫和《人民惩治会》杂志

编后记

谢尔盖·盖纳基耶维奇·涅恰耶夫于1847年9月20日出生在俄罗斯符拉基米尔斯克省伊凡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村镇一个开小旅店的小市民家庭。涅恰耶夫14岁便开始工作，正如他后来自述时所言，儿时没能好好读书，身为农民之子，直到16岁才学会识字。不过，在自学过程中，涅恰耶夫还是阅读了一些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书籍。譬如，英国杰出社会学家亨利·托马斯的著作《英国文明史》1863～1864年间在俄国广为流传。从涅恰耶夫1864年写给朋友涅费多夫的信中得知，当时涅恰耶夫也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部著作。在这本书里，亨利·托马斯以英格兰、法国、西班牙、苏格兰等国为例，讲述了人类“理性的发展”。当然，对于年仅17岁的涅恰耶夫而言，读懂此书还为时尚早，因为要想真正领会这一类书籍的内容，需要有充足的知识准备、成熟的思考力和稳定的观点，否则，很有可能曲解著作中的重要概念。亨利·托马斯的这部著作今天已经几乎被人们遗忘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这本书在俄国还是颇有影响力的，许多60年代的俄国人都被它吸引住了。不过，不同的人对这本书的理解也是大相径庭的，甚至从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涅恰耶夫的个人理解是：要想改善人民的生存状况，必须通过强力手段和激烈残酷的变革。

俄国著名的西欧派历史学家T·H·格拉诺夫斯基的著作也是涅恰耶夫当时经常接触的书籍。这位大历史学家和思想家的著作对俄国自由主义思想甚至极端主义思想观念的形成影响甚大。当然，这些思想与未来涅恰耶夫形成的思想观念之间还是有极大的差异的。涅恰耶夫在汲取书籍中的观点过程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误读与曲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不过，在一个民风淳朴而野蛮的穷乡僻壤，在一个连商铺伙计和奴仆都会被视为最有教养的人的偏僻小村庄里，一个女农奴的儿子，一个整日醉醺醺的旅店老板的儿子，竟然能够整日地陶醉于伯克尔和格拉诺夫斯基的著作中，这的确令人惊讶。显然，少年涅恰耶夫显示出非同一般的精神气质，也显示出思想早熟的征兆。在文化修养尚不高深的青少年时代接触这些流行的思想著作，难免会形成思想的扭曲变形和畸形化。

1865年，涅恰耶夫迁至莫斯科。在莫斯科不知出了什么变故，深深地影响了涅恰耶夫，极大地改变了他的观点，将他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东西显露了出来。本来，涅恰耶夫来莫斯科是为了考大学的，但是突然，他毅然改变了计划，试图通过考试获得地方教师资格认证，但却没有成功。次年，他来到彼得堡并通过了这项考试，成为谢尔基耶夫斯克教区学校的一名教师。这时，他可以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地回到故乡了，在莫斯科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不过是一些不学无术、吹毛求疵的考官们的不明智之举而已。而如今，他已是一名教师了，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去大学自由地旁听似乎更好一些。在首都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而这也就意味着，涅恰耶夫的青少年时代结束了，过去的外省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新的生活之路要求有新的性格特质。在涅恰耶夫身上也很快显现出与以往那个外省少年迥然不同的精神特质。

为什么有的人会成为建设者，而有的人则成为破坏者呢？为什么有的人热衷于探究知识，而另一些人却向往着组建秘密团体呢？这其中的原因很难说清楚。诱使人们走向这些不同道路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对于涅恰耶夫而言，他的的确确坚定地走向了破坏者的人生道路。而许多与他的生活经历、生活环境相仿的人，却并没有成为涅恰耶夫这一类的极端主义者。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1868年秋天，涅恰耶夫报名参加首都大学的旁听。这一时期，涅恰耶夫广泛涉猎了各种书籍。他径直从法文或德文阅读普鲁东、黑格尔等人的著作，并做了大量的批注。有意思的是，他此时的读书心得有时与他后来的言行是相矛盾的。譬如，有一段心得是这样写的：

不可能存在绝对真实、绝对可信的东西，不存在可以肆意凌驾于别的观点之上的观念，如果有某个原则更加合理，高于别的原则，那只是就某个个体而言，该原则是那个个体所坚持的。

任何意见都应当得到尊重，你可以不同意某个人的意见，但不可以否认他拥有这个意见的权利，因为绝对的真理、绝对的个人的正确是不存在的，应该说，每一个人从自己的观点出发，都有正确的成分，无论这些观点彼此之间是多么的矛盾。

很难想像，当涅恰耶夫后来迅速地成为俄国激进青年革命者的领袖时，能够将上述笔迹的作者与作为激进革命者的领袖的涅恰耶夫联系起来。这其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的确，涅恰耶夫很快就厌倦了在首都彼得堡的这种平凡而艰辛的生活。他很清楚，如果不通过某种特殊的手段，像他这样一个社会地位卑微的底层人物是不可能迅速地飞黄腾达的。于是，他决定采取某种非凡的途径迅速成名。尽管此时涅恰耶夫的学识还远远不够渊博，但他已经开始厌恶科学，厌恶知识分子了，他开始鄙视那些空头理论，鄙视知识分子的那种彬彬有礼的作派，那种对学养的顶礼膜拜。于是，他果断地抛弃了那些德国的经院式学究，开始广泛地接触那些来自俄罗斯社会下层的人士。这些来自俄国社会下层的人没有什么学养，很容易信任他，因此，与他们交往非常容易。1868年秋天，涅恰耶夫开始真正成为后来载入俄国革命史册的那个涅恰耶夫。

涅恰耶夫觉得，必须寻找到一些对俄国现实不满的人，尽力使这种不满情绪在俄国社会上广泛地蔓延，将这些人联合起来，领导他们采取革命行动，消灭俄国的贵族、教会和皇室。应该尽快找到残存的革命组织。在大学旁听期间，涅恰耶夫时常在课间休息时听到大学生之间的一些很隐秘的谈话，但没有人邀请他进入他们的圈子。涅恰耶夫时常听到大学生们关于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刺杀沙皇的卡拉科佐夫的议论，听到关于伊舒金领导的地下组织的消息，但并没有看到任何革命者的影子。莫非这些俄国革命者都没有幸存下来？涅恰耶夫并不知道，俄国的解放运动几乎没有人员上的承继性。譬如，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并没有十二月党人，Ⅱ·r·扎伊奇涅夫斯基小组成员也没有加入伊舒金的组织，而当伊舒金小组解散时，也几乎无人加入19世纪60年代末的各种革命小组。当时的俄国革命者大多数是17～20岁的年轻人，超过25岁就会被视做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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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19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不陌生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就是广大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两部19世纪俄国古典文学名著。《怎么办？》中的主人公——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这位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做是“盐中之盐”、“茶中之碱”、“原动力之原动力”、“花香之精粹”、“大地之精华”的所谓“新人中的新人”，曾激励过无数的中国读者。他是一个坚定的俄国职业革命家，立志毕生献给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解放运动。为此，他毅然放弃了个人的爱情，刻意在日常生活中磨炼自己的意志。拉赫美托夫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非常人所能想象的坚韧的意志，的确给中国的广大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生活中所奉行的那一套绝对的禁欲主义原则，以及“睡钉子床”这一非常态的举动，也着实让一般读者在敬佩、惊讶乃至难以置信之余，在心目中无形地勾画出想象中的革命者(确切地说，是暴力革命者)的理想肖像。人们以为，革命，就意味着牺牲，就意味着必须有绝对坚强的意志，就意味着必须绝对地抛弃个人的私欲。一个革命者必须绝对地把自己视为革命事业这个伟大工程中的一架机器，必须绝对地消磨掉自己的个性与自由。这一切都被读者视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理应具有的美好品质。而这一切观念，应该说，与当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小说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的。

然而，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摆在中国读者的面前时，小说中的革命者——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却又在无形中颠覆着读者心里那业已铸成的革命者形象。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残忍、冷酷、绝情的特性，将读者心中长期形成的对革命者的美好印象一扫而光，以至于我们中国的读者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长篇小说颇有微词——毕竟，我们难以接受陀氏笔下这个“恶魔”般的革命者，认为这不啻为对革命者的一种“诽谤”。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曾是革命阵营里的一员。一个人是绝不会无端地轻易否定自己充满激情的年轻时代的精神追求的。青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曾真诚地信奉过暴力革命，是一名狂热的社会主义革命斗士。也正是因为有过这段特殊的经历，改变信仰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革命和革命者，他对革命者的“诽谤”才会如此地难以反驳，才会不得不让人们去深思：在俄国的革命者身上，究竟有什么悲剧性的精神特质？

尽管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很不习惯于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与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甚至屠格涅夫晚年的两部作品《烟》和《处女地》联系在一起观照，毕竟在许多中国读者的眼里，这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的作品。但从客观事实而言，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却真的将它们联系到了一起。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就是谢尔盖·盖纳基耶维奇·涅恰耶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在1862年发表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的，涅恰耶夫时年15岁。这部小说给涅恰耶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小说中那位“特殊的新人”——拉赫美托夫的形象，更是让年少的涅恰耶夫激动不已。他立志要像拉赫美托夫那样，成为一名纯粹的革命者，一个非同一般的推翻旧世界的斗士，一个信奉严酷的宗派主义革命原则的革命志士。他坚信，强有力的个人完全可以有权力超越法律与道德的约束，因为那些法律与社会道德毕竟是为旧世界而定的。而当涅恰耶夫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一步步地实践了自己年少时的设想，成为当时俄国革命运动中一位叱咤风云的领导者时，冷峻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以他为人物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群魔》，将“现实版”的拉赫美托夫艺术化为他笔下的恶魔般的虚无主义者——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可以说，正是涅恰耶夫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实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形象“拉赫美托夫”的“妖魔化”。

然而，客观而言，涅恰耶夫在俄国的出现绝非偶然。“拉赫美托夫”的“妖魔化”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也绝不是凭空地杜撰出这一“超现实性”人物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俄罗斯人性格中那易偏激和爱走极端的特性，以及俄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启蒙理性思想观念在俄国社会传播的不彻底性，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性等，均是俄国产生涅恰耶夫式人物的社会原因。这种类型的革命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极端性、偏激性和矛盾性，也恰好成为整个俄国暴力革命史的真实的写照。涅恰耶夫是俄罗斯历史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的思想对富有革命激情的青年一代影响甚大。他在国外的广泛而积极的行动，与巴枯宁、奥加辽夫等人的广泛接触，以及从国外俄侨那里获得的巨大资助，使他一度蒙蔽了眼光一贯非常透彻的赫尔岑。众所周知，涅恰耶夫的历史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长篇小说《群魔》的材料。在这部作品中，天才的作家发出了警告，指出在俄国存在着出现这类人物的危险。然而，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幸证实了作家的预感。这些革命者的悲剧恰恰是俄国19—20世纪历史进程悲剧性的体现。对于熟悉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广大中国读者来说，了解涅恰耶夫这个历史人物，不仅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诸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屠格涅夫的《烟》、《处女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等文学名著的内涵，而且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而能够洞察出俄国社会悲剧性历史发展进程的内在原因。

从涅恰耶夫事件中可以发现，来自政府一方的镇压与迫害愈是严厉，就愈有可能出现与之产生对抗的犯罪组织。作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在他的讽刺性作品《现代田园诗》中曾出色地描绘了一群被监视吓破了胆的知识分子。他们竟然企图实施某种犯罪行为来证明自己政治上的可靠性。在像俄国这样的专制社会里，往往对待刑事犯是宽容的，而对待政治犯则是过分严厉的。这似乎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毕竟，在沙皇统治者看来，刑事犯不是异己力量，只有政治犯才是有可能颠覆自己统治的异己力量。涅恰耶夫式的革命者之所以会在俄国出现，与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不能说没有关系。

在涅恰耶夫身上体现出革命者的复杂性。善与恶、理智与情感、谦和性与自主性、独立性与奴性等等往往交织在一起。这种矛盾性同时也是俄罗斯民族特性的一种体现。20世纪以来，不少俄罗斯思想家都注意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这一特点。高尔基、罗赞诺夫、别尔嘉耶夫等来自不同阵营的思想家都试图深入地剖析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矛盾性。罗赞诺夫在他的学术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里指出，“如果我们不再把思想和愿望指向某种遥远的东西，那么，我们将重新感觉到从徒劳的漂泊中向我们返回来的力量的完满”。对那遥远的目标的狂热追求和对身边现实的生活的漠视和冷酷，这的确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一个特点(或曰弱点)。高尔基在他的评论集《不合时宜的思想》里就深刻地批判了这一民族劣根性。这种民族性格特质最容易滋生极端主义情绪。而对于那些俄国革命者而言，构成那些具有造反性格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极端的嫉妒、冒险主义、企图不择手段地致富或表现自己、极度膨胀的权力欲望等等。不过，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所有这些人在道德信念上都是极不可靠的。他们的狂热激情愈强烈，他们就愈有可能跨越道德的界限。而所有这些精神特质极有可能聚集在一个人身上。在任何国度、任何时代的革命者身上，都或多或少地会体现出这些特质。而一旦这些特质全都集中地体现在某一个人身上时，这样的人就是最危险的。涅恰耶夫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革命者。

在俄国十二月党人中，大约只有两、三个人属于这种突破道德约束的狂热分子，譬如德米特里和伊波利特·扎瓦利欣和罗曼·梅多克斯，在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里也只有两、三人是这样的狂热分子，譬如B·兀·卡捷涅夫，在所谓“60年代人”当中，即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皮萨烈夫的同时代人当中，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两、三个人属于这一类型。然而，稍后出现的涅恰耶夫则全面超越了所有这些人。作为文学作品之原型，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魔》主人公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来一直被指责对革命者实施了诽谤。可以说，涅恰耶夫的经历展示了众多值得探究的深渊，正如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卢里约所言，“甚至可以反过来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对该人物有所粉饰”。

俄罗斯民族为人类贡献出了不朽的文化，但它也同时造就了人类历史进程的某些悲剧。巴枯宁、涅恰耶夫等极端性人物的出现，既给俄罗斯社会的历史进程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同时也为其他民族和国度的人们提供了值得反思的一面历史之镜。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学者就开始了对涅恰耶夫的研究。而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最初阶段，对涅恰耶夫则是大力吹捧，将他捧为俄国革命者的楷模，甚至直接将涅恰耶夫的思想与行为同列宁一斯大林的政党挂上钩。譬如，A·加姆巴洛夫在其著作《关于涅恰耶夫的手记》(莫斯科，1926年)中写道：“历史不仅仅正在为涅恰耶夫这位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久远的先驱恢复名誉，历史其实已经为他正了名。”不过，在前苏联，对涅恰耶夫的研究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因为在斯大林看来，尽管涅恰耶夫是一个纯粹的革命者，但对一位像他这样极具颠覆力的人物的宣传毕竟是不利于对现有政权的巩固的。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当代俄罗斯学者才重新开始深入研究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费里克斯·莫伊塞维奇·卢里约等学者撰写了大量论文和专著，对涅恰耶夫的生平、经历和历史意义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深入的分析。确实，在恐怖主义思想泛滥猖獗的今天，研究思考涅恰耶夫的精神特质，无疑有着更现实的意义。

作 者

二○○七年十月六日

1994年，当我硕士刚刚毕业后，便很荣幸地能够在导师余一中教授的提携帮助下，与他一起翻译高尔基的著作《不合时宜的思想》。也正是在高尔基的这部评论集里，我头一次看到了涅恰耶夫这个名字，并立即对这个在俄罗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传奇式人物有了兴趣，心里揣摩着，等将来有一天，一定要将这个神秘人物的方方面面情况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10年之后，我有幸获得了赴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语文系做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的机会。在这期间所选听的俄罗斯文学吏教研室各个教授所讲授的课程中，奥特拉京教授开设的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史专题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因为选听这门课的俄罗斯学生只有大约八、九个人，因此课堂上讨论的氛围非常活跃。正是在这门课上，我再次听到了涅恰耶夫这个名字，同时，过去的愿望重又在心里浮起。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奥特拉京教授，他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告诉我，这对于中国当代知识界不啻为一项颇有意义的工作。在他的鼓励与帮助下，我便开始着手在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图书馆查阅有关涅恰耶夫的资料。虽然这次学术访问的课题是“契诃夫戏剧研究”，但在从事该课题的同时，又获得了关于涅恰耶夫的宝贵资料，这倒也是非常欣喜之事，使我有可能完成过去立下的小小心愿。

去年夏秋之际，我开始编写这本小册子。在编著过程中，我时常就一些疑惑的问题向我的导师余一中教授求教。先生在身体渐渐康复之际，总能清晰地回答我的提问，给予我诸多启发。前辈蓝英年先生亦非常热情地就这一课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他们的帮助下，这本小册子终于完成。如若它的出版能够启发国人通过这个历史人物更多、更深地去思考我们自己的历史发展规律，那么，这本小册子的任务便算是完成了。感谢群言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范芳女士和樊伟、陈丹丹编辑，使这本薄书能够顺利地与读者见面。

作 者

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于南京大学南秀村

涅恰耶夫精神只不过是俄国解放运动中的一个偶然现象。

——(俄)A·杜恩

在我们当中也发生了这种事 群鬼从俄罗斯人中走出来，进入猪群，即成为涅恰耶夫和谢尔诺-索罗维耶维奇式的人物。它们要么淹死了，要么将来可能会淹死，而那曾被群鬼附着的人则已康复，正坐在耶稣的脚前。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将保持着同样的面貌和同样的特性。我们知道这 种族的萌芽状态，而至今，它仍活跃在我们的眼前。

——(法)阿列克西斯·托克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