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1900年－1990年)，原名俞铭衡，字平伯。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他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红学家，关于红楼梦研究，俞平伯先生曾自述道：“曾记否，秦淮河上的桨声灯影，老君堂前，玉笛横吹，只为雅乐承传。年少轻狂，半世蹉跎究竟是《红楼》误我，还是我误《红楼》？”

陈武编著的这本《俞平伯的诗书人生》描写了俞平伯大半生的学术经历和文学活动，用抒情而简洁的文字，记叙了他对人生的感悟和学问的执着追求。

俞平伯的一生淡泊名利，简单而精彩，在古典文学、红学等方面做出了卓著的贡献。陈武编著的这本《俞平伯的诗书人生》从俞平伯出生书香世家写起，从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到赴欧游学、浙江一师、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执教为主线，重点描写了俞平伯大半生的学术经历和文学活动，用抒情而简洁的文字，记叙了他对人生的感悟和学问的执着追求。

曲园文脉

山塘光阴

求学北大

陶然亭的雪

苏州好，水调旧家乡

山阴五日记游

秦淮桨声寻灯影

白马湖畔

永恒的《忆》

葺芷缭衡

痴爱“红楼”

湖秀山灵杭州忆

“古槐书屋”今安在

古槐梦遇

拍曲

清宫与画

跋《秦妇吟》

和周作人的私信中

中年南游

北京苦雨中

只因“红楼”累终生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小的灯舫初次在河中荡漾；于我，情景是颇朦胧，滋味是怪羞涩的。我要错认它作七里的山塘……

这是俞平伯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里的话，文中提到的“七里的山塘”，他还曾在多篇诗文中提及，比如在1918年创作的《忆江南》之二中，就说：“江南好，长忆在山塘。迟日烘晴花市闹，邻滩打水女砧忙，铃塔动微阳。”词里表现出山塘街花市的热闹和洗衣女的忙碌，民俗风情尽收眼底，也有些波俏和顽皮。“铃塔动微阳”的一个“动”字，太巧妙了！仿佛使人听到叮当的塔铃声，在晚霞中轻快、悠长地响起。唐代诗人李频在《陕州题河上亭》中，有“秋色和远雨，暮色带微阳”一句，此句中的“带”，也有灵性，但比之俞平伯词句，就差一截了。也难怪，生于苏州、长于苏州的俞平伯，对于山塘的记忆和感受毕竟是深刻的，难以忘怀的，写起来，也就自然而贴切了。多少年后，俞平伯在北京大学教授古典诗词时，摇头晃脑地背诵一首诗词，然后微闭双眼，沉浸在诗意里，完全忘记了学生们在等着他的讲解。好半天，才说：好，真好！怎么个好，他没讲。看来，好东西真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同样，好诗词的构思，也是在一念之间。如果俞平伯缺乏山塘的体验，也绝写不出这样妙境无穷的好词来。

收在《俞平伯旧体诗抄》里有一组《六十自嗟》八首，其五就是回忆阊门的：“西望阊门路几条，城河幽折可通桡。移桥三过五踪影，空有儿情阅世遥。”在阊门外，当然就是山塘了。六十岁的俞平伯，还有这样的记忆，可见山塘风光留给他的印象是多么地深。

2013年1月30日，我从海边小城连云港动身，专程来姑苏山塘。我是带着“参拜”的心情一路南来的。对于山塘而言，我是个不速之客；对于我而言，山塘又是熟悉的——感觉梦里我已来过多次—全因为俞平伯的诗文。

可惜我来得似乎不是时候，尽管那天薄雾初散，天气极好，天空透明，微风轻扬，河水清洌而冰凉，荡漾着轻波，两岸的麻石、船埠、驳岸、粉墙、黛瓦，还有河中穿梭的舟楫，也许和一百年前并无二致吧。但，我的潜意识里，感觉并未和俞平伯同行。我顽固地认为，俞平伯不会在冬天里来山塘划船游玩、唱曲吟诗的。毕竟，江南的冬天也会有刺骨的寒风，不适合户外活动。而且，俞平伯和朱自清同游南京十里秦淮时，是在“当圆月犹皎的仲夏之夜”，才“错认它作七里的山塘”。也就是说，俞平伯记忆深处的山塘美景丽色，应该是在春夏之际。俞平伯外祖父曾是苏州知府，他小时候常和姐姐去外祖父家玩，他在《六十自嗟》其四中有诗记之：“姊弟明朝赴外家，同乘笑语路非赊。舆中小有凭阑意，跌下桥西众口哗。”俞平伯在自注中说，他当时五岁，姊琳长一岁。诗中讲述两个孩子坐在轿子里去外公家玩耍，嘻嘻哈哈地，好不快乐，可不小心，在桥西跌了一跤，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在俞平伯走过的山塘街，或乘船游玩过的河道里，也有了我的游迹，当然也就赋予了我无尽的想象，对视俞平伯为偶像的我来说，应该满足了。再者，俞平伯的山塘，是他童年和少年的山塘，十五岁之后的俞平伯，虽然数次来苏州，但是不是到山塘街寻迹访旧，已无从考证了。

1902年冬天，俞平伯和他曾祖父曲园老人，在曲园寓中留下一幅珍贵的合影照片，四岁的俞平伯，怯生生地站在疼爱他的曾祖父身边，羞赧地望着镜头。镜头延伸的前方，不仅是曲园老人八十余年的漫漫人生路，也留下他学贯古今的数百万字皇皇巨著。此时的俞平伯尚且年幼，还不知道他身上承载的重任，不知道曲园老人对他的期望。但是，老人的殷殷之情，是谁都可以感知得到的。这一时期，老人有多件作品与俞平伯有关，如送给俞平伯的对子：“培植阶前玉，重探天上花。”还有记述这次拍照的诗：“衰翁八十雪盈头，多事还将幻相留。杜老布衣原本色，谪仙宫锦亦风流。孙曾随侍成家庆，朝野传观到海陬。欲为影堂存一纸，写真更与画工谋。”我猜想，在整个1900年代中期的某个艳阳天里，这位老人，一定不止一次地带上他的曾孙，逛山塘街，游山塘河，甚至坐在船上，教俞平伯对对子，唱昆曲，吟古诗。在俞平伯幼小的心灵里，一定有一颗文学的种子在那时候就种下了，为以后的生根萌芽，直至长成参天大树，做了最好的铺垫。俞平伯回忆这段生活的文字很少，我们只能从他的诗中略作猜测。俞平伯在1984年8月谈《大学》的短文中，回忆道：“《大学》为前代开蒙书……四岁初读首篇，尚在光绪甲辰开馆先，原书有先君题记，迄今八十余年矣。”俞平伯有三个姐姐，大姐俞佩瑗，二姐俞珉，三姐俞琳，都精通诗文，善于唱曲。大姐也常常教俞平伯背唐诗。在他五六岁时，常来曲园玩的，还有表兄许宝驹。这位表兄只比俞平伯大几个月，两个小伙伴正好可以结伴玩耍，在曲园里跑来跑去，跟随家人去观前街、山塘街看热闹，也会背诵刚刚学会的唐诗。巧合的是，多年以后，这位表兄也考上北大，比俞平伯要晚两年毕业，一度和俞平伯、朱自清是浙江一师的同事，也能诗能文，有一篇《西湖梅品》受到俞平伯的赞赏。P14-17

在诸位现代文学大师中，我对俞平伯有一种特别的喜欢——说不上为什么，在那一代文化人中，他的性格、行为和作品，甚至包括家世，都让我从情感上向他靠近。

早先，对他作品的了解，是通过上海书店出版的一本《读词偶得》。那是1985年冬天，我住在东海县西双湖边一个偏僻的大院里，有大把的时间读书，毫无目的，只把读书当成消磨时光的手段。后来又买到一本《冬夜》，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这两本书都很简朴，是我较早的一批藏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在书房里喝茶、闲读，不经意问会看到这两本书，一本谈古词，一本是新诗创作集，抽出来翻翻，依然那么亲切。

真正深入地读俞平伯的作品，始自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的那本《俞平伯散文选集》。那是1992年夏秋之际，我住在新浦后河底一处破旧的小耳房里，把这本散文集读了好几遍，初步认识了俞平伯散文的精致、绵密和细腻，也知道散文还可以这么写。这之后，只要看到俞平伯的书，或关于他的书，我都要买。有的也并非一定要读，只是出于对他的喜欢，对书的喜欢，买来了，也就踏实了。现在，包括十卷本的《俞平伯全集》，我有他的各种作品集三十余种。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说到众多现代作家，朋友对他们都不以为然。提到俞平伯时，朋友说，俞平伯是个另类，有真性情，能坚持自我，不容易。后来他知道我喜欢俞平伯，便从他供职的大学图书馆里，给我借来两本书，都出版于1980年代初。他告诉我说，图书馆有个规定，书弄丢了，要以原书三倍的价格赔偿。这两本书的定价一共只有两块多，三倍也才六七块钱，比现在的一本书还便宜十几块，我看可以弄丢的。就这样，这两本书成了我的藏品。这种方式当然不可取，但我喜欢俞平伯，在朋友们中间是人所共知的。

一直以来，读写书评、书话类文章成为我的习惯。十多年前，也尝试写过几篇关于俞平伯的小文章，都是从人家的作品里东拽一块西拼一点，以为得到什么稀罕材料，后来读多了，才知道俞氏那点掌故和轶事，基本上尽人皆知，但这并不影响我敝帚自珍地把这几篇小文收在自编的一本《南窗书灯》书话集里。

在动笔写这篇序文之前，再看那几篇书话时，我惊讶于自己会写这样的文章，它们过于闲适和空洞了，连一点自己的观点和思想都没有，完全是对俞平伯作品写作时间、发表时间的罗列和“考证”，再加上所发表的杂志的介绍和同时代作家对他评价的摘录，一篇书话小文就算勾勒完成了。

对于即将写作的这本书，惶恐中有些兴奋。系统地写一本我喜爱的现代文学大师的随笔，这还是第一次。我不知道是否有热情和勇气来挑战自己，试试看吧。

新浦河南庄

2012年12月8日

终于把计划中的篇目完成后，我长长松了一口气。写这本书的初衷，完全是凭借对俞平伯及其作品的喜爱。但喜爱是一回事，写书又是另一回事。在写作过程中，我深知自己力量的欠缺，就好比一个举重选手，让他举起超出平时训练量很大的杠铃，对他来说是多么地残酷。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五月，约半年时间里，我日思夜想的都是这件事，查资料，读作品，在北京东五环外一幢楼上，在连云港掬云居，在旅途宾馆中，我要么读俞平伯的著作，要么读俞平伯年谱或相关评传，仅笔记就抄了两大本。

重读一遍俞平伯，觉得他的人生漫长而短暂。漫长是因为活到九十岁算是高寿了，短暂是因为用来发挥其才华的时间太短了。我大致归纳了一下，他的人生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从1919年底，19岁大学毕业后，到1925年底从杭州回到北京，是一个阶段。这是他最精华的时段之一，写出了《红楼梦辨》，创作了《冬夜》《雪朝》《西还》《忆》《剑鞘》等重要著作，写出了《燕知草》《杂伴儿》里的主要篇章(当然还有其他创作)；结交了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郑振铎等好友。第二阶段是1925年回到北京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一阶段是他生活最美好的时段，工作稳定，家庭幸福，友朋亲善，生活悠闲，唱唱曲，谈谈天，写写字，填填词，教教书，做做学问，还有兴致极浓的旅行。第三阶段从1937年到1946年，和一家老小苦居北京，生活艰难，友朋星散，无心创作，拍曲的心境也不比从前，是他人生第一个低谷。第四个阶段从1947年到1954年。第五个阶段是从批判红楼梦研究的1954年到1986年，这二十多年，是他人生的第二个低谷，创作和研究几乎空白。当1986年有关单位对他不痛不痒地进行平反之后，离他走完人生之旅只有四年的时间了，给一个八十六七岁的老人平反，也只能在形式上走走过场，没有一个人对俞平伯所受的苦难和不公出来负责和谢罪。因此这个低谷在接下来的几年是延续的。不难看出，俞平伯生活的时代，对他这样的一代学人而言是何等地曲折而艰辛，也是何等地不公平。所以，我非常赞成张中行先生那句话：俞平伯有才，而一生未尽其才。

还要说明的是，1947年以后的俞平伯，我在这本书里没有叙述，只在最后一章中略做概括。一是受这本书体量的约束，二是他人生的后半段，许多人都写过了，特别是王浞华先生所著《俞平伯的后半生》，描写得极为详细。三是每每想到俞平伯后半生遭受的磨难，心里就非常地不忍，常常忍不住泪盈眼眶，特别是读杨绛《干校六记》那一段：“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据王浞华书中记载，俞夫人本来是可以留守家中的，她怕俞平伯不能照顾好自己，便主动跟着去的。在《俞平伯的后半生》中，王先生共用i章的篇幅，来描述干校生活的艰辛和苦难。朱寨先生在《俞平伯的“书生气”》里描写得更为直白：他们把俞平伯“推拉到屋顶平台，按倒在地”，“经过反复踢打折磨——一直把他折磨得匍匐在地”。如果说这种肉体上的苦难和生活上的艰辛，还能忍受得了的话，那么心智上的摧残和影响，怕是无法容忍的，不写也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姜琍敏、周立民、陶文瑜、俞小红等都伸出援手，或在杂志、报纸上刊发其中的章节，或提出宝贵的意见，葛丽萍还用她娟秀的小楷书法抄写俞平伯的《尚湖泛舟》等诗词，诗句清雅，书法端润，为是书增色不少。赵鑫不嫌麻烦地为我采购不少参考书，肖云在照片的搜集上下了很多力气，李蒙也提供了录入等方便，在此一并感谢。

2013年5月22日上午全稿完成于北京像素

延誉凭君列上庠，古槐书屋久彷徉。

斜阳远巷人踪少，夜雨昏灯意絮长。

西郊移居邻有德，南园共食水相忘。

平生爱我君为最，不上津梁百一方。

——朱自清(赠俞平伯)

平伯所写的文章自具有一种独特的风致……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的旧而又这样的新。

——周作人

俞平伯先生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爱国者。他早年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白话新体诗最早的作者之一，也是有独特风格的散文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对小说、戏曲、诗词的研究，都有许多有价值的、为学术界所重视的成果。

——胡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