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80后清华博导，严飞的观察写作深入到香港那些极富生活气息的市井角落，探寻香港的制度逻辑和公民意识生长的土壤。

《城市的张望(精)》中采访了8位对当下香港文化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出版人、媒体人、音乐人，包括邓小桦、袁兆昌、韩丽珠、林阿P等……

香港回归20年，一本深入了解当下香港的学者观察。

《城市的张望(精)》是作者严飞对中国香港的城市文化、政治历史与市井人事的观察与思考的短文集。分为三辑：第一辑，主要讲对香港的城市细节、市井生活（老建筑、商业生活）的观察与思考。第二辑，主要讲对香港文化（媒体、影像、校园）的观察与思考。第三辑，主要是对具有代表性的新一代香港文化人的访谈。是本书重点，领域涵盖艺文创作、本土文学、诗歌漫画、独立出版、公民媒体、社会运动、国际关系等多方面。

自序：我与香港

第一辑 港城

 门槛上的人

 消失的石硖尾

 香港，一座输水管森林

 退步中的香港风格

 香港街头的这一泡尿

 李欧梵的拱廊研究计划

 香港风水的生意经

 从鱼翅捞饭到狮子山下

第二辑 港人

 香港文化式微了吗？

 写专栏的香港文化人

 寻找香港的苏丝黄

 忘不了，忘不了

 糅杂的港日文化

 关锦鹏镜头中的香港侧影

 情色香港？保守香港人？

 自瓮中张望天地

第三辑 港声

 韩丽珠：写作的孤独和自由

 邓小桦：一个灿烂的异数

 邓正健：社会批判下的香港棱角

 袁兆昌：挣扎之下的理想主义

 阿P：梦想照进未来

 潘诗韵：透过剧场创作去思考香港

 Stella So：有趣的事物，长出脚来远走高飞

 沈旭晖：改变香港人的国际视野

门槛上的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将自己形容为“门槛上的人”，将自己观察城市的视角形容为“门槛上的视角”。所谓门槛上的人，其实是套用了天津作家冯骥才的说法。冯骥才曾说，评说一个地方，虽然可以采用很多种方法，但是最好的位置是站在门槛上，一只脚踏在里边，一只脚踏在外边。倘若两只脚都站在门槛的外边，隔着墙说三道四，难免信口胡说；倘若两只脚都在里边，往往身陷其中，既不能看到全貌，也不能道出个中的要害。只有身在其中又在其外，既是某个事件的亲历者又是观察者，才可以拥有双重的批评特权，在兼容“本土”“外地”的基础上，更好地观人所不察的细节，发人所不觉的忧思。

但门槛上的人也各有不同。我2005年初到香港工作的时候，当时的我和所有其他进入香港的内地朋友都抱有相同的想法，我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的跳板、未来职业发展的中转站，香港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份优厚的薪水，更为我提供了未来继续前进的平台。我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内地在港的精英，每个周末流连于那些大型的购物商城和食肆酒楼，再时不时到深圳拿着港币去消费。我甚至拒绝学习粤语，坚持在所有场合里说普通话或者英文，以彰显自己在政治上的一种优越感。用香港文化人陈冠中的话说，这根本就是一副天朝主义的心态和嘴脸，用大中华的中心思想在香港体现自己的存在感。

直到今天，我的很多从英美名校毕业来到香港的朋友，他们保留的，还是这种类似的思维模式。他们大都从事投资金融行业，活动范围局限在中环、金钟；他们有自己的港漂圈，每个周末会组织游艇出海钓鱼，或者内部举办“非诚勿扰”之类的相亲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极少去到深水埗、新界，更不用说天水围这样的地方，至于菜园村的抗争活动等更是与自己的生活圈和消费圈没有任何的交集。作为一种门槛上的人，他们(包括当时的我)虽然身处香港，但其实是抗拒跨进门槛里面，更多的时候是有意识地将那只踏在里边的脚收回来，隔离于城市之外。换句话说，当我们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仅仅只是这座城市的匆匆过客，贪享着香港身份所赋予的种种便利。

2006年，受朋友的邀请，我加入了《纵横周刊》，开始每周撰写一篇香港文化方面的专题文章。这本电子刊物是一份基于国别政治的研究性学刊，参与者按照国别地区每周完成一篇该地区的时政分析性文章。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写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选举，结果文章出来后被组内的同仁批评得很厉害，批评的要点是一点不接香港的地气。于是我就再写，写到第三遍还是被批评。我不得不开始进行反思，为什么自己认为写得不错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却不行，为什么我对香港的近距离观察却是如此地游离，如此地不接城市的地气，这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发现这可能与我的身份有很大关系，我虽然每天都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工作，但思想和情感并没有融人这个社会中去，香港于我而言，只是人生的跳板和驿站。我这个所谓门槛上的人，其实尚在门槛之外。我不仅不是香港人，甚至连香港的人都不算，充其量只是在中环的人，或者在金钟的人。P3-5

我与香港

香港回归20年，这座城市发生了太多的改变。这些改变有的让人陌生和远离，熟悉的世界总是变得面目全非；但更多的，则是让人对于未来充满期待。

2002年，我第一次来到香港，参加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的暑期实习。彼时自由行尚未开通，去香港需要申请因公通行证，临行之前还需接受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被叮嘱进入“另一制”之后各种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乘坐京九线入港，火车需要在常平站停靠，所有乘客拎着行李通过出入境的边检，然后再换车进入香港。

火车缓慢地驶入香港，铁路线两边都是密密麻麻紧挨在一起的高楼，这是我在内地从未见过的楼宇排列。那些高楼上一扇扇狭小的窗户，构成了我对于香港全部的最初印象，这大概也是我第一次对于香港的拥挤有着直观的体验。

初次来到香港，一切都是新鲜与陌生。我们的任务是负责新来港移民的心理辅导与培训，需要设计一些小组活动，帮助这些新移民更好地融人本土社会。但事实上，与他们相比较，我们才真正是这座城市的外乡人，只不过我们浮光掠影般匆匆而过，他们需要在这里为一段陌生的人生旅程奋斗。

因为是实习，所以工作上并没有太大的压力，因此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接触香港。没有自由行的2002年，香港很少见到来自内地的游客，与人交流的时候讲普通话总感觉很不自在，缺乏自信。去商场购物买东西，也总是莫名地担心售货员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以至于到后来，干脆在所有的公共场合都说英语。2002年，香港还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沼当中，美国“9·11”事件刚过去1年不到，全球网络神话又变成泡沫，这对于十分依赖外部市场的香港来说，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失业和负资产就像阴云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我们去参观一些社会工作机构，常常见到很多人在争抢月薪七八千元港币的工作。一声叹息之下，彼时的我们却并不能真正体会到本地人为揾三餐的辛酸。第一次来到香港，留下的，全是对一座另一制度规则运行下的城市的新奇回忆。

2005年，我正式人职香港城市大学，开始了一段为期3年的全职工作，这让我有机会第一次真正生活在这里，了解这座城市的肌理和脉络。也正是这3年，让我开始投入对香港的观察、写作和批判当中，这种投入不仅源于我对一座城市以及居于其问的人们的感动，也根植于我对香港的制度逻辑和公民意识的认可。

不得不承认，初到香港工作的我，是和这座城市刻意保持疏离的。当时的我，自恃是海外名校毕业的精英，拿着优厚的薪水，住在带有会所的私人屋苑里，每逢周末，都会和内地的朋友们聚会，我们或者晃荡在金钟、中环的高级食肆、酒吧里，或者聚在某一位朋友的家里聊天打牌，甚或是租一艘游艇出海玩乐。2003年自由行的开通，让香港的旅游业和地产业开始倾斜依靠于内地游客的购买力，铜锣湾、尖沙咀、旺角的大小商铺里到处都飘荡着普通话。我不再以说普通话而脸红，在所有的公共场合说普通话，在工作场合说英语，独独排斥学习粤语，因为我觉得香港不过是我人生里程的一个跳板，我在这里为自己的履历添金增彩，然后就会前往下一站。反省在港这段最初的岁月，我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那一股所谓的大中华心态在扭曲着我的内心，让我浮于城市之上。我知道，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在今天依旧频繁地上演。很多如我一般的内地人才来到香港，他们享受着城市所带来的一切服务和便利，却从来不和这里产生任何的交集，以“精英主义”的高端身份置身于城市之外。

2006年，在朋友的邀请之下，我加入了一份基于国别政治研究的电子杂志《纵横周刊》，开始每周为刊物撰写香港的文化评论、时政分析。用文字去丈量一座城市，可以很肤浅，也可以很深入。介绍一座城市总是容易的，又有谁不爱那些流光溢……艺文创作、本土文学、诗歌漫画、独立出版、公民媒体、社会运动、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我的目标是想探寻在一个面临政治挤压、文化反哺大变动的香港中，这一代香港人有怎样的思想结构和文化关怀，他们的挣扎和困惑，他们的理想和希冀到底根源在哪里，又是如何自我解构，并连带出群体的公共效应。

没有想到这一计划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完成，整整花了6年时间。这6年里，香港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我的不少朋友离开了香港，去往他城寻求更稳定的发展；也有很多朋友留在这里，成为城市肌体的一部分，组织研讨会、社区改造、公民夏令营，投身于一场宏大的改变香港命运的运动之中。

这6年里，我也从一位香港社会的观察者，慢慢转变身份，成为香港政治与历史的研究者与书写者。2012年，我出版了《我要的香港》，初衷只是想表达对于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我不想要的香港的一份冀望。2014年，当我准备将2008年就开始的这一访谈计划付梓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本访谈集的主题，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这一批新一代的香港人，他们对于香港的热爱，始终都包含着很强烈的想要改变香港的愿望，并在行动场域里聚集了极大的能量，重申这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地方，是“我城”、我们的香港。

香港回归多年，历史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关键的节点。从最初的游客，到“他城”，再到“我城”，我与香港这一路的12年，也许并不能算作一个典型。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道路，我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我愿意继续投身其间，一起去践行我们不可忘却的对于价值和理念坚守的诺言。

资本垄断、地产霸权的影响无处不在，连普通香港人的私密生活都难逃其网，更别说都市生活中那些和文化、思想有关系的人性追求了。

——严飞

遗憾的是，今天不是一个读书的时代，年轻一辈需要启蒙，但已不再需要书店了，只要能上网就够。当然这样的时代未必比过去的坏，但确实是少了一些小众的集体记忆。

——邓正健(香港剧评人)

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努力抗衡大世界的价值观。因此除了运作模式，在价值观上也与主流音乐大相径庭。我只是写了一些不是很关乎爱情的音乐，完全不是愤怒的，只是以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去关注社会的话题。

——阿P(My Little Airport乐队主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