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野蛮残酷的战争中，一本书竟会产生这样神奇、动人的作用，给予一个青年如此巨大的安慰：“好像有了它在，我的生命也就有了安全”？
熊秉明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其实隐含着人类集体的一种诉求，那就是，人的生活，需要基本的安全保障；而基本的安全保障，一方面是物质的、身体的，还有一方面是精神的、心理的。战争，这头野蛮的怪兽，不仅威胁和摧毁着物质的、身体的安全，同样也恐吓和打击着精神的、心理的安全。当战争似乎笼罩了整个世界的时候，有什么可以抗衡这头残忍的怪兽？抗衡野蛮的，只能是文明。书是文明的象征，是文明世界存在的证据。一本小书近乎一个小小的护符，赋予它护符功能的，是文明巨大的力量。越是在野蛮力量肆虐的时候，人越渴望文明的庇护。
熊秉明毕业于西南联大，这所战争期间的大学所创造的学术、教育上的辉煌成就仿佛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和战争的状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说到底，这个奇迹就是文明力量的奇迹。当年联大的学生王佐良（1916－1995）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境：“联大的屋顶是低的，学者们的外表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在战争的初期，图书馆比后来的更小，然而仅有的几本书，尤其是从外国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是用着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了的。这些书现在大概还躺在昆明师范学院的书架上吧：最后，纸边都卷如狗耳，到处都皱叠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
还可以举一个更熟悉的例子：沈从文（1902－1988）。
沈从文高小毕业，十五岁开始当一个小兵，随部队辗转。他从小见惯了杀人和死亡，动荡不安的军中生活充满艰难和辛酸。不过，有谁能够想象，这个每月只有三四块钱的小兵，他的包袱里，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这份产业现在说来，依然是很动人的。”
沈从文后来在箪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约半年，日常的事务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从文自传》里说：“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熊秉明深切感受到的，“文字与内容使人猛然记起还有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还有一个可以期待、可以向往的天地的存在”，用在当年的小兵沈从文身上，也是恰当的吧。
读书与安全，似乎极不相干，我们在平常的日子里也很难做这样的联想；极端的生存环境，把被日常安稳日子所遮盖的紧密联系显现出来了。即使我们在平常时曰不大有物质的、人身的安全之虞，在精神上、心理上却常常感觉安全感不够。给人以安全感的世界一定是一个文明的世界，读书，是和文明世界的联系，是置身于文明力量的庇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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