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用他的真诚和智慧创造了许多文字的神话，他把激情融入大地和海洋，播下许多思想的种子，他的散文极富思想性，让你增多许多悟性。他迈着雄健的步伐，从齐鲁大地微笑着走来，献出一片真情。

本书收录数篇散文作品，让我们一起跟随张炜去感受青春往事的美好回忆。

著名作家张炜30年心血力作精华，丰富的想象，精巧的构思，大气的文风，引发你对大时代大背景下人物命运的感悟，勾起你对青春往事的美好回忆。

在敏感而多思的张炜眼中，文明与时尚的背后正在不断地盛开着使人忽视的恶之花，物欲与技术主义则不断地让人对这个世界丧失了诗性的理解，科学与技术似乎没有与人的道德精神一同强大。

绿色遥思

秋日随笔二题

你的树

作家的温柔

存在的执拗

一辈子的寻找

水手

有书的长旅

中年的阅读

人的用具

谈简朴生活

利口酒

梦一样的莱茵河

去看阿尔卑斯山

默默挺立

八位作家呆过的地方

徐福在日本

台港小记

从沙龙到小屋

从国际艺术村谈起

史可

酒窝

回眸三叶

一条有树的路

尊长

失去的朋友

窗前

马颂

怀念

有个依岛

北国的安逸

济南：泉水与垂杨

东部：美城之链

我的开始

八月手记

十年诉说

童年之梦

心事浩茫

心中的交响

远河一蘑菇

作家的不同房间

奔跑女神的由来

在滔滔汇流之中

时代之蛊和东夷之风

筑万松浦记

美丽的万松浦

万松浦纪事

它们

“大地”及其他

对世界的感情

城市与现代疾患

纯文学的当代境遇

“个性”和“想象力”

小说状态：预测和感想

想象·功课·气象

二十年的演变

把文字唤醒

今天的遗憾和慨叹

沉迷与超越

绿色遥思

我觉得作家天生就是一些与大自然保持紧密联系的人，从小到大，一直如此。他们比起其他人来，自由而质朴，敏感得很。这一切我想都是从大自然中汲取和培植而来。所以他能保住一腔柔情和自由的情怀。我读他们写海洋和高原、写城市和战争的作品，都明显地触摸到了那些东西。那是一种常常存在的力量，富有弹性，以柔克刚，无坚不摧。这种力量有时你还真分不清是纤细的还是粗犷的，可以用来做什么更好。我发现一个作家一旦割断了与大自然的这种联结，他也就算完了，想什么办法去补救都没有用。当然有的从事创作的人并且是很有名的人不讲究这个，我总觉得他本质上还不是一个诗人。

我反对很狭窄地去理解“大自然”这个概念。但当你的感觉与之接通的时刻，首先出现在心扉的总会是广阔的原野丛林、是未加雕饰的群山、是海洋及海岸上一望无际的灌木和野花。绿色永久地安慰着我们，我们也模模糊糊地知道：哪里树木葱茏，哪里就更有希望、就有幸福。连一些动物也汇集到那里，在其间藏身和繁衍。任何动物都不能脱离一种自然背景而独立存在，它们与大自然深深地交融铸和。也许是一种不自信、感到自己身单力薄或是什么别的，我那么珍惜关于这一切的经历和感觉，并且一生都愿意加强它寻找它。回想那夏季夜晚的篝火、与温驯的黄狗在一起迎接露水的情景，还有深夜的谛听、到高高的白杨树上打危险的瞌睡，等等；这一切才和艺术的发条连在一起，并且从那时开始拧紧拧紧，使我有动力做出关于日月星辰的运动即时间的表述。宇宙间多么渺小的一颗微粒，它在追不得已地游浮，但总还是感受到了万物有寿，感受到了称作“时光”的东西。

我小时候曾很有幸地生活在人口稀疏的林子里。一片杂生果林，连着无边的荒野，荒野再连着无边的海。苹果长到指甲大就可以偷吃，直吃到发红、成熟；所有的苹果都收走了，我和我的朋友却将一堆果子埋在沙土下，这样一直可以吃到冬天。各种野果自然而然地属于我们，即便涩得拉不动舌头还是喜欢。我饲养过刺猬和野兔和无数的鸟。我觉得最可爱的是拳头大小的野兔。不过它们是养不活的，即使你无微不至地照料也是枉然。所以我后来听到谁说他小时候把一只野兔养大了就觉得是吹牛。一只野兔不值多少钱，但要饲养难度极大，因而他吹嘘的可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青蛙身上光滑、有斑纹，很精神很美丽，我们捉来饲养；当它有些疲倦的时候，就把它放掉。刺猬是忠厚的、看不透的，我不知为什么很同情它。因为这些微小的经历，我的生活也受到了微小的影响。比如我至今不能吃青蛙做成的“田鸡”菜；一个老实的朋友窗外悬挂了两张刺猬皮，问他，他说吃了两个刺猬——我从此觉得他很不好。人不可貌取。当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明白一个人的品性可能是很脆弱的，而形成的原因极其复杂。不过这种脆弱往往和极度地要求平等、要求给予普通生命起码的尊严，特别是要求群起反对强暴以保护弱者的心理素质紧紧相连。缺少的是那种强悍，但更缺少的是被邪恶所利用的可能性。有着那样的心理状态，为人的一生将触犯很多很多东西，这点不存侥幸。

当我沉浸在这些往事里，当我试图以此来维持一份精神生活的同时，我常常感到与窗外大街上新兴的生活反差太大。如今各种欲望都涨满起来，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斯文被野性一扫而光。普通人被诱惑，但他们无能为力，像过去一样善良无欺，只是增添了三分焦虑。我看到他们就不想停留，不想呆在人群里。我急匆匆地奔向河边，奔向草地和树林。凉凉的风里有草药的香味，一只只鸟儿在树梢上鸣叫。蜻蜓咬在一支芦杆上，它的红色肚腹像指针一样指向我。宁静而遥远的天空就像童年一样颜色，可是它把童年隔开了。三五个灰蓝的鸽子落下来，小心地伸开粉丹丹的小脚掌。我可以看到它们光光的一丝不染的额头，看到那一对不安的红豇豆般的圆眼。我想象它们在我的手掌下，让我轻轻抚摸时所感受到的一阵阵滑润。然而它们始终远远地伫立。那种惊恐和提防一般来说是没有错的。周围一片绿色，散布在空中的花粉的气味钻进鼻孔。我一人独处，倾听着天籁，默默接受着崭新的启示。我没有力量，没有一点力量。然而唯有这里可以让我悄悄地恢复起什么。

我曾经一个人在山区里奔波过。当时我刚满十七岁。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当然它也教给我很多很多。极度的沮丧和失望，双脚皴裂了还要攀登，难言的痛楚和哀怨，早早来临的仇视。当我今天回忆那些的时候，总要想起几个绚丽迷人的画面，它使我久久回味，再三地咀嚼。记得我急急地顶着烈日翻山，一件背心握在手里，不知不觉钻到了山隙深处。强劲的阳光把石头照得雪亮，所有的山草都像到了最后时刻。山间无声无息，万物都在默默忍受。我一个人踢响了石子，一个人听着孤单的回声。不知脚下的路是否对，口渴难耐。我一直是瞅准最高的那座山往前走，听人说翻过它也就到了。我那时有一阵深切的忧虑和惆怅泛上来，恨不能立刻遇到一个活的伙伴，即便一只猫也好。我的心怦怦跳着。后来我从一个陡陡的砾石坡上滑下来，脚板灼热地落定在一个小山谷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清澈透底的亮水，是弯到山根后面去的光滑水流。我来不及仔细端量就扑入水中，先饱饱地喝了一顿，然后在浅水处仰下来。这时我才发现，这条水流的基底由砂岩构成，表层是布满气孔的熔岩。这么多气孔，它说明了当时岩浆喷涌而出的那会儿含有大量的气体，水在上面滑过，永无尽头地刷洗，有一尾黄色的半透明的小鱼卧在熔岩上，睁着不眠的小眼。细细的石英砂浮到身上，像些富有灵性的小东西似的，给我以安慰。就是这个酷热的中午，我躺在水里，想了很多事情。我想过了一个个的亲属，他们的不同的处境、与我的关系，以及我所负有的巨大的责任。就是在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我年轻极了，简直就像熔岩上的小鱼一样稚嫩，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成长，可以往前赶路。”不久，我登上了那座山。

有一次我夜宿在山间一座孤房子里。那是没有月亮的夜晚，屋内像墨一样黑。半夜里被山风和滚石惊醒，接上再也睡不着。我想这山里该有多少奇怪的东西，他们必定都乐于在夜间活动，它们包围了我。我以前听过无数鬼怪故事，这时万分后悔耳鼓里装过那些声音。比如人们讲的黑屋子里跳动的小矮人，他从一角走出，跳到人的肚子上，牙牙学语等等。我一动不动地盯着屋角，两眼发酸，我想人们为什么要在这么荒凉的地方盖一座独屋呢？这是非常奇怪的。天亮了，山里一个人告诉我：独屋上有很多扒坟扒出的砖石木料，它是那些热闹年头盖成的。我大白天就惊慌起来，不敢走进独屋。接下去的一夜我是在野地里挨过的，背靠着一棵杨树。我一点也没有害怕，因为我周围是没有遮拦的坡地和山影，是土壤和一棵棵的树。那一夜我的心飞到了海滩平原上，回到了我童年生活过的丛林中去。我思念着儿时的伙伴，发现他们和当时当地的灌木浆果混在一起，无法分割。

P1-3

写作：八十年代以来

评论与作品之不同／搔艺术之痒

我不太熟悉教科书中对《古船》那个时期的作品的评价。发表在杂志报纸上的一些评论，部分读过了。我觉得评论家的文章就像作家的作品一样，有自己的初衷和目标。这些文章对作家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作家要吸纳许多营养，注意来自各方面的看法，这是作家面向全部生活的一个部分。

当然读过许多精彩的评论文章。

但总的来说，作家会明白评论和作品的写作还是不同的，其出发点和目标区别还是太大了。评论的概括性、所谓的大处着眼的特征，是必然的也是需要的。最好的评论并不因此而忽略作品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比如作品的语言，细节，文字褶缝中的微妙，人物个性的深层，诗意，感性和张力，激情的饱满度，隐于文字中的气质，幽默感……实质上类似的东西才决定一部作品的高下精粗。这些往往是作家创作中的依赖，也是最终能否走远和存活下去的保证。个别评论有时难以摆脱“通过什么——说明了什么”这样的论证逻辑，但这种逻辑其实于一般的作文是相宜的，对于复杂蕴涵的文学写作是不相宜的。

对于文学本身，作品的思想倾向有时反倒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优秀与否，即作家精湛的艺术在多大程度上令人陶醉。如果评论太冷静也太清晰了，连艺术的微熏都没有，结果就会成为状态之外的冷议。这样的评论与作品和作家都是隔开的，并不能搔艺术之痒。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之初的创作过程中，具体到一部作品，比较起来“改革”如何想得很少，而总是为生活、为人的历史、为人性、为屈辱和荣誉、为爱情、为诗意……这一切所激动。当然这些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内容——只是离不开而已。

评论不可能不概括，但在优秀的评论家那里，这种大处着眼，这种思维的高度和深度应该是良性的，即有助于进一步走入艺术的纵深地带；如果反过来形成了遮蔽，这种概括就成了问题。

作家希望评论能够紧贴着语言走，一直走入作品内部。

《古船》的写作／不要变得呼吸短促

因为《古船》的写作离现在二十多年了，具体构思的过程以及创作状态已经有些模糊。回忆一下，当时我发表作品已经十余年了，但总觉得还没有真正写出自己。这种感觉直到现在回忆起来，都十分清晰。当时随着作品数量的积累，这种希望有一次更重要更深入、更集中更酣畅的表达的心情和愿望，变得强烈起来了。那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它可以容纳我近三十年的人生经历中的一部分重要经验。当时的阅读量很大，中外现当代(介绍过来的)作品中最激动人心的代表作可能都读过了。我觉得有一些长篇小说，其中的一部分，艺术和生活的密度还需要增强。我想用这一次实践来改变一下。

好像没有想很多对以往某部具体作品超越的问题，也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的考虑。因为当年只想怎样写得精彩，怎样把深深震动了我、让我或激越或肃穆的场景和情愫表达出来，怎样不使共鸣之弦松弛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当时的状态。技法层面的东西想得不多，如果有，也都及时糅和在“状态”里了，成了整个“状态”的一部分，所以印象反而不深，记不住了。

写作《古船》前后，是我心潮难平的日子，又是我呼吸深沉的日子。这样一部书需要这样的状态：沉浸，感动，冲决，却又需要尽可能地沉着，不要变得呼吸短促。

它不会自行消失／传统大词的内容

人文精神讨论其实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终止，就因为这个话题不是短时间能够摆脱能够厘清的。作家主要不是参与讨论，而是用写作这一最大的行为来坚持、来说明自己。作家的发言是必要的，但真正的、有力的发言其实是在作品里面，是通过感性和形象去抵达的。我几乎没有直接参加讨论，没有为这样的一些争论写过一篇文章。关于讨论的文集收入的我的文章，还有争论中别人引用的我的文章，大都是在这场讨论还没有发起前的一些年里发表的。我一直这样写作和探究，直到今天也还是继续往前，一路产生着文章和作品——它们只是我的日常工作，不是为了具体的争论才写的。

所以可以说，我并没有直接参与当时的那一场争论。但也可以说，每个写作者，在广义上都算是参与了或继续参与着那一场争论。这不是自己愿意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问题。因为一些与生俱来的大的命题就放在那儿，它不会自行消失。

我不曾与任何人对阵过，将来也不太会。因为这说到底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还有，每个人的写作生涯都有自己的方向和逻辑，既不能强求同一，又需要各自独立。把严肃的讨论弄成一场闹剧，还要制造出几个描脸的喜剧角色，通常总是这样的，这也是商业时代把一切都娱乐化庸俗化的具体表现。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样的讨论，其实完全不必过分地从学术上抠字眼，过分了，即遮蔽了问题的实质。这严格讲也不是什么缜密深邃的学术问题。这是十分浅直然而却是格外重要的现实选择问题，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并不深奥。这不过是关于人的勇气、自尊、良知、向善、仁慈、大义，诸如此类传统大词所涵盖的一些内容——是放弃它还是有点起码坚持的问题，如此而已。

所以说这种讨论只会潜隐，而不会结束。人类大概终生都不会摆脱这一类问题的纠缠，不会因为把它撂在一边就能够心安理得地活着。

不存在文学转型／人类中的某一种角色

想了想，在我这里，基本不存在“文学转型”的问题。因为作为作家和自己的文学，面对一个外部世界是理所当然的。作家和他的文学总要面临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时候都是尖锐的、重大的和不可化解的。所有的问题和问题的重心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无论怎么改变，作家和他的文学都要负责，都要面对，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比如文革时期，文革前后，开放之初，对于作家和他的文学来说，可以说都是严峻的，又都是蕴藏了生活本身的极大丰富性的。这些时期之于文学来说有什么不同吗？既有极大的不同，又可以说是完全相同——都需要作家的传递、回答、反省、沉入，都会产生欢娱忧伤痛苦愤怒，等等这一切。作家与时代的紧张关系是会一直存在下去的，他们是人类中的某一种角色。这种角色重要与否且不去讨论，但他们具有的角色特征和功能，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消失。既没有消失，又怎么会有“转型”？

对我来说，过去面临的问题并不比现在更少。内心的欢悦、痛苦的反思，更有激烈的批判和否定，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样的，而且大概还会一直继续下去。创作中，最重要的是文学劳动本身带来的陶醉，是无法言说的生活和人性本身引起的好奇，是这些在吸引我。这与过去是一样的。说到“痛苦”，各个时期都是不同的；说到“崩溃”，每个时期都有。日常的岁月看来只能如此，文学与岁月的关系也只能如此。

商品经济时代给予作家的痛苦，比起另一些时代，有的方面是加重了，有的方面却是减轻了。对于有的作家而言，他孕育创作张力的生存因素和生活内容已经改变，这其实是一件十分值得庆幸的事。任何时代里，最优秀的作家都没有让自己去努力适应时代的问题，因为他的存在目的，完全不是为了更好地适时生存，不是为了把自己“卖”出去。相反，优秀的作家要做的只能是怎样一如既往地探寻，怎样站稳脚跟，怎样不被大水冲倒，怎样不被一股蜂拥的潮流裹卷而去。

不能把内容和情感与艺术技法文体探索之类分离

我想作品成功的关键之点不止一个，精神素质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程度当然算是极重要的方面。这种关注一方面会使作家在人性探究中更加深入，在表达生活时更加复杂开阔；另一方面也许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即这种深切关注首先会强化作家的技术层面，使其在表达上不仅变得锋利透彻，而且还会引领文体变革的风气。从文学史上看，这几乎是没有什么例外的。

我们不能把内容和情感与艺术技法文体探索之类分离，一旦分离了，二者都不能成立。尤其是后者，一旦离开了前者即成为廉价的简单的模仿，既无难度又无生命。

面临两个方面的不足／文学不是身份问题

我所反对的不是职业作家制度，而是对职业写作容易产生的疲惫——特别是室内工作日久丧失创作生气、情感不饱满、内容不新鲜——类似的一些问题的担忧。职业化的写作，在本质上只要不伤害和误解文学的性质就是好的。作品不是制作而是创作，是生命感动的过程，工艺属性是比较低的。我认为写作者具有职业作家的时间、技艺和功课心，只能是最好的一件事。现在看时下的文学写作，作家面对一些知识性的东西，功课做得不是过于充分，而是不够。我们大约面临了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好的职业作家的稳定可靠的技术，二是保持生鲜的生命感动。

是不是好的作家，不在乎其人有否专业作家的身份。文学不是身份的问题，不能在身份问题上埋怨或欣喜——不同的生命性质远比身份重要得多。

九十年代初的写作／小时代的文学见解

我的这批作品中，《九月寓言》算是较少争议的。《柏慧》左右的几部有不同的看法。九十年代初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作家在那个时期的创作，回头看看是必需的，是可以分析的。我在这个阶段写出了这样一批作品实属必然。今天看它们的道德感只嫌不够，哪里是什么“主义”。作品应该是不同的，作品和言论也不是一回事，创作的感性空间一般来说越大越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创作可以没有悲伤愤怒以至于正义。正义不必是作品的主题，但正义在作家心中会是长存的。有人以为正义必然会伤害艺术，这是小时代才有的文学见解。正好相反，失去了它，作为一个作家就会像一摊泥水一样流泻和松散。

人物与作者的间离／击节赞叹与抬头仰望

作家是不同的，作家的表达是各种各样的，真正的痛苦也不一定要如数加在文字之间——可能会渗透在更深层、在血肉之中。一般来说，我是反对将写作者本人的疼与苦直接加到作品人物身上的。作者塑造的人物要与作家本人有所间离。当然写作者的心灵质地最终是无从掩盖的。

时代不同了，各个时期的文学高峰会有不同，但它们仍然可以纵横相比。我不认为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比得上十九世纪，更不认为有谁超过了托尔斯泰雨果歌德等等。这不太可能。空气和水都污染了改变了，生长之物必然就会变化。这种变化是不得已的，所以不能说越变越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杰出人物，我在埋头阅读现当代杰出作品的击节赞叹之后，仍然还是要抬头仰望十九世纪的高峰。

现在的阅读和写作生活其实就是如此：击节赞叹，抬头仰望。二者都是真实的。不击节就没有活在当代，不仰望就没有远大的目标。

理想的写作人格／对作品的回顾

我的作品出版后，经历的时间还太短，虽然有的已经出版了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凡是经典都需要更长时间的考验，就此而言，这里“经典”的概念对整个当代文学都是谈不上的。  文学杂志、编辑以及评论家，是重要的阅读者和鉴别者，更是传播者和催生者，是当代文学的共同创造者。他们和写作者一起将自己投入到时间的长河里。总的来说，文学经典是由时间来鉴别的。

现在的问题是各种信息、信息的传播方式多到了空前的地步，其覆盖率大到不可思议。好的作品被淹没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对此不必存有侥幸。这一点，对一般初登文坛的人和有一定地位的作家而言，许多时候没什么两样。在这个物质主义时代，精神和艺术很快被消费掉了，真正的思想和艺术成长的空间虽然不能说没有，但是已经成了大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杂志编辑及评论家的责任空前重大，时代期待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优秀人物提高自己的声音，而不是选择沉默。他们最终是与写作者并肩抵抗的人。

因为这样的时代除了物质利益，人们轻易不再相信什么。过去专家对于艺术的判断和强调是有效的，而今就不同了。所以这就需要一再地强调，并越来越需要以自己的品格做出担保。问题是现在恰恰又是人们最不相信品格之类的一个时期，这就是令今天的写作者和所有文学人士最尴尬的事情。可是不以品格做担保，那种关于艺术的判断和强调就更是一钱不值。

我心中理想的写作人格是这样的：即便作为一个极为孤单无力的个体，也仍然需要具备抵挡整个文学潮流的雄心。

先顶住它再说，别的另讲。不顶住，只随潮流而行，哪里还会有什么思想和艺术，更不会有时代的杰出指标。以附和众声的游戏为能事，想在混乱无序的时代捞上一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最后只能成为浅薄的把戏，时代的闹剧一完，一切都跟着完了。这种闹剧中产生的所谓“经典”，没有一部会是名声完好地活到下一个世纪。一般来说时间一过，它们就隐遁或消失了。

我自己认定的东西，一些看法，是会比较倔犟地坚持下去的。我认为自己努力最大的，一度是短篇小说。我看重自己的短篇，如我的一百三十多个短篇，几乎每一篇在写作时都称得上处心积虑，且是状态最好的时候。二三十年过去了，它们当中可能有十篇二十篇是我今天写不出，并且仍然喜欢的。短篇中，多次被评论或选载得奖的是《声音》《一潭清水》；我自己同样看重的有《海边的雪》《冬景》《玉米》等。其中一些写我童年生活和记忆的，今天看更能让我感动，因为它们纯正朴实，有真情有张力。有时我想，一些最饱满的创作也许在我的中短篇小说里。我写了十七八部中篇，其中没有被广泛转载和评论过的一些篇目，如《护秋之夜》《蘑菇七种》《瀛洲思絮录》《金米》等，也许不逊于或好于《秋天的愤怒》。长篇小说写了十二部，我个人除了《古船》《九月寓言》而外，较看重《外省书》《丑行或浪漫》《刺猬歌》《能不忆蜀葵》等几部。

单从字数来说，我写作数量最大的除了长篇小说就是散文了。可能散文的总字数在三百万字左右。这其中只有一部分是作为“规范”的散文写出来的，而更大的一部分是写作生涯中自然产生的。这与我个人的散文观有关。我认为散文应该是真实的自然的流露和呈现，它们最好不要被当成一种创作品，不要按一种有形无形的模式和套路去创作。

我最早发表的作品是诗，也一直迷恋，后来却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诗虽然一直写下来，但极不让自己满意。可能是散文化的东西写多了，诗的表达也就有了障碍。不过我在某一天终会克服这些障碍，因为我心里的一些渴望和感动非要用诗表达出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