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的挑战》用了大量的笔墨详尽地记叙了延安的各个方面, 较为全面、客观地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作者G·斯坦因把敌后抗日根据地艰苦抗战、实行民主的实情和国民党战场的真相进行对比，并澄清了外界关于共产党和解放区情况的一些谣言。该书的英文版1945年在美国纽约出版。

一九四四年二月，重庆的外国记者联名上书蒋主席，要求准许他们到延安采访。在此之前，他们要求过若干回，皆遭拒绝。这次，蒋主席允许了，但有两个条件：一，不只到中共区域，也要到西北的非中共区参观；二，在中共区域至少住三个月，以便详细考察真相。经过若干等待，他们于五月十七日出发往延安去了。同行的还有中国记者及政府指派的领队。

G·斯坦因是外国记者之一，他在中共区域住了五个月，这本《红色中国的挑战》便是他此行结果。斯坦因曾任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亚洲记者，在亚洲住过十二年，对于苏联、日本、中国都很熟悉。

序幕 这就是延安

第一部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章 延安政治ABC

 第二章 毛泽东的信条

 第三章 自治政府实验室

 第四章 官吏养活自己

 第五章 中国自己的共产党

第二部 “劳动创造一切”

 第六章 从土地生长出来

 第七章 工业革命之前

 第八章 他们这样做买卖

 第九章 商人们赞成

 第十章 “匪币”

 第十一章 预算平衡

 第十二章 合作社

第三部 动员群众

 第十三章 政治的舞蹈

 第十四章 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

 第十五章 宗教和家庭

 第十六章 一个女人的道路

 第十七章 全民就学

 第十八章 他们如何对付死亡

 第十九章 人性本善

 第二十章 秘密揭穿了

第四部 战斗盟友三百万

 第二十一章 协助盟军的建议

 第二十二章 三角战争

 第二十三章 一个独特的战争的建立

 第二十四章 中共的战斗力

 第二十五章 美国陆军军事观察组

第五部 中共努力作战目击记

 第二十六章 美国军官在前方的见闻

 第二十七章 外国人的见证

 第二十八章 “我是一个富绰的地主……”

 第二十九章 敌人口中的八路军

第六部 一个世界问题的瞭望

 第三十章 日本准备卷土重来

 第三十一章 延安、莫斯科与美国

第七部 一个中国呢，还是两个中国呢

 第三十二章 中国能团结么

 第三十三章 重庆的反响

 第三十四章 史迪威被迫去职

 第三十五章 美国在中国的任务

译后记

这里是延安，人口只有四万，其中一万二千是兵士、党政人员和学生；没有电，没有现代机器，除了四五辆旧卡车以外，没有摩托交通，实际上没有公路，没有可以航行的河流，没有飞机从外面运人物资，在它控制之下的巨大的地区和八千万人民，散处在敌人后方，夹在无数的敌人封锁线之间；惟一在战区之外的具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边区则三面被重庆军队的严密的封锁线所包围，而第四面，也大部被黄河沿岸的日本军队所包围。

那里是重庆，人口几达一百万，有电力厂、工厂、现代机械、千万辆卡车摩托车，千万里公路和航路，千百架盟国飞机每天运来供应品，并且还有中国若干最肥沃的区域和一万万五千万人民作为它的巨大的联结一起的后方。

从远处来看，和延安比较来看，重庆的物质困难，似乎没有我从近处所认为的那么严重，而它的潜在的力量(坚强的民主政府早就能动员起来的)比我过去所相信的似乎更为巨大。

重庆的日渐恶化的形势，像梦魇一样的不断地来打扰我。在最近几年，我都看见它——它越来越厌战、越松懈、没办法；它的灰色的被轰炸过的修补起来的房子，新的竹造房子扩展在更大更广的青春的肥沃的稻田上。重庆越来越大了，但也越来越没有生气了；它的日益增多的人群在污秽的街道的腐朽而琐细的商业气氛中，看来都受有压制而心神无主，这些人本来不只是准备忍受的，而且还准备被动员起来行动的；它的公务员一年一年地坐在冗员过多的政府机关里，越来越营养不良，垂头丧气；虽然有这一切情形，他们仍是愿意把战争打完，帮助政府在优良领导的改革之下来克服一切困难。但事实上，不是在它自己的宣传上，重庆的痛苦不是由于积极的作战努力，它是一个被动作战的悲惨的城市；不是一个努力奋发的城市，而是一个无用的顽固的城市。

我能认为，小小的延安之能与重庆争胜，是由于共产党真正知道如何利用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心和手的能力吗？

在六七个礼拜以后来评判这个和其他一些当我第一度考察时碰到的问题，仍是太早。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就这两个城市的明显的气氛上的不同，作几个初步的结论。  这是我那时在日记上所写下的。

第一，这里没有厌战情绪，只有开路先锋者的社会的坚持的战斗热情。虽然大部分的领袖和千万别人已经打了十七年的仗——和国民党十年内战，一九三七年几个月停战以后，和日本人七年残酷的战争，而自一九四一年，又加上了和重庆的像是战争的东西。很明显的，战争成为他们的职业了。

第二，不依赖外来援助。他们喜欢得到外来援助，但不依靠它。在过去十七年中，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生活战斗在严密的封锁中，因此依靠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

第三，不论年龄多大，这里的人看来特别年青，而且充满了欢乐与信心。他们老是说，他们经历过比今天更大的困难，而且常常克服了困难；他们似乎是说，不管我们相信与否，将来是他们的。

第四，他们似乎决不私下互相说坏话。这里没有像重庆一样的毁谤与闲谈；在重庆，每隔几天，人们总要把一个新来者拉到角落里去谈同仁或长官的短处。但是关于延安制度上残留的缺点，这里却有很多公开的批评，这种事在重庆是不能容许的。

第五，他们的缺点主要的是因为由人和生活的乡村的背景及古旧残余而来的无效率的一类，不如重庆人的缺点使人愤怒。因为他们还同时有一种自我批评的热情，真正准备尽可能改正错误，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不惜改正若干久已被认为最后解决的政策。

第六，延安的领袖了解国民党和国民党区域的情形，似乎比重庆了解延安及其区域要多。他们在估计对方的人物与政策，更能有所区别，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不是感情的，而是分析的。

在边区住过六个礼拜以后，我们一行中的国民党同业回重庆去了，他们说，他们的编者给他们比研究中共更为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的政府向导以为他们对我们没有用处，因为我们脱离他们而独立，自己去干了。

他们提议带我们回重庆。但是我们提醒他们：因为蒋委员长让我们来边区，我们每一个人所提供的书面诺言，至少在中共区域住三个月。

“不要管对蒋委员长的诺言吧，你们在延安还没有看够听够吗？”他们告诉我们说。

只有沙汉纳神父在和中共达成重开边区天主教会的协定以后，离开了。假使重庆继续拒绝教会人士来的话，这一协定仍是无效的。

三个主要向导离开的时候，心境很坏。从他们预先检查的我们的通讯中，从我们和他们的坦白的谈话中，他们知道，我们对于看到听到的都有好印象。其中两个坦白地对我承认，蒋委员长允许我们到延安来，是一大错误，假若他以为我们在边区长期居住会使我们相信中共的行政工作只是滑稽剧、作战努力只是欺骗的话，那错误就更大了。

他们一定晓得了，像大多数国民党记者晓得了一样，蒋委员长的情报是如何不灵。很明显地，重庆的谄谀者只告诉他，他们以为他愿意听的话。而那些积极于把他推到另一个内战中去的西安的半法西斯煽动家，很明显地只供给他一种情报，这种情报使他以为这一冒险必要而且容易。

我们全体正式访问延安解放日报，解放日报的编者拿给我们蒋委员长个人的情报也被西安反共十字军检查的证据。西安邮政检查官正式通告解放报，寄给蒋委员长、冯玉祥、陈诚、周恩来和若干别人的解放报，在到重庆的途中被没收了。若干时间以前，解放日报接到从重庆蒋委员长总部的来信，诉说已有好几个月接不到解放日报了。

在和国民党同业的谈话中，我注意到很多人，当他们发现，一旦潜伏的精力得到自由和刺激，一切阶级的普通中国老百姓在最困难的情形下能够做的事情时，一种忠心的矛盾使他们苦恼，他们对于中国的爱国的忠心使他们倾向于承认延安的许多成就，因此对中国前途更有希望。对于我们共同在延安看见的人物和制度，他们羞涩地表示着确定的民族的骄傲，这种情形有时以普通中国客气话出之。

在另一方面，当他们承认延安比原来预期的更强大更成功更安定时，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忠心似乎使他们更恨共产党，更害怕共产党了。他们在我们一行中孤立自己，而且也在若干诡辩的反动分子影响之下，就在延安，他们仍然是重庆那一派麻木的派头。为了平衡他们对于无可怀疑的许多好的发现(如边区生产的惊人的发展，军队一般身体好、士气好，是使人民有生气的先驱者的精神)，他们强调指出，他们对于延安新民主主义是否真实的怀疑。

我自己呢，也还是在怀疑。但在我更详细考察之前，我必须先整理一下在这六个礼拜中奔入我的脑海的延安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印象，看它们能否成为一个合理的整体。P5-7

1937年7月7日夜，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以此事变为发端，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由此大量的外国记者云集中国，他们的行迹遍及各大战场以及抗日革命根据地，报道中国人民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的斗争情况，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这些记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出版了一系列图书。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从中选出部分图书，编辑出版《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丛书，一方面缅怀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英灵；另一方面是勿忘国耻，激励后人，努力实现伟大的中国之梦。

《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丛书包括《中国的抗战》《抗战一年大事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扬子前线》《中国解放区见闻》《华北前线》《人民之战》《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不宣之战》，其中《中国的抗战》《抗战一年大事记》两书原为《中国的抗战：日本侵华大事记》，在本次整理出版时根据内容和体例分成了两册出版。在这些图书中，有一些内容是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报道，描写了许多浴血杀敌的场景和细节，同时在书中也客观公正地揭示了战时中国各派力量的政治主张、抗日战略及中国政局的现状、缘由和发展趋势；记录了作者在中国北部和西部解放区的见闻和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的事迹，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进行了直接的、较深的、公正客观的报道和介绍，为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争取国际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提供了有力帮助；此外，《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较早记载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内容，郭沫若先生为该书作序并亲笔题写了书名。

宋庆龄在读了爱泼斯坦的《人民之战》清样后写道：“这本书不同于任何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应该读一读。”埃德加·斯诺则称赞《人民之战》是“极为出色的战争新闻作品，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

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生存的权利，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在倡导、促成、维护、坚持和巩固统一战线的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起了主导作用，是团结抗战的核心。在《中国解放区见闻》《红色中国的挑战》等书中作者不仅澄清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许多造谣和歪曲宣传，而且使人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与前途。

书中插图为编者所加，与书中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只是便于读者直观了解抗战时期的真实场景。

尽管这些记者国别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但是他们都全力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日本侵略者以强烈的谴责，但由于对事件的认识角度不同，或者对现场的深入程度不一，对一些事件有着不一样的描写。为了使读者70年后依旧能够读到这些最原始的关于抗战的图书，我们在出版过程中没有作任何删改。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对原书仅就错别字作了修改，人名、地名、计量单位、标点符号的使用以及一些常见字词的用法都保留原样，这样的话，可能会给读者造成一定的阅读困难，但内容更为真实，更为贴近那个时代，希望读者给予理解。

编者

2015年1月

一九四四年二月，重庆的外国记者联名上书蒋主席，要求准许他们到延安采访。在此之前，他们要求过若干回，皆遭拒绝。这次，蒋主席允许了，但有两个条件：一，不只到中共区域，也要到西北的非中共区参观；二，在中共区域至少住三个月，以便详细考察真相。经过若干等待，他们于五月十七日出发往延安去了。同行的还有中国记者及政府指派的领队。

斯坦因是外国记者之一，他在中共区域住了五个月，这本书便是他此行结果。斯坦因曾任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亚洲记者，在亚洲住过十二年，对于苏联、日本、中国都很熟悉。

由于印刷困难，减低成本，顾及读者购买力，译者忍痛把若干与本题关系较远的几章删了去，对于著者读者，同抱无限歉意。虽经删节，相信对于本题尚无多大妨碍。因为删去几章的关系，译本与原书章次不相符。

原书是一九四五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