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近代史，无论是哲学、经学、史学、地理学、文学，还是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您都会看到这个名字——魏源。给魏源以历史定位，就是：他是开启近代打破封闭状态、奖励对外观念，因而支配国民心理长达半个世纪的进步思想家，是集爱国者、哲人、改革家三者于一身的杰出人物。陈其泰等编著的《魏源评传（上下）》多角度、立体式地对魏源的人生历程和卓越成就作系统、全面的研究。

魏源是近代史开端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改革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和著述对中国乃至于日本等东亚国家的近代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其泰等编著的《魏源评传（上下）》多角度、立体式地对魏源的人生历程和卓越成就作系统、全面的研究。对于魏源广泛的社会交往，经世思想的形成，成就显著的改革实践，对今文经学精义的阐发，爱国御侮思想和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性贡献，在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的诸多建树，以及魏源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等重要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精到的评价。《魏源评传（上下）》视野宏阔，资料翔实，论述深刻，不仅在魏源思想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突破，而且通过魏源及其周围经世派群体的活动，反映了嘉道时期社会剧变和学术递嬗的丰富内涵与深层意义。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匡亚明

第一章 家世与人生历程(1)

 一、邵阳魏氏家族 (1)

1．家乡环境对魏源的影响(1)

2．家族的教育和熏陶(6)

 二、少年苦读(8)

 三、几度入都(14)

 四、幕府生活(21)

1．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协助试行漕粮海运(23)

2．在陶澍幕府中一展身手(27)

3．投身反侵略战争(29)

 五、暮年仕途路(32)

1．东台、兴化两地的县治实绩(33)

2．高邮州牧及其与太平军的关系(37)

 六、魂归净土：魏源与佛学(43)

1．经世的关怀：学而审取其哲理(44)

2．出世的沉迷：信而宣扬其教义(49)

3．由学佛到信佛的背景考察(51)

第二章 学术交往(56)

 一、学术导师(57)

1．公羊学的领路人：刘逢禄(58)

2．“近代一人”的“通儒”：李兆洛(70)

3．“终生仰止”的理学家：姚学壤(77)

4．“关河千里亦吾师”：古文家董桂敷(79)

5．以“求是”为归的汉学家胡承珙(80)

 二、幕府宾主(82)

1．以“国士见待”的贺长龄(83)

2．“以文章 经济相莫逆”的陶澍(88)

 三、生平挚友与思想同道(95)

1．“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95)

2．注重“经济”的名家：包世臣(109)

3．“则古”和“尚变”：汤鹏(115)

4．光大湖湘文化：邓显鹤(117)

 四、打破封闭状态、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120)

1．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120)

2．“留心海外事”，志在“一雪所耻”：姚莹(127)

第三章 晚清经世学风的倡导者(135)

 一、明末清初经世学风的兴起和湖湘学派的经世传统(136)

1．明清之际经世学风的兴起(136)

2．湖湘文化的经世传统(140)

 二、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与经世派的崛起(143)

1．“衰世”的到来(143)

2．嘉道时期经世派的崛起(148)

 三、对清代学术流变的反思和批判总结(150)

1．乾嘉考据学的盛衰(150)

2．对清代学术的批判反思(153)

3．复兴经世学风，建构“经世之学”(158)

 四、经世思想的成熟：《皇朝经世文编》(166)

1．“经世以表全编”：《皇朝经世文编》的编撰思想(167)

2．“留心经济之学”：《皇朝经世文编》与魏源经世思想的形成(172)

 五、继承与超越：魏源经世思想的特点(178)

1．打破学术畛域，贯通兼采各家各派(179)

2．以“行”为根本，以“变革”为核心(181)

3．“功利”、“实用”的价值取向(183)

4．向西方学习：经世之学的逻辑发展(185)

第四章 晚清今文经学的健将(188)

 一、公羊历史哲学的特点(189)

1．变易和朴素进化的历史观(189)

2．董仲舒和何休留下的哲学遗产(191)

 二、清代公羊学的复兴(198)

1．庄存与：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199)

2．刘逢禄：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关键人物(206)

 三、承接董仲舒、何休之统绪(214)

 四、《诗古微》的学术价值(217)

 五、《书古微》：以新的视角论述学术史变迁之作(230)

 六、魏源今文经学的历史地位(240)

第五章 嘉道时期出色的改革思想家(上)(246)

 一、《周易》、《老子》哲学与魏源的思想(247)

1．《周易》哲学与魏源的变革主张(247)

2．《老子本义》的“原老”宗旨(258)

 二、变革的哲学观(262)

1．“道”与“一”：世界本体(262)

2．“天下物无独必有对”：矛盾的对立与统一 (268)

3．“及而后知”：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271)

 三、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278)

1．历史“自变”与“造化自我”(278)

2．“古”与“今”：发展的社会历史观(284)

 四、具有近代民权思想色彩的社会政治观(291)

1．“人者，天地之仁也”：近代民权思想的萌芽(292)

2．“元首”与“鼻息”：新型君民关系的憧憬(293)

3．“公”与“私”：专制与民主政治的考量(295)

 五、出色的人材思想(298)

1．“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对历代用人制度的反思(299)

2．“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303)

3．察人与用人(305)

第六章 嘉道时期出色的改革思想家(下)(311)

 一、筹划海运(31 2)

1．漕粮运输的历史考察与“河运”、“海运”之争(312)

2．筹划海运改革(315)

3．试行海运中的改革思想(322)

4．海运与漕粮征收(325)

 二、两淮票盐改革(328)

1．盐政问题的历史考察和清朝盐政的弊端(329)

2．关于盐政问题的思考和改革方案(332)

3．试行票盐法的改革思想(337)

 三、《筹河篇》与治河良策(339)

1．改变河道，令河北决(340)

2．“国家大利大害，当改者岂惟一河!”(345)

3．江南、湖北、畿辅水利问题研究(348)

 四、“货源”与“食源”：对经济问题的探讨(352)

1．“缓本急标”与“货先于食”：近代重商主义的先声(352)

2．更币与采矿：开货源(357)

3．移民屯垦：开食源(367)

4．开展正当的对外贸易：“塞患”(372)

 五、魏源社会改革思想的特点(377)

1．立足现实的理论思维(377)

2．运用经济手段与整肃政治腐败相结合的改革思路(379)

3．顺应民情与把握时机的改革策略(382)

4．近代观念的晨曦(384)

第七章 爱国御侮思想的昂扬(387)

 一、及时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388)

1．关于战争爆发原因的探讨(389)

2．关于战争失败原因的反思(394)

 二、“以守为战”：反侵略战争的构想(402)

1．敌我力量的对比分析(405)

2．以“防守”为核心的战术原则(409)

3．“款夷”之策：禁止鸦片与开展正当的对外贸易(420)

 三、寻求御侮自强之路(423)

1．整顿水师，建设新式海防军队(423)

2．开发南洋：建立东南防御屏障的战略(431)

3．整顿军事与政治、思想改革的结合(434)

第八章 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驱(437)

 一、《海国图志》：一部划时代的著作(439)

1．《海国图志》的编撰特点(439)

2．《海国图志》的思想价值(449)

 二、“师夷长技以制夷”：一个纲领性的口号(459)

1．“悉夷情”：对西方世界的初步认识(460)

2．“师夷长技”：近代中国入学习西方的起点(472)

3．制夷：民族利益高于一切(478)

 三、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先驱(480)

1．文化开放的晨钟 (480)

2．沟通中西文化的可贵尝试(485)

 四、延误的回响：《海国图志》在近代中国的影响(494)

1．沉寂的二十年(495)

2．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践(497)

3．维新运动：从“知西政之始”到政治变革的时代潮流(501)

 五、《海国图志》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506)

1．《海国图志》在日本(506)

2．《海国图志》在朝鲜(513)

第九章 良史之才(516)

 一、《圣武记》的成就(516)

1．探讨清代盛衰大势(518)

2．肯定清朝促进民族融合、巩固祖国边疆的功绩(522)

3．总结清代历次战争的成败得失(526)

4．历史编撰与历史文学上的成就(528)

 二、《道光洋艘征抚记》的价值 (531)

1．关于《道光洋艘征抚记》作者的问题(531)

2．具有鲜明爱国思想的信史(534)

 三、《元史新编》平议(540)

 四、清代明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547)

1．对官修《明史》的大胆批评(549)

2．《明代食兵二政录》：晚清私人明史著述之滥觞(551)

 五、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折点(554)

1．从“考史”到“著史”(555)

2．开拓当代史和世界史研究的新领域(558)

3．推陈出新：对传统史学思想的继承(561)

4．近代爱国主义史学的开端(564)

第十章 文学家风采(567)

 一、“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568)

1．文学“致用”论(568)

2．“厚”、“真”、“重”：文学创作论(577)

 二、“应笑十诗九山水”：魏源的山水诗(583)

1．“雄浑遒劲、气势奔放”的诗歌境界(584)

2．寓情于景、人格化的表现手法(587)

3．因景悟理的哲理性和诗歌内容的丰富性(589)

 三、“诗里莺花稗史情”：魏源的政治诗和咏史诗(592)

1．反映人民生活疾苦的忧时之作(594)

2．揭露弊政、呼唤改革的政治檄文(596)

3．鸦片战争的“诗史”(601)

 四、散文风格(612)

1．学术随笔《默觚》和山水小品文的成就(613)

2．深入显出的写作风格(615)

结语：魏源与近代中国(618)

附录一魏源年谱(636)

附录二征引史料和主要参考书目(644)

附录三人名索引(651)

后记(664)

2．家族的教育和熏陶

魏源祖籍江西吉安太和县，元朝时迁至湖南长沙，明朝永乐年间，远祖万一自长沙迁到邵阳隆回金潭村，自此繁衍生息，渐成邵阳望族。到魏源曾祖魏大公，已历十二代。魏氏家族耕读持家，魏大公字席儒，国子监生，幼年丧父，侍奉祖母和母亲，以孝闻名。他一生未仕，以种田经商为生。由于善经营，“家素饶，好施予。每挟棉袄复裈，出遇褴褛者，辄与之”②。因而很受乡民尊重。大公有四子，长子志正，次子志明，三子志道。魏源的祖父志顺，字孝立，乃大公第四子，一生隐居不仕，继承祖业，种田经商，家产益增，曾在当地建起储存粮食的“万石谷仓”，人称“万石君”。志顺与乃父一样，也是一个乐于慷慨助人的乡贤，“笃行著邑乘”③。据魏氏《族谱》记载，嘉道时期名臣陶澍，早年由于家境贫寒，曾慕名向孝立公求助。孝立公慷慨解囊，借以本钱。陶澍为官后专程遣人备礼送还债款，孝立公不收，对来人说：“钱财为流通之物，吾非借以谋利，愿尔主人在官清廉，爱百姓足矣。”这一段佳话反映出魏氏先贤为人正直、乐善好施的优秀品格。

孝立公有二子，长子辅邦，字协昌，号坦斋，肄业于岳麓书·院。“隆回居万山间，风俗闭塞，素少力学者，辅邦首为之倡。生平好施与，邻里中待以举火者数家；穷而无告者，必月有常给，以养终身”。因此辅邦一生虽无功名，却深得当地政府官员的倚重，举凡大事，往往需要他“倡其首而董其成”①。

次子魏邦鲁（1768～1831），也就是魏源的父亲，字钟毓，一字春煦，好读书，喜游览。所到之处，豪杰之士多愿与之交往。嘉庆初年，由监生捐巡检（从九品最低一级的小吏），分发江苏，历署嘉定诸翟司、吴江平望司，在荆溪张渚司、海州惠泽司任上政绩尤著。“张渚近山，多棚民薮穴，惠泽为盐枭会匪出没所，弓兵捕役皆与通。邦鲁躬督侦缉，赏信罚必，屡获渠魁，盗贼敛迹。”他不仅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很有建树，而且关注民生疾苦。任职惠泽时，“值岁大灾，捐赈施粥施药，昼夜在厂与饥民同寝食者数月。调任去日，夹盐河两岸送者十余里不绝”。邦鲁为官清廉，曾主管被视为“肥缺”的苏州官钱局五年，但却能做到弊绝风清，且破除积习，不受陋规，深得前后几任江苏布政使林则徐、贺长龄、梁章钜以及巡抚陶澍的信任和器重。邦鲁还精通医道，又有一副古道热肠，每到一地任职，总有人诊病求药。常常是“讼者甫退，诊者盈门”。其慷慨助人也一如祖先，微薄的俸银，大部分用于接济他人。在钱局时，偶然听新化邓显鹤讲起同县的曾承谦、毛万秋二人生活有困难，即各寄二十金为炭资。对素未谋面的人尚且如此，其仗义通财可见一斑。此外，邦鲁小时候曾于京师跟从溆浦严如煜学习“经世之学，生平又好读《通鉴纲目》，岁必数过”④。魏源在京师求学期间，他曾不时写信，谆谆教诲：“汝力贫中学，吾宽客里愁。寒衣曾赎否，年少慎交游。”他的言传身教，在魏源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魏源在接到他的信后，曾有“文章声价贱，书史患忧真”②的表白，流露出对国家民族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足见其家庭熏陶的重要。

二、少年苦读

魏氏先辈代代相传的慷慨助人、力学勤奋、富而济贫、正直廉洁的家风，对魏家子弟起到了重要的教育作用。魏源就是在这种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魏源，字默深，一字墨生，或汉士，是魏邦鲁次子，兄弟共有四人。长兄魏湖，早年夭折，因此人称魏源为“魏大”③。1794年他诞生时，清朝统治已经盛极而衰，社会隐伏着严重的危机，再过两年，便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从此国家进入多事之秋。当他降临在这个世界的时候，等待他的决不是宽阔的坦途，而是荆棘横生、风雨如晦的崎岖之路。后来他在《圣武记》的序言中，满怀忧愤地自称“积感之民”，正是对自己一生遭际的集中概括。

童年的魏源，既不像一般孩子那样无忧无虑，更不调皮淘气。在他稚气的脸上，很少看到笑容。他经常一个人独自静坐，陷入深思。祖父孝立公对这个小大人儿似的孙子格外喜爱，常常抚摸着魏源的脸对家里人说：“此子性貌并不恒，勿以常儿育之也。”①言语间流露出很大的期望。

嘉庆五年，七岁的魏源进入私塾就读，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他本来就沉默寡言，自从读书以后，更加喜欢把自己关在小屋里闭门苦用功，以至于“偶出，犬群嗥”。每天晚上，魏源都要挑灯夜读，通宵达旦。母亲“悯其过勤，每夜定，灭灯令卧。乃伺二老熟寐，潜篝灯被底翻阅”。时间久了，这一秘密还是被父母发觉。父亲只好语重心长地给他讲道理，告诉他“长夜攻苦，非童稚所宜”，说到动情处，不觉泣泪。懂事的魏源看到父母如此为自己担心，“始少弛”②。P6－9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匡亚明

1990年10月7日

我对魏源这位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研究的兴趣，始于1978年。那年我已届三十八岁，在大学毕业十五年之后，有幸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白寿彝先生攻读史学史专业。入学不久，先生即与我确定，以《论魏源的爱国主义史学著述》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至1981年撰成论文，完成学业。此后，我又陆续写成有关魏源的史学成就、学术思想、学术交往的论文多篇。并于1997年出版的《清代公羊学》一书中，以一章约六万字的篇幅，论述魏源的今文经学成就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承蒙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和《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编委会领导的雅意，提议由我承担《魏源评传》的选题，这本是我多年以来的夙愿，惟我因教学、科研工作较忙，故经编委会同意，以我已撰成的有关论述的观点、材料为基础，由我的学生刘兰肖将之扩充，负责撰成初稿。自2001年夏，我和刘兰肖同志共同议定全书写作提纲之后，两年时间内，她以刻苦、认真的态度，全力以赴投入这项工作，其间我们对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并注意阅读近人、今人相关的研究成果，从中吸收了许多思想营养。《丛书》编委会常务副主编蒋广学教授多年来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在书稿写作期间，他不顾工作繁忙，多次写信和打电话询问工作进展的情况。尤为令人感动的是，蒋教授于2003年元旦前夕，冒着北方的严寒大雪，由南京来北师大，同我们一起商讨书稿撰写中的问题，并对全书提纲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匡亚明校长的夫人丁莹如教授、著名近代史专家茅家琦教授也都对本书的写作至为关心。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领导和蒋广学教授等位的关心支持，令我们永志不忘！  我在研究生毕业之后，长期在白寿彝先生身边工作。关于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及鸦片战争前后的时代变局．魏源和龚自珍学术思想的总体特征及其在清代学风转折中的地位等宏观性问题，白先生都曾讲过重要的原则性意见，这些对于我研究魏源的思想学术及本书的写作都具有指导性意义。先生于2000年初春以九十一岁高龄不幸辞世，三年以来，我脑海中时时浮现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总感到先生并未离去。对于魏源的研究是我进入学术领域的起点。如今《魏源评传》撰写完成，也寄托着我们对敬爱的老师的深切怀念！

2000年夏，我曾到湖南邵阳隆回县魏源的家乡金潭村访问考察，此行得到邵阳师专（今邵阳师范学院）领导以及隆回县文管所负责同志的大力帮助，邵阳师专的领导同志拨冗专程一起驱车到金潭村访问，并与有关同志座谈。邵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也热心为我寄来了有关材料。在与邵阳、隆回的专家朋友相处的数日中，我充分感受到他们对魏源这位家乡杰出人物深深的景仰之情，这对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借此，谨向邵阳的朋友们再次由衷致谢！

学术的探索无止境，即使是将魏源的思想学术置于晚清历史大变局中作个案研究，也同样如此。对于书中存在的缺漏或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博士生施建雄、王秀青、宋学勤同志为校对书稿付出了许多劳动。本书特约编辑黄朴民先生、责任编辑陆蕊含女士均为书稿的出版付出了心力。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