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文丛书》之《城北白相人》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市井小说，这是细绘人生百态的风俗长卷，写法灵动而又老辣，笔触风趣而又凝重，是社会底层弱势群体发自内心的殷切呼唤，是一个老文化工作者沉寂五十年厚积薄发的扛鼎之作。

天还没有断黑，翠园村白相相麻将室已灯火通明了。

翠园村是一个被高层建筑、居民小区和纵横交错的街道包围着的城中村。白相相麻将室设在一幢二上二下的民房内，是前店后室的格局。临街一间连带着依阳台搭建的违章建筑，是一个名叫“传宗”的小杂货店，虽然布置成小超市的样子，但村民们仍称之为小店。其余的房间则是几个棋牌室。楼上是主人一家三口的卧室和生活间。

……

这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市井小说，这是细绘人生百态的风俗长卷。

第一章 梅兰竹菊

第二章 贾志高

第三章 褚菊英

第四章 张乾坤

第五章 赵天人

第六章 牌友

第七章 周文珊

第八章 红梅和秀兰

第九章 想竹和是男

第十章 春夏秋冬

尾声

后记

突然，一辆摩托车在暮色中疾驰而来，驾车的是本村村民张乾坤，麻将室的常客，在门外滞留的麻将客都认识他。纷纷打着招呼：“乾坤哥，今天来得早嘛！”多数人连寒暄的话都未及出口，只来得及喊叫着不同的称呼：“大哥”、“阿坤”、“老张”他们发现张乾坤并不在麻将室停留，摩托车冒着白烟径直向小街东边200米处的翠园路驶去。

翠园路是春江市新辟不久的城北地区的南北街道，店多成市，逐渐形成了助动车一条街。张乾坤在转角处的捷达车行门口刹车停下后，就不住地向路南张望，似乎在等着什么人。

随着一声刹车声，一辆红色的帕萨特私家轿车停在张乾坤的身前。私家车的急剧增加成了春江市迅速发展的一大标志，可是车泊位严重不足，好在一到夜晚在商店歇业时，翠园路和小街的拐弯处是可以勉强泊车的，这正是张乾坤选择的合适地点。

车门一响，副驾座位上踏出一只40多码的大脚，要不是脚上穿着一双新款的高跟鞋和脚上方露出曳地长裙的裙摆，一定会认为脚的主人是个高大的男子。随着车门砰地一声关上，张乾坤身前已赫然立着一个人物。此人高大是高大了，却是个三十大几的盛装女士。驾驶员也从座位上下来，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娇小女郎。给人的直观印象，这两个女人应该从司机和乘客的位置调换一下，似乎更为合适。

盛装女士招呼说：“没有迟到吧？”

张乾坤回答：“正好，离约定时间内还有两分钟。”说着领着两人，向白相相麻将室走去。

小店外麻将客已有不少进了场子，剩下的几个人贪婪地望着两个女人，露出惊愕的目光，互相悄声说：“原来阿坤带来了新的搭子。”

张乾坤引着两个女子从小店门口的柜台绕进了隔壁的一个房间。这是与小店并排的正房之一，只是没有违章建筑，所以比小店门面缩进去两公尺，临街也没开门，但有一个铝合金装饰的大窗，窗上方是“白相相麻将室”，仿宋体揭字帖。原是店主老人住的卧室。老人去世后，现在成了麻将室中最为宽敞亮堂的一间，摆着两张麻将桌还显得很宽绰。贾志高附庸风雅地将它命名为“梅室”。

一行三人进入了梅室。高大女士提出了疑问：“不是讲好了来谈事的吗？怎么会是麻将室！”身旁的娇小女郎也露出惊异的神色。

张乾坤解释说：“一边搓麻将，一边谈事，比在咖啡厅、茶室气氛活跃，容易解决问题。”他似乎对娇小女郎比较陌生，不由多看了几眼。高大女子介绍说：“她是我妹妹秀兰。本来是一对一谈事的，因为你是本村人，又是对方的街坊邻居，只会向着她的，所以我把妹妹带来平衡一下，再说，总要有人给我开车吧！”

张乾坤似乎对这挑衅的话未加理会，他不想把事情一开始就搞砸，只是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了手机。

“真不像话，一点没有时间观念！”高大女士对谈事对象的不准时大为恼火。凭她的身价只有人家等她的。

“刚到时间，我打手机催催！”张乾坤说着按起了手机号码。但才等他按了三个数字，只见门口影子一闪，忙说：“这不来了吗！”

确切地说，在门外闪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女人的大“妈妈”。本地人都称女人的乳房为“妈妈”。这个女人的乳房确实够大，而且高耸、挺拔、圆润，一动一颤，跳跃欲出。人未进门，乳房先到。女人进门后，见到高大女人已先期到达，指桑骂槐地开口就骂：“讨债鬼缠得我差点误了大事。”原来她刚要出门赴会，儿子小强非要逼着她要钱去网吧玩游戏，死缠活绕，做娘的只好拿出搓麻将的赌本给了儿子，这一耽搁，差一点迟到，失了面子。

张乾坤不想让高大女士误会，打圆场说：“她在骂她儿子。”  高大女士也不想让对方的泼辣气势压倒，顺口也骂了一句：“真是个烦人的讨债鬼！”虽也是骂人的话，却也无从挑剔，两个女人今天要谈的事就是这个“讨债鬼”小强的归属问题。

高大女士名叫辛红梅，想抢得先机，率先开口，“大妈妈——”称呼一出，立即引起对方极大反感。她怒目圆睁：“你叫谁？我坐不改姓，行不改名，叫褚菊英！”连娇小女郎秀兰也感到红梅过于唐突，就扯了扯她的衣角。

辛红梅解嘲地说：“我跟着我儿子称呼大妈妈，不对吗？”这明明是语喻双关，看似尊重，实是揶揄。

菊英当然不买账：“‘大妈妈’别人可以叫，就你叫不得，我不喜欢！”

秀兰则知趣地调解：“应该叫大姐才对！”

菊英与红梅是前后妻的关系，客气一点可以姐妹相称，平常的话可以直呼其名。但在当地依旧把前后妻称作为大小老婆，可谓是大老婆得理，小老婆得利。菊英得理不让人，哼着鼻音说：“照老法子，小妾见了正房是要叩头的。”

“你——”红梅脸上青筋暴涨。

“你——”菊英胸脯起伏跳动。

双方一副剑拔弩张的架势。这时作为调解人的张乾坤不得不出面了。今晚他受到菊英和她的前夫双方的委托，在白相相麻将室拉场子，吃讲茶。原是想取得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现在双方一见面就变成了一对好斗的母(公)鸡，这怎么行呢？他哈哈一笑：“称呼不就是个代号嘛，小事一桩，大家还是坐下，边搓麻将边谈事吧！”

看来双方都不想把事情弄僵，有了落场势，便见好就收，纷纷围着麻将台坐了下来。

菊英是个出名的麻将迷，便缓下口气说：“老规矩，搓麻将应该先扳座位。”

秀兰见红梅被抢白了一顿，气还不顺，就趁势协调说：“在场的都带着花名，红梅、秀兰、菊英，只是缺个竹花，张先生就权为代替了吧！”

菊英泼辣是泼辣的，但不够细心，她不明白梅兰竹菊的排列，自己已落了个下风。她急于要打牌，也顾不了那么多，说：“阿坤家有两棵竹子哩，琴竹、想竹，他坐竹位正合适！”

搓麻将是按东南西北方向扳位的，梅兰竹菊原是麻将牌中四只野花花名，用它取而代之也别具新意。只是张乾坤听到家中两棵竹子琴竹、想竹的名字，眉头微皱，若有所思，不过想到他今天的使命，也就按着位置坐了下来。

这时，老板娘王盼儿进来，依次给四个人泡上了茶。张乾坤关照了一句：“盼盼，事先我同贾志高打过招呼，梅室今天我包下了，不要有人来打扰，热水瓶放在一边，我们自己会续水的。”王盼儿答应一声，出去把门碰上了。

这是一张港式自动麻将台，台上方的双管日光灯，把台面上的绿绒照得非常鲜亮，也照得分坐四边的梅兰竹菊三女一男的形象十分清晰。

红梅一头时尚的陶瓷烫。这种发式最大的特点是长短适宜，卷曲自然。红梅巧妙地利用披在脸前并且不时变动的绺绺卷发，使她那张国字脸稍显清瘦些。她上身穿一件掐腰西装，却别出心裁地在脖子上打个大红的蝴蝶结，这又增添了脸部的色彩。蝴蝶结上两根长飘带直垂至胸前，遮盖了她扁平的胸部，下身的曳地长裙足以使她嫌粗的腿部和嫌小的臀部不致露相，一双大脚则以皮鞋的高度冲销了。

与红梅相比，坐在下侧的秀兰则透出十足的女人味，一头瀑布式的黑发在脑后顺势而下，精致的五官、白皙的皮肤、匀称的身材、合身的衣着，都透出漂亮女人的气息，只是投手举足、言谈举止还脱离不了农村姑娘的模样，以时下众所推崇的淑女形象来衡量，虽不中，也不远了。

坐在一侧的菊英则另有一番风情，她不像红梅的男相，也不如秀兰的女人味，但却有男子的豪放气概和女子的妩媚，黑眉大眼，鼻挺口端，浓密的黑发在脑后高高地盘着一个时兴的发髻，上身穿团花唐装，下身着宽脚裤，脚上踏绣花坡跟鞋。这种装束，既符合她40出头的年龄，又有点像旧时上海滩的白相人嫂嫂。即便不事装饰，她也是个漂亮的中年女子，如果加上她那丰满的乳房和略显福相的身材，那可称得上相当性感了。P2-5

这本书，我花了三个月写成初稿，又用了十天进行修订，简直是在抢时间、赶进度了。为何要“抢”和“赶”呢？因为我已经75岁了，且患有多种疾病，来日无多，我要在有生之年实现我最后一个心愿。为了防止在写作过程中猝出事故，我甚至作了应急预案，准备让我的儿子或学生来续完书稿。这种举动不免显得我对于个人的创作过于关切了。

我的从文之路比较曲折和特殊。

我1935年生于上海，1951年参军，上学不多：遂通过自学于1957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现代革命史专业。适逢反右斗争，由于平时偶有不服领导的言行而遭到批判。结果没能留在北京，却被发放至东北边陲劳动，成了当年十万转业军官“转战”北大荒的一员。

乌苏里江畔凄美的荒原，零下40度的严寒，战友们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滋润了我幼时看连环画和听评弹所培植起来仅有的艺术细胞，激起了我的创作热情。但当时生活条件十分恶劣，连看书的灯火和写字的桌子都没有。记得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半载》(反映一群青年军官劳动半年的思想变化)是在受命照看一匹病马的四面透风的马棚里，借着主要是映照病马的灯光，坐地靠墙，呵着凝冻的钢笔，在日记本上写出来的。作品发表后(先发表于《北大荒文艺》，后与他人合集由黑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更鼓舞了我的信心，以后每个月都写出一篇作品发表。

因为创作状态良好，被认为“年轻有潜力”，于1960年初被调至《北大荒文艺》任编辑。编辑部集中了来自各总部、各军种的“落难秀才”，都是势头正旺的军内青年创作骨干，也有文化部下放的“老右”，如聂绀弩、丁聪等人。在学长们的影响和帮助下，作为团队中最稚嫩的我，走上了专业文化工作之路，参与编写了文学体裁的852农场史《在南泥湾的道路上》(由黑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也列入了省委下发的“受保护和优惠”的作者名录。

1963年我被调入《合江臼报》社，先后在副刊、政教、理论等部门任编辑和记者，在观察社会、体验生活、运用文字等层面得到了不少的锻炼。

1972年，因照顾重病的妻子，我又调至江阴县文化馆创作组，在儿童文学的组织和辅导上，作出较为显著的成绩；培训了多名全国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协助出版了20多本儿童文学作品集子。198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江阴召开全省会议，总结表彰了江阴儿童文学的‘成绩，《新华日报》载文，赞誉江阴为“儿童文学之乡”。

我1995年退休后，继续应聘从事各项文字工作，曾署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特约编审之名，编辑了200余万字的《凡尔纳精品集》；以后还编写了120万字的《中国历史故事》和儿童版《三国演义》等书籍，近千万字。

尽管这样，我离文学创作还是渐行渐远。这似乎有悖于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初衷，而且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我是个“能说不能写”、“能编不会创作”的人，特别是在退休之后，已边缘化至小城文化界被遗忘的角落。对此，我于心不甘，虽然年老体衰，心智每况愈下，却仍要圆我文学创作之梦，要从上世纪50年代的文学青年回归到新世纪的文学老人，所以在古稀之年，以长期对文学的感悟和生活积累，创作长篇小说《城北白相人》，总结我半个世纪文学工作的历程。这种想法和作为似乎有些“意气用事”和“争强好胜”的意味。

其实并不尽然，我这样做并不想证明什么或是诉求什么。我一生坎坷，有着同龄人相同的命运，也有个人独特的遭遇，把自己的经历、见闻、感受、观念、想法见诸于文字，既是时代的缩影，也是个人的写照；可对文化事业作出微薄的贡献，也给自己和亲朋留些纪念。我想这比在身后留给子孙一些财产(我生活仅能温饱，并无财产)或是留些照片(近数十年来，除了身份证照片外，从无单人照)有意义得多。

初稿完成后，先是登录起点文化网站，参与全球华人文学作品大奖赛，被推荐上榜登上首页，接着得到品牌响亮的文汇出版社的认同和责任编辑乐渭琦先生的青睐，特别是又得画家桑麟康先生配以精美插图，使之以现在的面目顺利出版，我个人欣喜何如，是不能仅用“感激”两字所能表达的。

昔日的文友得知我写书出书，纷纷给以热情的鼓励和实际的帮助。他们为我在盛年对他们的工作有所配合或对他们的创作有所帮助，给予了“反馈”和“回报”，甚至说我能请他们支持和帮助是“看得起朋友”。这真使我深深地感动、感激和感谢。他们是：虞伯贤、沈振明、华允鉴、孟昭禹、郭宁、方国荣、周华元、刘卫星、李红、赵谷怀、唐麒、胡渊、朱虹等诸位先生和女士。虽然他们都很低调，只以助人为乐，不以帮人为荣。但我还是认为他们是应该与这本书同存的。

周良国记于2009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