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入选2004年小说排行榜，它以超现实的手法，表达了对共和国那段特定岁月的反思。本书主人公，其貌不扬的平民孩童小六子，能够通过梦境预兆国家大事、时局走向，各路权贵遂纷至沓来，竞相把小六子当作宦海腾达的跳板，小六子被看不见的手推到了时代舞台的聚光灯下，成为焦点人物。当喧嚣尽逝，一切成空，悄悄长大的少年小六子的本我面目才得以还原。

“人有病，天知否”，反讽、戏仿手法的运用和亦庄亦谐的语调，使得荒唐年代人人自危的精神状态和群体性迷狂在书中全面彰显。

幼小的他以一种特异的方式鬼使神差地掌握了“国家机密”的脉向，从而使他和他的家庭陷入一个个深不可测的漩涡，历经了千回百转、荣辱浮沉。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机密”使得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莫名地受到领导和省委大院的重视，竟然派卫兵重重把守?而那些领导和掩映在绿树后面的省委大院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意想不到的谜底即将揭晓……

代序 /1

英雄 /1

复仇记 /29

谁能与我大战八百回合？ /56

老地方 /62

汉奸 /73

特务 /120

小流氓 /131

大闸蟹 /153

扁太阳 /164

克里斯蒂娜 /174

第一次任务 /207

国家机密 /230

作品及影响 /294

退休工人老高，溜溜达达，就来到了人民广场。

人民广场原名斯大林广场，是为了纪念苏联红军解放大连而修建的。广场的标志是一座苏军烈士纪念塔，纪念塔正面，耸立着一座巨大的苏军战士铜像，铜像有两层楼高，头戴钢盔，身披斗篷，手握苏式冲锋枪。纪念塔坐北朝南，身后是一片宽敞的空地，生长着一排庄严的龙柏。此地夏天可以纳凉，冬天又能晒太阳，于是这里便成了周边老人们的休闲场所。

老高看到一群老人，至少分为两到三派，像一锅老汤一样在激烈地争论着什么。老高在沸腾的老汤的边沿儿听了一会儿，品出了其中有许多胡说八道的成分：第一野战军是解放军最大的野战军，司令是朱老总亲自担任；第四野战军的司令是林彪，林彪是元帅，政委是罗瑞卿元帅；另一个人坚持说罗瑞卿不是元帅，是大将，当时毛主席察觉到林彪有分裂野心，派公安部长罗瑞卿来监视他；林彪在东北战场七战七捷，但是关键时刻却放走了一部分国民党逃往台湾；第五野战军的司令是贺龙……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

僵持之下，几个老人把目光转向周边，看见老高怔怔地望着他们，又是一个生脸儿，便一齐指向老高：“我们就让这位老哥评评理吧!”

老高平素就喜欢军事，上周才看完厚厚的《八一军史》，今天看见他们把革命历史糟蹋得不成样子，早就想开口收拾他们了。他慢条斯理地说：“你们说得不准确，解放军按照序列排列，是1949年初的事情。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两个兵团。中原野战军整编为第二野战P2军，司令员是刘伯承，政治委员是邓小平，下辖三个兵团。华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兵团。东北野战军整编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是林彪，政治委员是罗荣桓，下辖四个兵团。”

老高指着刚才说四野政委是罗瑞卿的人说：“四野的政委姓罗，但是你只说对了三分之一，是罗荣桓。罗瑞卿当公安部长，号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那是解放以后的事情。”

针对东北战场七战七捷的说法，老高说：“这位老哥儿，一定是把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搞混啦，东北是辽沈战役，围长春打锦州，关门打狗；华北是淮海战役，七战七捷是华北的事儿。”

针对把贺龙当作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的说法，老高说：“在设立四大野战军的同时，中央军委还把全国划为西北、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原这五大军区，贺龙是西北军区的司令员。”

针对把聂荣臻当作第三野战军政委的说法，老高说：“聂荣臻是华北军区的司令员。”

周围静哨悄的，被老高批评的人面露羞愧，而跟老高保持一致的人则喜形于色。老高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泛起一阵麻酥酥的欢喜。

天上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广场离机场不远，这一带的上空是飞机降落时的空中走廊，每天都有各种飞机经过。有几个老人抬头张望，说这是波音757，日本全日空的；又有人说这是空中客车300型，中国北方航空的。老高没有抬头，他不是干部，他没坐过飞机，但是他感觉刚才他的讲话就像飞机一样，轰轰隆隆地掠过了这些老同志的头顶。

按下葫芦又起了瓢，老高这边安静了，远处几个人又争吵起来了。因为波音和空客的争论，有人指责美国就是霸权，仗着胳膊粗，到处欺负人；有人替美国辩护，这世界治安这么乱，总得有人牵个头儿管管。老美的武器先进呐，导弹贼准，指哪打哪，误差不超过一个巴掌……宣传美国导弹的老头，外衣里面穿着一件宽松的T恤，T恤的前胸印着一面飘动的美国国旗。

让老高气愤的是，“星条旗”的话，竟引来不少附和与赞许。

“老美厉害，那抗美援朝时，不是也让我们给收拾了?!”老高声音洪亮，底气十足。

“那都是老皇历啦，现在老美比当时厉害多喽。”“星条旗”不服。

“那中国比当时不也厉害多了吗?”老高看着对方就像个叛徒，好在《八一军史》里不乏对付叛徒的内容。

“1950年，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507亿美元，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们P3新中国195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也就574亿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连人家的小拇指还不如啊!当时，美军一个军有各种火炮1400多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200门，这个数字，才是美军一个师装备的一半儿，而且大部分还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老家伙。我们是小米加步枪，人家是飞机和大炮，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经过五次战役，我们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我敢说，别看老美厉害，又是F14又是航母的，要是真的干上一仗，我们也不会输给他!”

老高的话有根有据，明显地唤起了众人的爱国热情。老高刚讲完，眼前几乎

同时出现了两支敬烟的手，老高迟疑了一下，拿过了其中一支不带过滤嘴儿的。

老高刚把烟含在嘴里，同时又有几只打火机啪啪啪地为他点火。

得人心者得天下啊，老高在心里感叹到。老高注意到，“星条旗”用外衣掩了掩里面的美国国旗。

“你贵姓啊?”刚才给老高递过滤嘴烟的人问道。

“免贵姓高。”

“你也住在周围?才搬来的?以前没见你来啊。”那人亲热地问。

老高唔了一声，算是认可。其实老高住在离广场挺远的沙河口。

“老高，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一名工人。”老高说。

“这是我以前的名片。”那人递过一张名片，名片的上部印着“大连民康副食品集团工会主席牛殿福”，名字之前的公司和职务被划了一笔。

“哦，还是主席呐。”

“退下来啦，退下来啦。”老牛扬扬手，问道，“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一名普通工人。”

“普通工人?工人能知道这么多啊?!”老牛不相信。  工人就不能知道这么多了?老高忿忿地想，反击的话在口腔里打了个转儿，又生生地咽回肚里，毕竟，老高今天辉煌了一把。

“你今天讲得真棒。”老牛夸奖道。

“当兵的人嘛，当然知道这些了。”老高淡淡地说。

老牛还想说什么，老高赶忙说：“天不早了，咱们明天再唠吧。”P4

陈昌平是属于那种写作历史不长、作品数量不多但起点颇高的智慧型小说家。这类小说家的显著特点在于，他们从一开始便能熟练地进入小说的叙事状态，并对自身相对熟稔的某一领域有着独特的审美发现，在叙事表达上也呈现出自身特有的审美格调，从而使作品在某个时期内均可维持在一定的艺术水准上，像张者、须一瓜、畀愚、张万新等，都是如此。因此，陈昌平的小说虽然不多，但其“聚焦”的频率却非常之高。仅在2003年，陈昌平便以《特务》、((汉奸》、《英雄》等作品让文坛刮目相看，随后又有《小流氓》、《大闸蟹》、《谁能与我大战八百回合》、《国家机密》等中短篇频频问世。在这些作品中，陈昌平以其对历史与生活的特殊审视和理解，使叙事成功地摆脱了对社会表象结构的复制，并进入幽暗仄逼的文化记忆深处，以反讽式的话语呈现出个人与历史的荒诞性存在图景。

陈昌平的小说对历史的表达是诡秘的。这种诡秘，既体现出他的一种叙事智慧，又折射了他的某种思考深度。面对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面对无法主宰的历史浪潮，陈昌平不是昂首挺胸阔步而上，而是巧妙地避开它的峰尖浪谷，在一种民间化的边缘地带，敏捷地捕捉和书写着历史巨浪拍打堤岸的回响。无论是在《英雄》、《特务》、《汉奸》中，还是在《小流氓》、《谁能与我大战八百回合》、《国家机密》中，作者看起来都是在叙述历史记忆，有的甚至还触及到了某种宏大的历史纠葛，但是历史本身并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审美目标，而只是作为人物命运变化的一种权力道具，一种强大而隐秘的主宰背景。陈昌平的所有叙事目标，似乎都是为了在幽暗的生存通道中，穿透个人与历史的帷幕，揭示个体命运如何被历史不断地轻易篡改的状况。

因此，在陈昌平的笔下，历史始终以一双无处不在的“权力的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不管你是处于社会结构的核心地带，还是游离于社会主体之外；不管你是洞悉现实生存的知识者，还是不谙世事的天真少年，当你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而不得不进入巨大的历史空间时，你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权力话语的支配者、奴役者甚至牺牲者。这种特有的权力结构，既是中国历史在帝国文化长期熏陶下所形成的潜规则，又是维系中国社会现实秩序的主导性力量。这种高度权力化的历史，就像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分析的那样，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时间线索，它还表现为一种权力四处出没的空间秩序，并且总是蕴涵着无穷无尽的争斗。在福柯看来，历史中的权力正是围绕着疯癫、罪行、倒错，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禁闭和生产形式，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和真理形式，并且在这种形式中，建立了自身一整套的规训法则，有效地控制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

正是在这种高度权力化的历史境域中，我们看到，《英雄))中的退休工人老高看起来仅仅是处于一种满足自我吹嘘爱好而玩起了历史，结果却在一种失控的状态下不断地进入历史的深渊。一方面，他在假想的历史记忆中，体验着“英雄角色’’所带来的人生快意，寻求一生中最后的辉煌和荣耀；但另一方面，历史背后的权力又不断地向他发出邀请，使他一步步不自觉地踏进了真正的幽暗地带。最后，当他被带到一位老干部的家中，一次看起来非常轻松、非常随意的谈话，便结束了老高的“英雄”梦想。《汉奸》里的李徵作为一个遗世独立的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强大的民族战争背景，惟一的愿望就是“独善其身”，而权力同样毫不含糊地将他纳入了幽暗的历史深渊。他无可奈何地成为日寇首领田中敬治的书法老师，饱受着丧志与失节的内心之痛。尽管期间他还成功地做了一次卧底，帮助自己的外甥张友梅炸掉了日军的一个据点，但是最后，他同样没有逃脱历史的规训法则，并背负“汉奸’’的罪名受到了极刑。这一点，在《小流氓》和《国家机密》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两部中篇里的主人公都是不谙世事的少年，他们拥有的只是一种少年的狂想愿望和骚动本能，但是这种愿望和本能同样也被权力化的历史巧妙地进行了收编。所以，我们看到，少年王小强在正常的男女情感启蒙中被非常意外地定性为“小流氓”，而少年王爱娇则仅仅因为梦境的预言倾向，便饱受了历史权力所带来的幸福与痛苦、折磨与荣耀。就生命存在的自然法则而言，这些人物的性格逻辑和生存方式都是合理的，而当他们进入权力化的历史时，我们却看到，所有的合理性都被无情地消解殆尽，而各种不可理喻的规训方式却疯狂地彰显出来，由此将人物的命运推向了束手就擒的境遇之中。

这是历史被赋予权力化之后的真实景象，是历史之波击打生命之岸的回响，也是陈昌平意欲探究的某种生存伦理和命运际遇。它使我想起吴思在《潜规则》中所说的一番话：“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足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①事实上，无论是《英雄》里的老高，《汉奸》里的李徵，还是《小流氓》里的大军、王小强，《国家机密》中的王爱娇，他们的命运起伏，并不是因为历史真相经受彻查之后被法律规训的结果，而恰恰是权力成功地掩盖了历史真相之后的诡秘行为，是权力意志绕过历史真相后的巧妙出击。所以，我将之称为是一种“幽暗深处的历史回响”。这也证明了福柯所说的话：“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渗透力，才使得权力在进入历史之中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各种无法预测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使人与历史之间形成了种种难以控制和调节的复杂状态。

应该说，这种权力化的历史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小说家的笔下都有所表现，而且其表现角度和思考深度也各不相同。但是，陈昌平的意义在于，他通过这种幽暗的历史通道，对中国历史中某些疯癫性的记忆场景进行了特殊的文化解构，并且，这种解构带着明确的后现代主义倾向。按照福柯的解释，“一种权力形式，如果它主要由‘看法’构成，那么，它就不能容忍黑暗区域的存在。”。因为一旦有了“看法”在场，就意味着权力可以被透明化、被公示化，就可以受到公正与合理的制约和检视。而事实上，由于中国历史本身一直存在着自身独有的潜规则，其权力的运行也就不可能允许“看法”在场，因此，历史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附属物，或者说，它们之间原本就是一种同构关系。这也必然导致了任何个体生命的存在，最终都不可能获得自我命运的主宰方式。只不过，陈昌平无力去揭示这种历史的沉疴，所以，他选择了反讽和解构的方式，以一种后现代式的艺术思维，展示了创作主体内心深处的一种无奈之举。

正是这种对权力化历史的无可奈何，才促使了陈昌平笔下的人物在与历史对峙的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无力自拔的荒谬之境。这种荒谬性，既可视为作者对历史中某些潜规则的一种婉转的反抗，也可视为作者对民间化生存境域中个体生命存在状态的关注和体恤。它使我们看到，作为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作为那处于历史幽暗部位的生命，尽管他们的民间化身份与非主流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将很难进入历史权力的核心地带，但是，他们同样也逃脱不了历史之波的拍打，同样也逃脱不了命运错位的尴尬，同样也逃脱不了被荒谬肢解和屠戮的遭遇。

这种无可规避的荒谬性，从本质说，规定了个人的生命愿望与社会内在结构的不协调性，但同时也表现了社会结构本身的某些反逻辑倾向，因为荒谬的最大特征就是“一切近乎于逻辑结构的东西，近乎于在理论上能站住脚的论点中概念与概念之间相互联系的东西都被抛弃了；相反，生活经历中的非理性内容被搬上了舞台。”④因此，我们看到，《特务》里的母子两人，一次次地回避着历史的真相，一次次地在喧嚣的意识形态中进行着虚幻而苦涩的荒诞式表演，尤其是备受政治强权折磨的儿子，为了传统伦理上的道义，为了空洞的阶级信念，不得不抛弃一切理性的常规思维，在心力交瘁的瞒和骗中忍受着荒谬的煎熬，但是，最后他仍然无法逃脱被专政的命运。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个人命运与强权历史的对立状态，只要看看儿子内心的分裂情形以及他对日常伦理的维护姿态，就可以对当时的现实秩序是否存在着逻辑性和合理性做出明确的判断。同样，在《扁太阳》中，“我”为了拥有一个独立的生存空间，为了能与女友霏霏从容地分享情感的欢愉，不得不将家里的杂物贮藏室改成房间，与三民家的骨灰室相邻而居。尽管如此，三民的骨灰室还是挡住了小屋仅有的阳光，导致阴暗潮湿的虫子爬满了自己的小屋。而在这场活人与死人的争斗中，作为活人的“我”最后还是败下阵来，三民家的骨灰拥有无可辩驳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又如《第一次任务》里的狱警陈小明，当他带着百倍的信心押解罪犯艺术家到另一座监狱时，尽管艺术家已给了他充分的暗示，尽管罪犯的逃跑将足以让他失去一切，但是他还是在阴错阳差的过程中，让罪犯艺术家非常意外地“走脱”了。由此而引起的抓捕行动，不仅没有将陈小明从荒诞的境遇中拯救出来，反而使他一步步地陷入荒谬的深渊——当他以守株待兔的方式，终于将罪犯艺术家从雕塑展的现场押回看守所时，艺术家其实已经获释而成为自由人了。这一结果，不仅彻底掏空了他的抓捕意义，使他的过失行为昭然于天下，还使他重新沦为滥用职权的嫌疑人，再度陷入一场更为荒谬的怪圈之中。

这种荒谬性，在《汉奸》、《小流氓》、《国家机密》等作品中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汉奸》里的李徵作为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其平生最大的志愿就是恪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伦理信条，这既是中国士人的基本信念和道德基石，也是中国艺术所不断彰显的生命境界。李徵在这双重文化背景的熏陶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身独有的节气和人格，并使这种节气与人格成为自我生存的内在支撑。然而，面对日军首领田中敬治的软硬兼施，面对众多小汉奸的背后穿梭，李薇还是一步步地走进了日寇的哨所，并成为田中敬治的坐上宾。当然，他同时也开始了自我内心的信念错位和道德煎熬。尽管在这种无可奈何的荒谬性的煎熬之中，他还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各种努力，获得了一些必要的精神平衡，但是他却无力抹去历史强行扣上的罪名。于是，他不仅在汉奸与反汉奸的错位中沦为荒谬的牺牲品，还使自己一生的道德追求被消弭得一干二净。《小流氓》中的王小强只是出于一个少年的英雄理想和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证明热情，在受到大军等年长少年的诱导后，开始了对男女私情的荒诞式启蒙。无论是他与父亲单位机要秘书的欲望探秘，还是与少女美华之间的情感尝试，虽然就人的本能而言，这些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冲动，而且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启蒙的目的，但是历史却使他在这种苍白的启蒙中沦为社会法律下的“小流氓”，并由此将他推向无法挽回的悲剧之中。

《国家机密》中的王爱娇更是如此。因为自己的一系列梦境无意中与非理性的历史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呼应关系，导致了这位天真的少年从此再也无法享受生命的正常快乐，而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预言符号。在这个过程中，陈昌平不仅通过梦境的发现和联想，展示了从于主任到省委大院里的首长等一系列权力人物焦灼而又敏感的复杂心态，凸现了他们在变幻不定的历史境域中逐渐失控的尴尬，使人们看到历史的荒谬与人性的荒谬相互渗透后所形成的悖谬景观，而且还以此作为内驱力，进一步剥离了小小的王爱娇的自然生命特质，使他的身心备受折磨。这篇小说看似演绎了一个多少有点特异功能式的少年的神秘梦境，但是，细读之中，我们会发现这个少年并不像韩少功笔下的丙崽或王安忆笔下的捞渣那样带着明确的寓言化特征，也就是说，他的神性气质并不突出，相反却处处显露了生命的自然景象。但是，当于主任以荒谬的权力话语向不谙世事的王爱娇宣布了四项纪律时，尤其是其中的第一条便是“王爱娇同学的梦已经被列为国家机密”时，王爱娇的整个生命形式顿时也就变成了一种“国家机密”的符号，而他那生命中的自然属性也因此被强行地抽空了。

萨特曾说：“荒谬作为一种事实，作为一种主要的境况时有什么含义呢?它不过意味着人与世界的关系。荒谬的基本之点表现为一种割裂，即人们对统一的渴望与心智同自然之间不可克服的二元性两者的分裂，以及构成人本质的‘关切心’同人们徒劳无益的努力之间的分裂，等等。”⑤这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需要和理想，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有着自我预设的冲动，并渴望现实社会与自我的个体冲动达成一致。但是，在看起来布满了文明表象的现实秩序之中，我们的每一步努力都有可能是徒劳的，我们的每一次反抗都有可能不是消弭人与世界之间的裂痕，而是加大这一裂痕。惟因如此，荒谬才成为与人类生命密切相关的存在状态。加缪就认为，荒诞感可能会对任何一个平凡的人迎面袭来。“荒诞就是人需要统一和谐的心理状态与经历了世界上的混乱的心理状态之间的不协调，其明显的反应或者是自杀，或者是朝相反方向的信念跃进。”@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这种不协调状态，我以为还不能全面地审度荒谬的本质。因为在任何不协调的地方，都隐含了彼此错位的双方可能在理性意义上出现的偏颇，而追究这种偏颇，可能更有利于看清荒谬产生的缘由。事实上，陈昌平的叙事智慧也在于此。他常常动用了一些看似合理实则不合理的历史观念，让人物在接受这种观念的过程中，以自身的荒谬命运来凸现历史内在的反逻辑本质，展示历史自身的荒谬性真相。这也就是说，陈昌平笔下的人物之所以不断地陷入荒谬的生存之境，究其根本，是因为历史本身的无序性导致了个体生命在正常轨道上的大量偏离。而这种历史的无序性，推而究之，是因为它的内部渗透了各种非理性的权力法则，即，一种极端化的激情所催发的疯癫意识左右了历史现实。

正如一切荒诞都令人无所适从一样，面对高度权力化的历史，以及由这种历史所造成的人的存在的荒谬性，陈昌平同样也表露出自己的无奈与无助。尽管他偶尔也会让人物通过一些非理性的手段，对这种现实进行“以牙还牙”式反击，就像《复仇记》中的“我”那样，借助鬼叔的黑道力量一次次地进行自我内心的正义性复仇，但是其最终的结果，不但没有彻底地消除这种荒谬情形，相反，随着自己复仇行动的步步深入，复仇战果的逐渐扩大，“我”却步入了一个更大的荒谬怪圈。因此，在更多的作品中，陈昌平不得不通过更为消极的方式寻求自我内心的平衡——这种平衡带来的结果，便是人物不断地进入历史设定的轨道，成为一幕幕生命悲剧的化身。《扁太阳》中的女友霏霏走了，《英雄》中的退休工人老高再也不敢尽情地挥洒自己的“历史才情”了，《汉奸》中的李徵背负着“汉奸”的罪名被枪决了，《特务》中的儿子成了不折不扣的“特务”而去接受专政了，《小流氓》中的王小强从批斗的卡车上一头栽了下来……一切都显得无可奈何，一切都难觅新生的路途。剩下来的，似乎只有不断地反讽或自嘲。事实上，对于这些底层人物来说，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获得自己与现实之间的暂肘和解，从而使内心的紧张状态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舒缓。因此，在《大闸蟹》中，主人公刘爱国明知自己千里迢迢从苏州带来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从家里爬走之后很难物归原主，但他还是出于对自己珍爱之物的怜惜，不断地以张贴启事的方式，完成了对拾蟹者品尝大闸蟹的精心指导，以至于当他发现最后一只蟹壳躺在垃圾箱旁完好无损时，心里觉得“很满意，满意得有一点小小的得意，甚至反省乃至担心自己能不能吃出这样一只美丽的无与伦比的大闸蟹。”这种自嘲式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当然也道出了现实伦理背后某些基本道义的缺失。

但是，无论是无奈也罢，自嘲也罢，作为一种智慧型的小说家，诚如我在文章的开头所谈及的那样，这些叙事的成功，都还仅仅意味着它们仍停留于暂时性的审美发现之中。也就是说，陈昌平以他特有的审美洞察力，找到了他与别人不太一样的精神空间，并以自身特有的叙事手段将之演绎出来了。而至于这种审美发现与人类存在的普遍性关系，这种审美发现作为叙事资源的长久性问题，尤其是这种看起来颇为特殊的精神空间中，是否还包含着更高更远的人性世界，是否隐含了更为潜在的、更为尖锐的生命悲剧，我以为，不仅是对于陈昌平，而且对于那些猛然间迅速闯入文坛并引起广泛认同的作家来说，都是需要进一步思索的。表面看来，这是一个自我超越的问题，是一个向创作深度迈进的问题，而实质上，这也是对一个作家艺术潜能和精神膂力的再次考验，是检视一个作家是否可以走出自我最初的“独到发现”并进入更为广阔和更为自由的精神空间。

2004年8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