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华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与自然灾害不断抗争的历史。”自然灾害不仅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来。
李文海是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他先后主持编写了《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中国荒政书集成》等多部重要论著和资料集，为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对整个中国灾荒史和环境史研究的发展与深化起到重要引导作用，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书分为“开拓灾荒史研究的意义”“灾荒与近代中国研究”“灾荒史的现实镜鉴”“灾荒书序与书评”4辑，收录李文海在中国近代灾荒史领域的一系列论文、发言、访谈、序言、书评近40篇，展现了李文海对这一领域深刻、缜密的思考及开拓性贡献。

李文海先生与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代前言）
第一辑 开拓灾荒史研究的意义
论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前言
《天有凶年》前言
推进灾害史研究的紧迫性
治理灾害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
关于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未来发展的几个建议
第二辑 灾荒与近代中国研究
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
晚清的永定河患与顺、直水灾
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
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
晚清诗歌中的灾荒描写
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
甲午战争与灾荒
近代中国灾荒与社会稳定
《康济录》的思想价值与社会作用
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
第三辑 灾荒史的现实镜鉴
一样天灾两般情
灾年谈往
近代灾荒的历史启示
生态环境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
历史的明镜深刻的启示——访著名灾荒史专家李文海教授和夏明方博士
两次长江流域大水灾的历史思考
劝善与募赈
一场地震引发的政治反思
灾难锤炼了我们民族的意志
在灾难面前挺起民族的脊梁
惨绝人寰的突发灾难——光绪三年天津粥厂大火纪实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灾荒史——访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
第四辑 灾荒书序与书评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序
噩梦重温：《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序
《灾荒与晚清政治》序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序
《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序
《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序
邓拓与《中国救荒史》
灾害研究的力作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观察历史——《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简评

近代灾荒的历史启示
我国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自
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
生前的百余年间，自然灾害更加频繁，灾情也更严重。
殷鉴不远，在今天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我们可以从近
代灾荒的历史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天灾酿成人祸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百余年间，水、旱、风、霜、雹、虫、震、疫等灾，几
乎年年发生，只是灾区面积有大小之分，灾情程度有轻
重之别而已。按老例，农业收成在五成以下的，才算成
灾。在近代，根据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文书，每年成灾
县份平均在四五百个以上。至于因洪水泛滥而跨州连郡
“尽成泽国”或因连续干旱而“赤地千里”的大灾巨祲
，也是史不绝书。据粗略统计，在此期间，黄河、长江
大约平均两年漫决一次；位于京师附近的永定河，在从
鸦片战争到清王朝灭亡的71年间，曾发生漫决33次。至
于淮河流域，更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
，“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民谣成了这一地区的真实写照
。一旦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
巨大的损失。光绪初年，连续三年多的大旱灾，席卷了
山西、河南、直隶、陕西、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陇
东、川北、苏北、皖北等地。在这场大旱灾中被饥饿和
疫病夺去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大约1000万人。历史
资料形容当时情景是，“到处道殣相望，行来饿殍塞途
，一家十余口，存命二三；一处十余家，绝嗣恒八九”
。1931年，江、淮、汉、运诸水及黄河同时泛滥。鄂、
湘、皖、苏、赣、鲁诸省同被洪水淹浸，遭洪水吞没者
即达370余万人，一亿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地挣扎
在死亡线上。在较大灾荒之后，社会生产力的凋敝和破
坏，往往很长时期不能恢复元气。例如，鸦片战争爆发
后连续三年黄河大决口，使河南省祥符至中牟一带宽六
十余里、长数百里的“膏腴之地”尽成不毛，十余年后
，这里的“村庄庐舍”依旧“荡然无存”。前面提到的
光绪初年大旱灾，造成的结果也是“耗户口累百万而无
从稽，旷田畴及十年而未尽辟”，也就是说，十年之后
仍未能重建家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防灾抗灾的能力逐步提高，上面描述的那些触
目惊心的悲惨情景，已不复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相对落后，自然条件还没有得到
彻底的改变，自然灾害依然严重地威胁着我们。居安应
该思危，有备才能无患。只有不忘历史，才能使历史不
再重演。
人祸加重天灾
自然灾害俗称天灾。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给人们
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的灾难。就这个意义说，是天灾
造成了人祸。但是，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从来都是相互
影响的。中国近代灾荒史告诉人们，政治的腐朽、社会
的动荡，常常加剧了天灾对社会的破坏作用，而严重的
灾荒又反过来激化了社会的矛盾，加深了社会的动荡。
就这个意义而言，又可以说人祸加重了天灾。例如，
1925年，四川发生大旱灾。据四川筹赈会派员调查，“
综计全川饿死者达三十万人，死于疫疠者约二十万人，
至于转徙流离，委填沟壑者，在六七十万以上”。造成
如此严重灾荒的原因何在呢？据当时的《申报》载文分
析，认为“并不尽由天祸，强半出自人为”，并具体列
举了如下五个人为的因素：（1）“各区防军，勒令民
间种烟，至民间秋种杂粮益少”。（2）“川省连年内
乱，两军交绥，多妨害农民耕作”。（3）“军队抽收
丁粮，苛敛无厌”，弄得老百姓“挈众远逃，土地荒芜
”。（4）“军队抢夺民食，致民间一无储蓄”。（5）
一些人无法生活，只得铤而走险，以抢掠为主，“土匪
多甲于天下”。这虽然说的是四川的情形，却颇具典型
意义。民国初年及稍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兵连祸结，
战乱不已，天灾与战祸，交相迭见，使人民雪上加霜，
遭受着双重打击。如1920年，直奉皖军阀混战时，京畿
一带旱蝗相继，禾稼失收，人民群众本已衣食无着，加
之军队的肆意蹂躏，更使战区“各村农民，困苦不堪言
状”。更有甚者，有些军队为了所谓的“战略需要”，
有意破坏自然环境，人为制造灾荒。1922年，在湘鄂军
阀战争中，吴佩孚决开长江堤闸多处，使“鄂东、湖北
十余属数千万之性命财产尽付东流”；1939年夏，日本
侵略军乘河北省暴雨连朝之机，悍然炸开滹沱、大清、
子牙、滏阳等河堤岸共182处，使冀中22县、冀南35县
尽成泽国。至于自然灾害发生之后，由于政治的腐败，
官吏们玩忽职守，不仅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反而乘
机贪污勒索，大发“赈灾财”的，从清末到民国，更是
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今昔如果对照一下，事情的本质就立即会显现出鲜
明的轮廓来。1991年，我国又一次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
大洪涝灾害，但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我国人民顽
强奋战，把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减少到了尽可能低的限
度；即使在重灾区，也没有发生像旧中国那样千百万人
离乡背井、“道殣相望”“饿殍塞途”的悲惨景象。这
活生

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中国史学会原会长、中国近代灾荒史的开拓者李文海教授相关论述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