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倦怠感，也因为才从十几年的婚姻中脱身，无法放弃重获的自由，作者主动结束了与W的六年恋情。一晚，W来电告知要搬出去与另一个女人同居。从此这个未知的女人侵占她的脑海，左右她的情绪，进入她的身体。她被彻底占据。
作者以第一人称，赤裸坦诚地挖掘、暴露、解剖自身的欲望，呈现一种毫不矫饰造作的女性叙事声音。

米兰，毕业于复旦大学和巴黎政治学院，现居巴黎。西方现代史爱好者，译有亨利·列斐伏尔的《资本主义的幸存》。

“安妮·埃尔诺作品集”中文版序言
占据

当我在二十多岁开始写
作时，我认为文学的目的
是改变现实的样貌，剥离
其物质层面的东西，无论
如何都不应该写人们所经
历过的事情。比如，那时
我认为我的家庭环境和我
父母作为咖啡杂货店店主
的职业，以及我所居住的
平民街区的生活，都是“低
于文学”的。同样，与我的
身体和我作为一个女孩的
经历（两年前遭受的一次
性暴力）有关的一切，在
我看来，如果没有得到升
华，它们是不能进入文学
的。然而，用我的第一部
作品作为尝试，我失败了
，它被出版商拒绝。有时
我会想：幸好是这样。因
为十年后，我对文学的看
法已经不一样了。这是因
为在这期间，我撞击到了
现实。地下堕胎的现实，
我负责家务、照顾两个孩
子和从事一份教师工作的
婚姻生活的现实，学识使
我与之疏远的父亲的突然
死亡的现实。我发觉，写
作对我来说只能是这样：
通过我所经历的，或者我
在周遭世界所生活的和观
察到的，把现实揭露出来
。第一人称，“我”，自然而
然地作为一种工具出现，
它能够锻造记忆，捕捉和
展现我们生活中难以察觉
的东西。这个冒着风险说
出一切的“我”，除了理解和
分享之外，没有其他的顾
虑。
我所写的书都是这种愿
望的结果——把个体性和私
密性转化为一种可感知的
和可理解的实体，可以进
入他人的意识。这些书以
不同的形式潜入身体、爱
的激情、社会的羞耻、疾
病、亲人的死亡这些共同
经验中。与此同时，它们
寻求改变社会和文化上的
等级差异，质疑男性目光
对世界的统治。通过这种
方式，它们有助于实现我
自己对文学的期许：带来
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自由
。
安妮·埃尔诺
2023年2月

本书是一本非虚构文学作品。作者与她的情人分手。几个月后，对方告诉她，他要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他拒绝告诉她这个女人的名字。从那一刻起，作者就陷入了嫉妒。另一个女人的形象和存在从未停止过对她的纠缠，仿佛她已经进入自己的身体。本书描述的正是这种占据。以第一人称的“我”发声，以私小说的形式，赤裸坦诚地挖掘、暴露、解剖自身的欲望，呈现一种不矫饰造作的女性叙事声音。书稿以手术刀的笔触、自我解嘲的心境，犀利刻画嫉妒生起、占据生活所有面向的过程，哀悼一段看似逝去却又舍不去的恋情，而写作成为了最终的救赎。

埃尔诺“以勇气和临床医
生般的敏锐揭示出个人记
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
束”，她“始终如一地从不同
角度审视在性别、语言和
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
生活”。
——瑞典学院诺贝尔文
学奖评委会
生活并不能支配什么。
它不会书写自己。它是沉
默的、无形的。书写生活
，就是要尽可能地接近现
实，而不是发明或改造，
就是要把生活镌刻在形式
里，镌刻在句子里，镌刻
在词语里。
——安妮·埃尔诺

我总想怀着这样的心情写作：仿佛文字发表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仿佛到了那时我已死去，便再无人评判我了。真相只有在死亡的作用下才能大白，也许吧，即便这信念仅仅是幻觉。
醒来第一个动作，就是抓起他晨勃的性器，一直抓着，有如抓住一截树枝。我想：“只要抓着这东西，我就不会在世上迷失。”今天回想这句话的意义，那时候自己似乎想说，除了把这男人的性器紧握在手，别的什么都不想要。
他现在正躺在另一个女人的床上。她也许正做着同样的动作，伸出手，抓住他的性器。好几个月了，我总感觉那是我的手。
然而，是我自己要离开W.的。几个月前，我与他结束了长达六年的关系。既出于倦怠，也由于他热切渴望的共同生活我给不了。刚从十八年的婚姻中脱身出来，这自由我不愿放弃。分开后，我们继续通电话，不时也见面。有天晚上他打过来，告诉我他要搬出单间公寓，去跟一个女人同居了。从此通电话和见面也有了守则—一电话只能打到他手机，见面绝不能在晚上或周末。崩溃的感觉侵袭而来，而我从中觉出了新东西。这一刻起，另一个女人的存在侵占了我自身的存在。只有通过她，我才能思考。
那个女人充斥着我的头脑，我的胸膛，我的肚子，她到处伴随我，支配着我的情绪。与此同时，她这样不间断的在场也使我活得更刺激了。她激发我前所未见的内心活动。她给我以能量，注入异想天开的源泉，我原以为自己没有如此才能。她把我维持在狂热而持续的活动中。
我忙于被她占据。
这状态使我远离了日常烦忧与恼怒。某种程度上让我超越了常规生活的平庸。就连往往由政治事件、新闻时事激起的反思也影响不了我了。2000年夏季世上发生的事，我即便仔细回想，却什么也想不起来，除了那架起飞后即坠毁在戈内斯一处旅馆的协和飞机。
一方面是痛苦，另一方面是对这种痛苦的思考，确认它，分析它，除此之外，无法思考任何其他东西。
我无论如何也要知道她的姓名，她的年龄，她的职业，她的住址。我发现，社会拿来定义个人身份的这些信息反而是头等要紧的，尽管人们轻易就认定它们对真正了解一个人毫无帮助。只有通过这些信息，我才能从全体女性这无差别的群体中提取一个生理与社会的类型。它们给我再现一个身体，一种生活方式，给我刻画一个人物形象。当他不情不愿地告诉我，她四十七岁，是大学教师，离了婚，有个十六岁的女儿，住在巴黎第七区的拉普大道上时，她的身影便成形了，一丝不苟的套装与衬衫，无可挑剔的发型，在资产阶级公寓半明半暗的光线下，伏案备课。
很奇怪，47这个数字从此变得具体。我到处看到这两个数字，硕大无朋。只有在时间的顺序与老去的过程中，我才找得到女性的位置，我评估她们老去的迹象，拿来跟自己做对比。所有女性，只要我看着像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居住在高档街区，身穿“优雅简约”的统一套装，就都是那个女人的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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