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是我国刘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他性格狂傲不羁，终为他人所利用，堕入政治陷阱，酿成人生悲剧。他一生的重大成就，是撰写了《后汉书》。瞿林东编著的《范晔评传(上下)》以史学思想、历史思想、政治思想、民族思想、伦理思想为重点，阐述了范晔的思想面貌及其价值。

范晔生活于东晋、南朝刘宋之际，是刘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他以多才多艺为世所重。然其性格狂傲不羁，终为他人所利用，堕入政治陷阱，酿成人生悲剧。他一生的重大成就，是撰写了《后汉书》。范哗著史，注重“自得”，所著《后汉书》，是众多东汉史著作中唯一得以完整保存至今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范晔发展了“以类相从”的类例思想，并在吸收前人之长的基础上，在书中专列文苑、宦者、独行、逸民、方术、列女、党锢等类传，全面展示了东汉一朝的社会历史面貌，对后世正史撰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范晔以“纵放”的笔势撰写的史论，综括东汉皇朝兴衰，并对影响东汉历史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认识。他对谶纬之说多有批评，直言“天下决无佛鬼”，主张从“人”的角度看待历史发展进程，从时势、风气、机运等客观标准出发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他主张以儒家的“德政”、“王化”目标来治理国家，故而充分强调了儒学对稳固政治统治的作用，宽厚为政的重要意义，以及在民族问题上的“怀柔”政策；在对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关注方面，范晔也表现出一个优秀史家的理性思考。《范晔评传(上下)》以史学思想、历史思想、政治思想、民族思想、伦理思想为重点，阐述了范晔的思想面貌及其价值。

《范晔评传(上下)》由瞿林东编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卷首语

第一章 时代与家世

 一、桓玄之变与晋、宋更迭

 二、东晋、南朝撰史之风

 三、晋、宋之际的范氏家族

第二章 仕途的悲剧

 一、坎坷的仕途

 二、堕入政治陷阱

 三、人生悲剧

第三章 撰写《后汉书》

 一、范晔以前的东汉史撰述

 二、《后汉书》的内容和结构

 三、《后汉书》的流传和影响

第四章 史学思想：“以意为主”和追求“自得”

一、“以意为主，以文传意”

二、历史撰述与“正一代得失”

三、“整理”史事与类从人物

四、史论与史家的“精意深旨”

第五章 历史思想：朴素唯物的倾向

 一、“天下决无佛鬼”

 二、慎言天道，看重人事和信顺

 三、指陈历史形势，综括皇朝兴衰

 四、社会历史与人物评价

第六章 政治思想：政治统治的方略及得失

 一、历史机运与政治统治

 二、宽厚为政与张弛之道

 三、人才的选拔与安置

 四、剖析外戚与宦官的政治弊端

第七章 民族思想：进步的民族观与民族史观

 一、自觉的民族史撰述意识

 二、民族关系与政治大一统观念

 三、积极的民族历史与民族差异的认识

 四、“怀柔”与“王化”的民族政策理念

第八章 伦理思想：社会秩序的精神尺度

 一、道德与社会

 二、重伦理与贵德义

 三、“忠”和“义”的辩证认识

 四、重名节

 五、“正心”与“诚意”的修身之道

结束语

附录

 清代学者关于范哗《后汉书》的研究

 范蔚宗年谱

 《八家后汉书辑注》前言

 主要参考文献

索 引

人名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

范晔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他生活在晋、宋之际，同任何有所作为的人一样，他的生平与事业，都脱离不开时代的影响。

范晔，字蔚宗，东晋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人①。他生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终年48岁。在他的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前半段是在东晋末年度过的，后半段是在刘宋皇朝中走过来的。他的家族，经历了晋宋更迭，自也有一段兴衰荣枯的历史，这无疑也影响到范晔的际遇和命运。

一、桓玄之变与晋、宋更迭

东晋一朝，皇权式微。其中期以后，形势尤为严峻。大将桓温以“北伐”的名义，扩大自己的影响；乘“北伐”之机会，培植自己的势力，以至于势倾朝野，恣意废立。是时，东晋皇朝实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桓温(312—372)是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人，出身士族，其父曾任宣城太守。桓温成年后，与皇室司马氏联姻，娶晋明帝之女南康长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历仕康帝、穆帝、哀帝、废帝、简文帝数朝。晋穆帝时，他已经做到了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这样的高位，总揽朝廷军政大权，于是其代晋之心，与日俱增。史载：

[桓温]以雄武专朝，窥觎非望，或卧对亲僚日：“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既而抚枕起日：“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①由此可以看出，桓温在政治上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的多次北伐，为他积累了战功，也为他积累了政治谋划。这个谋划的核心，一是收复中原，二是取代晋室。桓温的北伐，规模较大的有三次。晋穆帝永和二年(346)，桓温率军自江陵西征李势，次年，灭成汉，平定蜀地，获胜而还。永和四年(348)晋升为征西大将军，封临贺郡公。永和十年(354)，水陆进军，北伐前秦，大败前秦军于蓝田，屯军灞上，前秦苻坚退守长安。晋军后因军粮不继而撤军。永和十二年(356)，桓温再次北伐，收复洛阳，但未能坚守，数年后洛阳为前燕所占领。升平四年(360)，桓温被封为南郡公。晋废帝太和四年(369)，桓温率五万大军自姑孰(今安徽当涂)出发，北伐前燕，一路所向无敌，七月，晋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汲县东北)。前燕一方面由慕容垂率军五万抵抗晋军，一方面向前秦请求救兵。桓温在枋头犹豫徘徊，坐失战机，先后遭到前燕军、前秦军的沉重打击，五万军队损失殆尽。此次北伐，终以惨败告终①。

桓温北伐的结局，有其个人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看，东晋门阀士族中有些人已在江南站稳脚跟。安于现状，不把收复中原看作最重要的事情。他们的这种态度时时影响到皇室的决策。一个极明显的事例是，当桓温北伐取得一定胜利时，曾上疏提出还都洛阳的建议，主张：

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资其旧业，反其土宇，勤农桑之务，尽三时之利，导之以义，齐之以礼，使文武兼宣，信顺交畅，井邑既修，纲维粗举。他还尖锐地指出：“夫人情昧安，难与图始；非常之事，众人所疑。”从客观形势看，桓温的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反映了他在政治上谋求统一的思想。然而，在有些人看来，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诚如当时的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上疏反对桓温迁都之议所说：“昔中宗(按：指晋元帝——引者)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①

这些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从根本上考察，它的确反映了一部分门阀士族的心态。这种心态从早先王羲之致函北伐将领殷浩，指责他“北伐”无功、复谋再举的激烈言辞，也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王羲之这样写道：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这一番话，好像是在为着“与百姓更始”，其实还是为了自保自安，即守住长江就行了，连淮河都不必去考虑。这就难怪桓温的迁都洛阳之议，“表疏十余上，不许”①。桓温得到的最后答复是：

在昔丧乱，忽涉五纪，戎狄肆暴，继袭凶迹，眷言西顾，慨叹盈怀!知欲躬率三军，荡涤氛秽，廓清中畿，光复旧京，非夫外身殉国，孰能若此者哉!诸所处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营者广，经始之勤，致劳怀也。这道诏书，肯定了桓温的志向，也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迁都之议，而理由却是“所营者广，经始之勤，致劳怀也”，安逸之心，见于字里行间。桓温以及他人的“北伐”以失败而告终，上述事实，当是根本原因之一。P1-5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6年，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写信给我，问我是否可以为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撰写《范哗评传》一书。经再三考虑，我表示愿意承担这一撰述计划。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范晔是中国史学上最有影响的史学家之一，很有必要对他的生平、思想与史学成就作一系统的评述。第二，范晔的史学成就尤其是他在史论方面的特点，历来有不同的评价；对于他的仕途的结局，也有不同的认识，这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第三，《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工程，一个史学工作者有机会参与其事，是一份责任，也是一种荣幸。

1997年4月，我根据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寄来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撰著档案》的要求，确定了撰写《范哗评传》的基本思路：在考察传主所处的时代及其家世、生平的基础上，揭示其撰述《后汉书》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爬梳、分析《后汉书》所反映出来的范晔的政治伦理思想、民族思想、历史思想、史学思想等方面的特点，对其作恰如其分的评价。叙述、评论，都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力求写得平实、可读。据此，我所设想的《范晔评传》应包括如下内容：时代与家世(政治、社会、史学、家世述略、家学)；生平(交游、仕途、著史、结局)；《后汉书》概说(宗旨、内容、结构、流传)；政治伦理思想；民族思想；历史思想；史学思想；后论(一部名著，两桩公案；千秋是非，怎样评说)。

关于《范哗评传》的撰写工作，我根据当时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从1997年起，撰写了一些关于范哗《后汉书》的专论，并计划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全书。但是，由于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愈益繁重，故此项计划未能按我的设想顺利进行，并一年年延误下来，使我时时感到不安和内疚。

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应当提到的：

第一件事情，是台湾文化大学定于1998年12月在台北举办“魏晋南北朝学术研讨会”，主事者来函邀我赴会。我欣然接受邀请，并提交了一份简要的论文提纲，题目是《<后汉书>与<三国志>及(后汉纪>之比较》。其要点如下：

一、范晔《后汉书》与《三国志》及《后汉纪》之比较的基础：《后汉书》记东汉末年史事与《三国志》记东汉、三国之际史事，颇多交叉且有所异同，是二书有比较之可能；《后汉书》与《后汉纪》，虽体裁不同而所记东汉一朝史事，不独在记述上而尤其在评论上亦有比较之可能。

二、《后汉书》与《三国志》在所记相同之史事上的歧异，固然由于作者所处时代不同，毕竟也还有是否坚持史家正法之原则的问题。于此，前贤已有论说，本文力求作深入一步的探索。

三、《后汉书》与《后汉纪》所记重大史事固无明显的歧异，然取舍间仍有不同，而在评论方面则有突出之异趣：前者重视历史形势的分析，后者强调“名教”观念的尺度。

四、关于史家所处之时代与史家之正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法的演变。这份提纲所提出的问题是早先我在制订《范晔评传》撰述内容时没有想到的，而是我在研读和撰写有关范哗《后汉书》问题时所想到的，认为这是《范晔评传》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由于时间的冲突，台湾文化大学的这次研讨会，我未能成行，而这篇论文也未曾撰写出来。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有些遗憾。

第二件事情是，1999年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要举办一次传统思想文化的学术研讨会，主其事者来信邀我赴会，我也非常希望参加这次研讨会，并向会议提交了论文提纲，以期以文会友，从同行那里获得教益。可惜的是，我因故未能赴会。后来，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把这次会议的论文和论文提纲编印成书，正式出版，此即《思想家》第1辑《杰出人物与中国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我的论文提纲忝列其中，题目是《史学家与中国思想史》，其要点如下：中国古代史学家有恢弘的思想空间，他们的思想成果是中国思想史上很重要的部分，在传统思想文化遗产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先秦史书与“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在“百家争鸣”中，各家各派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先秦时期史书的影响，或作为根据而阐说某一主题，或受其启迪而申述某一见解。这在诸子书中所见甚多。如《论语》引《尚书》3次，引《诗经》14次，引《左传》2次；《孟子》引《泰誓》1次，引《尚书》12次，引鲁之《春秋》1次，引孔子修订之《春秋》7次；而墨子曾读“百国春秋”。其他各家之书，也是如此，而以《吕氏春秋》最为突出；离开史书与历史，则《吕氏春秋》不复为《吕氏春秋》。要之，应充分注意到先秦史书对“百家争鸣”的积极影响。

二、历代史家的思想空间。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家层出不穷，其思想空间包罗万象，所谓“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是最简要的概括。举凡天入关系、古今关系、自然、社会、风俗、人情、民族、国家、解说人生、阐释道德等等，史学家们都有丰富的思想，甚至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果把历代史家的这些思想成果系统地写成一部书，也是一部洋洋洒洒的中国史家思想史。

三、古代史学家与中国思想史。古代史学家的一些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涵，这一点当受到应有的重视。举例说来，如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尤其是司马迁创纪传体史书体裁、贯彻以人为本的撰述宗旨的原则，在中国史学史、学术史上都有划时代意义；《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学术史思想；杜佑《通典》全书结构的逻辑思想和“以食货为之首”的思想，以及他在“中华”、“夷狄”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朴素历史进化思想和重视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影响的思想，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司马光史论中透露出来的社会思想，刘知畿、郑樵、吴缜、章学诚的学术批评思想等，都是中国思想史遗产中的珍贵部分。这里，我还没有举出如同柳宗元、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这些同史学有极密切关系的思想家为例；如果把他们也包括进来的话，分量之重当可想而知。

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两件事情，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我在思考和撰写《范晔评传》过程中的思想历程。尽管这两份提纲所包含的某些见解在我提交的这本《范哗评传》中未能得到相应的阐释和表述，但它们对范晔和《后汉书》的进一步研究或许可以作一点参考。

2000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成立，并于当年11月被批准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作为这个研究基地的负责人，不得不放弃或推迟我个人的一些研究与撰述计划。《范晔评传》一书的撰写也就再一次被延误下来。为了加快此书的撰写工作，2003年秋，我约李珍博士参与本书的撰写。李珍博士承担了本书关于范哗的政治思想、民族思想、伦理思想三个部分的撰写。2004年春夏之交，《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一工程已经临近最终结项的时刻，我只能放缓其他工作，加紧《范哗评传》的撰写。这年8月，《范晔评传》一书的主要部分已初具规模，预计不久即可完稿。但不巧的是，我于9月下旬突患眼疾，遵医嘱，暂不能读和写。为了不影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一学术工程的进行，争取在2004年内完成《范晔评传》一书，我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徐龙飞博士续成本书“历史思想”一章中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后半部分；

第二，请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罗炳良博士撰写《清代学者关于范哗(后汉书>的研究》一文，作为本书的一个附录；

第三，请我的在读的博士研究生曹守亮同学、邱锋同学为我诵读《范哗评传》书稿，使我得以对书稿作适当的调整和修改，这项工作先后进行了两遍。

第四，请我的在读博士研究生吴凤霞同学和杜永梅同学对本书所征引的文献逐一核对，纠正了引证中的一些讹误。博士研究生马艳辉同学也校读了部分书稿。

以上这些事情本应都是我自己来做的，现在只好请他们帮助我来完成了。

关于本书的附录，我要作一点说明：清代学者关于范哗《后汉书》的研究具有总结性的意义和价值，是今人认识、评价和进一步研究范哗《后汉书》的重要参考，故予以介绍并置于附录之首。近人张述祖所撰《范蔚宗年谱》是考察范晔生平的一篇有价值的文献，在此之前，尚无专文对范晔生平作如此详细的考察；《年谱》对于范晔的仕途及其政治结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书并不苟同，但其作为一家之言，自可存而备考，故置于附录之次；至于《年谱》中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或讹误，今天的研究者可对其进行评论和纠正，这并不影响它作为范晔研究的开拓性价值。今人周天游教授撰有《八家后汉书辑注》，其“前言”论述了范晔《后汉书》与此前诸家后汉书的关系，对读者全面了解范晔《后汉书》颇多参考，经征得周天游教授的同意，故亦附录于此。这三个附录占了不小的篇幅，但它们作为清代以来关于范哗和《后汉书》研究在学术史资料方面的价值，附录于此是必要的。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今年年初，卞孝萱教授、蒋广学教授、胡阿祥教授拨冗审阅了本书书稿，指出书稿中存在的一些不妥与错误之处，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这对于本书的修改、定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对三位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所论，包含着一些探索性的见解，未必一一允当，其他讹误也在所难免，凡此，我作为本书的定稿人应对此负责。我诚恳地期待着学术界朋友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最后，我衷心感谢卞孝萱教授的提议，使我有机会参与这一有意义的学术工程；感谢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诸位同仁的耐心和关切以及给予我多方面的支持，感谢上面提到的各位年轻朋友对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