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评传(上下)》由王素著，主要内容：陆贽是唐代的著名政治家、政论家、民本主义思想家，浙江嘉兴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写了大量的政论（包括制诰、奏草、中书奏议），为止乱息兵呼吁，为恤百姓呐喊，曾经起到“救时”的作用。但他本人，却非常不幸，被贬谪十年，直到死，成为这个时代的牺牲品。

陆贽是唐代的著名政治家、政论家、民本主义思想家。《陆贽评传(上下)》由王素著，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传略”，根据大量文献材料，对陆贽的家世、亲党、初仕、历宦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史评、遗著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考证，纠正了前人的失误，恢复了历史的原貌。《陆贽评传(上下)》下编为“政论”，从陆贽仅存的著作《翰苑集》141篇文章中，选取67篇，进行分期、解题、摘要、简评，不仅能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德宗时代与陆贽有关的方方面面，还能让读者欣赏并解读陆贽的政论风格及其民本主义思想。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前言

上编 传 略

第一章家世与时代

第一节家世

第二节时代

第二章应举及初仕

第一节由童年到少年

第二节应举

第三节初仕

第三章救时内相

第一节翰学演变

第二节艰难时局

一 五王分立

二朱之乱

三二李始末

第三节翰苑运筹

第四节天子宠渥

第四章宰臣岁月

第一节权知贡举

第二节窦、吴之谮

第三节庙堂风范

第四节薰莸同器

第五节臣罪当诛

第五章忠州谪居

第一节避谤因由

第二节生活与人事

第三节萧条身后

第六章历史定评

第一节史评简介

第二节异说考辨

第七章千秋遗著

第一节分类与刊行

第二节整理与利用

附录 陆贽年表

下编 政 论

第一期朱泄乱前（建中四年三月一九月）

（一）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

（二）论关中事宜状

第二期 随德宗奔奉天（建中四年十月—兴元元年二月）

（三）萧复、刘从一、姜公辅平章事制

（四）奉天论叙迁幸之由状

（五）赐将士名“奉天定难功臣”诏

（六）奉天论奏当今所切务状

（七）奉天论前所答奏未施行状

（八）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

（九）奉天论拟与翰林学士改转状

（一○）奉天论尊号加字状

（一一）重论尊号状

（一二）奉天论赦书事条状

（一三）奉天改元大赦制

（一四）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一五）奉天遣使宣慰诸道诏

（一六）奉天论解萧复状

（一七）奉天荐袁高等状

（一八）奉天论李晟所管兵马状

（一九）奉天奏李建徽、杨惠元两节度兵马状

第三期随德宗奔兴元（兴元元年二月—七月）

（二○）驾幸梁州论进献瓜果人拟官状

（二一）又论进瓜果人拟官状

（二二）兴元请抚循李楚琳状

（二三）兴元论解姜公辅状

（二四）又答论姜公辅状

（二五）兴元论解萧复状

（二六）又答论萧复状

（二七）兴元论续从贼中赴行在官等状

（二八）兴元论中官及朝官赐名“定难功臣”状

（二九）兴元论请优奖曲环所领将士状

（三○）兴元贺吐蕃尚结赞抽军回归状

（三一）兴元奏请许浑城、李晟等诸军兵马自取机便状

（三二）兴元论赐浑城诏书为取散失内人等议状

（三三）銮驾将还宫阙论发日状

（三四）请释赵贵先罪状

（三五）论替换李楚琳状

第四期 乱平回京之后（兴元元年七月一贞元三年末）

（三六）收河中后请罢兵状

（三七）诛李怀光后原宥河中将吏并招谕淮西诏

（三八）赐吐蕃将书

（三九）赐吐蕃宰相尚结赞书之一

（四○）赐吐蕃宰相尚结赞书之二

（四一）赐吐蕃宰相尚结赞书之三

（四二）与回纥可汗书

第五期任相中书（贞元八年四月—贞元十年十二月）

（四三）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

（四四）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

（四五）论宣令除裴延龄度支使状

（四六）论齐映、齐抗官状

（四七）请遣使臣宣抚诸道遭水州县状

（四八）论淮西管内水损处请同诸道遣宣慰使状

（四九）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

（五○）谢密旨因论所宣事状

（五一）商量处置窦参事体状

（五二）奏议窦参等官状

（五三）请不簿录窦参庄宅状

（五四）论沿边守备事宜状

（五五）请依京兆所请折纳事状

（五六）论度支令京兆府折税市草状

（五七）贞元九年冬至大礼大赦制

（五八）议汴州逐刘士宁事状

（五九）请不与李万荣汴州节度使状

（六○）请还田绪所寄撰碑文马绢状

（六一）论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状

（六二）再奏量移官状

（六三）三奏量移官状

（六四）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

（六五）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六六）请边城贮备米粟等状

（六七）论裴延龄奸蠹书

附录 参考论著要目

索引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籍贯

两《唐书·陆贽传》开头都说：“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而权《序》却作：“公讳贽，字敬舆，吴郡苏人。”用语显然不同。权与陆是同时人，年齿与出仕、拜相时间均略后于陆，他在序文中称“公”、称“讳”是恰当的，但所署籍贯却不及两《唐书》准确。

古人自署籍贯虽有不同方式，可以称郡望，如“昌黎韩愈”；可以用流寓，如“山东李白”；可以著祖籍，如“庐陵欧阳修”。但他人代署时，必以当时现居的祖籍为主。唐朝自贞观元年将全国分为十道，道辖州，州辖县，以后又屡经州改称郡，郡改称州，乃至十道分合反复折腾，才形成所谓地方行政道、州、县三级制。陆贽的祖籍按照当时的地方区划，其全称应是“江南道苏州嘉兴县”，《新书·地理志》与《唐会要》均同。两《唐书》都是官书，所署传主籍贯皆用当时实际州县名，既必要，又明确。权《序》谓陆为“吴郡苏人”，乃系州郡并举。吴郡即苏州(并非苏县)，当时下辖吴、长洲、嘉兴、昆山、常熟、海盐、华亭七县，权《序》署籍贯而不及县，大而不当，易滋后人疑误。

家世

古人籍贯往往与家世密切相关，所以研究唐人家世，不应忽视籍贯。《元和姓纂》正是门阀与地著的结合，其书卷十“嘉兴”条下云：“开元有陆齐望，官至试秘书少监。生渭、沣、涧、湟、淮。渭，侍御史；沣，殿中侍御；涧，祠部员外；渥，侍御史。望族弟齐政，富平令。生侃如，溧水令。侃如生贽、赏、赓。贽，中书侍郎。”此条并列了从开元至贞元间世居嘉兴的陆姓两房的后裔，其中对陆齐望只列举父子两代，对其族弟齐政却列举了祖孙三代。诸人各书官职，不分贵贱，但尊卑长幼、直系旁系，都很分明。《姓纂》作者林宝与陆贽同时，曾官太常博士，当时就被尊为专研姓氏的学者。其书作于元和壬辰岁，即宪宗元和七年(812)，上距陆贽殁年(805)甚迩，对考证陆贽的籍贯与家世极为重要。贽父名“侃”，始见于同时的《姓纂》与权《序》，再见于《旧传》，尤言之凿凿，曰：“父侃，溧阳令，以贽贵，赠礼部尚书。”不料到了后出的《新书·宰相世系表》却横生枝节。

按照欧氏表例，各姓每枝(或房)一表一祖，始祖以下，皆按上下、左右，尊卑长幼之序对格填充。陆氏入唐宰相共六人，分三枝，贽属“侍郎枝”第三表。此表以陈朝吏部侍郎陆浔九世孙齐望为始祖，其下自右至左横列其子泌、渥、润、淮、灞、泸、渭、澧八人，贽名系灞之下。全表无陆齐政及其子侃之名，显然误以贽之父为灞，以贽之祖为齐望，这就未免失之眉睫了。以下只须举一例即可反证灞绝非贽之父。《全唐文》卷四八三载有权德舆《洞庭春溜满赋》一篇，题日《送陆灞至荆州》。已知德舆比陆贽小五岁，而《旧传》又明说“贽少孤”，然则权的这位名叫陆灞的友人怎么可能是陆贽早已死去的父亲呢？又，欧阳修自跋贞元七年《唐贺兰夫人墓志》尾云：“右贺兰夫人墓志，唐陆贽撰，或云陆书也，题日‘秘书监陆公夫人墓志铭’，而贽自称侄曾孙。”修加注云“陆监名齐望”，“此石在常州”。这个“曾”字，岑校《姓纂》以为衍文，因为差(矮)了一代。其实不论贽对齐望自称“孙”或“曾孙”都不要紧，关键是这个“侄”字。既冠侄字，便可断定贽与齐望及灞虽属同族而决非直系，又何“若祖”、“若父”之可言！

尽管“欧表”有如此明显的错误，但它确有一半与前引《姓纂》同源。如齐望八子取名皆从水，正与《姓纂》齐望五子从水同。只是《姓纂》五“水”均在唐朝东西二京周近，此表八“水”却杂乱无序，如“润”非水名，当如《姓纂》作“涧”；“澧”水在湖南，显系误书，当如《姓纂》作“澧”(沣)。至于《姓纂》并列齐政与侃父子的那一半，似乎被“欧表”有意刊削，而将齐政之孙贽直接嗣系于齐望房下。表面看来，这份《宰相世系表》似乎天衣无缝，但却是移花接木，拼凑而成。欧阳修是宋代谱牒专家，不至于没有阅读《元和姓纂》，不至于没有看过权德舆的《陆宣公(翰苑集)序》，更不至于不看《旧书·陆贽传》。他如果不是由于疏忽，必是另有思想根源。

P6-8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叉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