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夜书》是知青一代的精神史。

韩少功以大眼界诊断时代，以大悲悯直指人心，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新世纪以来最具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长篇佳作。

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的独步标高之作。

《日夜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精品。作品通过几位五○后从知青年代到转型时期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和时代的变迁。作品的聚焦点是性格、情感及价值观的冲突，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后知青”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等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用他们各自的一生回答了时代的精神之问。

《日夜书》是知青一代的精神史。韩少功以大眼界诊断时代，以大悲悯直指人心，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的独步标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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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附注

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使我相信人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当年我与他同居一室，同挤一床，实在不是一件太爽的事。他从无叠被子的习惯，甚至没洗脚就钻被窝，弄得床上泥沙哗啦啦地丰富。这都不说了。早上被队长的哨音惊醒，忙乱之下，同室者的农具总是被他顺手牵羊，帽子、裤子、衬衣也说不定到了他的身上。用蚊帐擦脸，在裤裆里掏袜子，此类举动也在所难免。好在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像样的行头，穿乱了也就乱了，抓错了也就错了，不都是几件破东西么，共产主义就是不分你我的乱来。

我穿上一件红背心，发现衣角有“公用”二字。其实不是“公用”，是“大甲”的艺术体和圆章形：“大”字一圆就像“公”，“甲”字一圆就像“用”。这种醒目的联署双章，几乎盖满他的一切用品，显然是一位老母的良苦用心所在--怕他丢三拉四，也怕他错认了人家的衣物，所以才到处下针，标注物主，主张物权。

这位老母肯定没想到，再多的盖章加封在白马湖茶场依然无效，字体艺术纯属弄巧成拙，倒使物权保护成了物权开放：大家一致认定那两个字就是“公用”，只能这样认，必须这么认，怎么看也应该这样认。大家从此心安理得。

大甲看见我身上的红背心，觉得“公用”二字颇为眼熟，但看看自己身上不知来处的衣物，也没法吭声了。

他只是讨厌别人叫他“公用哥”或“公用佬”或“公用鳖”，似乎“公用”只能与公共厕所一类相联系，充其量只能派给虾兵蟹将一类角色。用他的话来说，他是艺术家，即便眼下公子落难，将来拨云见日，见到总统都可以眼睛向上翻的。你不信吗？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你脑子里进了臭大粪吧？他眼下就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柴可夫斯基，可以拉扯脖子跳出维吾尔族舞蹈，还可以憋住嗓门在浴室里唱出鼻窦共鸣，放在哪个艺术院团都是前途无量。何况他吃奶时就开始创作，夹尿布时就有灵感，油画、水彩画、钢笔画、雕塑等等都是无师自通和出手不凡，就算用臭烘烘的脚丫子来画，也比那些学院派老家伙不知要强多少。这样的大人物，怎么能被你们“公用”？

每个土砖房都住五六个人，每间房里都是农民与知青混搭。农民们不相信他的天才，从他的蓬头垢面也看不出贵人面相，于是他的说服工作变得十分艰难。他得启发，得比划，得举例，得找证人，得赌咒发誓，得一次次耐心地从头再来，从而让那些农民明白“下巴琴(小提琴)”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他得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艺术比猪仔和红薯更重要、更伟大、更珍贵，为什么画册上拉(斐尔)家的、达(芬奇)家的、米(开朗基罗)“家的，比县上的王主任要有用得多。

实在说不通时，他不得不辅以拳头：有个农家后生冲着他做鬼脸，一直坚信王主任能批来化肥和救灾款，相比之下你那些画算个屁呵。这个”屁“字让大甲一时无话可说，上前去一个”大背包“，把对方狠狠摔在地上，哎哟哎哟直叫唤。

“真是没文化。”大甲抹一抹头发，大概有黄钟毁弃的悲愤，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找干部告状去了。

“你不吹牛会病吗？”

“你不吹牛会死吗？

“你自己不好好干活，还妨碍人家，存心破坏呵？”

“姚大甲，你还敢打人，街痞子，暴脑壳，日本鬼子、地主恶霸呵？”

……

这就是吴场长后来常有的责骂。场长一气之下还煽来耳光，没料到大甲居然还手，闹出一场恶拼。  场领导后来议了几次，最后决定单独划一块地给大甲，算是画地为牢，隔离防疫，把他当成了大肠杆菌。

出工的队伍里少了他，真是少了油盐，日子过得平淡乏味。工地上没人唱歌，没人跳舞，没人摔跤，没人吹牛皮，没人闹哄哄的赌饭票，于是锄头和粪桶似乎都沉重了不少，日影也移动得特别慢。“那个呆伙计呢？”有人会冷不防脱口而出，于是大家同生一丝遗憾，四处张望，放目寻找，直到投注对面山上一粒小小的人影。嘿，那肯定是他。那单干户也太舒服了吧？要改造也得在群众监督下改造，怎么能一个人享清福？就是，我们要声讨他，他也听不到。我们要揭发他，他耳朵不在这里呵。

大家谴责干部们的荒唐，对那家伙的特殊待遇深为不满。快看，他又走了。快看，他又坐下了。快看，他又睡下了，今天一上午就歇过好几回……那家伙大概也在张望这一边，不时送来几嗓子快意的长啸，声音飘飘忽忽地滑过山谷，落在小木桥的溪水边。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独来独往和自由自在，享受一份特许的轻松。至于他的单干任务，基本上交给了附近一伙农家娃，让他们热火朝天地代工。他的回报不过是在纸片上涂鸦，给孩子们画画坦克、飞机、老虎、古代将军什么的，给孩子的妈妈们画画牡丹、荷莲、嫦娥、观音菩萨什么的。他设计的刺绣图案，还赢得了大嫂们满心崇拜，换来了糯米粑。

他很快画名远播，连附近一些村干部也来茶场交涉，以换工的方式，换他去村里制作墙上的领袖画像和语录牌，把他奉为宣传大师，完成政治任务的救星，总是用好鱼好肉加以款待。县里文化馆还下乡求贤，让他去参与什么县城的庆典筹备，一去就两三个月。关于剧团女演员们争相给他洗鞋袜的事，关于县招待所食堂里的肉汤任他大碗喝的事，都是他这时候吹上的。

肯定是发现他这一段脸上见肉了，额头上见油了，吴场长咬牙切齿地说：“他能把蒋介石的毛鸟鸟割下来？”

旁人吓了一跳，“恐怕不行吧？”

“就是么，一个盗窃犯，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还是要把他关起来！”

旁人又吓了一跳，“他偷东西了？”

场长不回答。

“是不是偷……人？”

场长走了，扔回来一句：“迟偷早偷都是偷。”

我们没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法印证场长的高瞻远瞩。我们也没等到共产主义，同样没法印证场长有关吃饭不收饭票、餐餐有酱油、人人当地主、家家有套鞋的美好预言。我们只是等来了日复一日的困乏，等来了脚上的伤口、眼里的红丝、蚊虫的狂咬、大清早令人心惊肉跳的哨音。P1-4

　　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　　——陈思和　　像是畸人录，又像是英雄传，对历史和现实具有很强的概括力。　　——格非　　整整一代人的安魂曲。　　——欧阳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