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文学创作，代表作有《导师死了》、《现场》、《午后的诗学》、《遗忘》等。有小说集《饶舌的哑巴》、《破镜而出》。作品曾被译成多种文字。《鬼子进村》收入《鬼子进村》、《朋友之妻》、《寻物启事》、《国道》等6篇小说。

李洱是青年作家中自我跨越度最大的写作完成度最高的一个。他的作品一部比一部更具内在的颠覆力量。荒诞中有着令人惊怵的真实性，最强有力的“花腔”才能决定。文化传统与知识者生态的关系、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这些二十世纪中重要的文学母题，到李洱这里，无论写法还是意识，无论深度还是广度，无论谐趣性还是庄重性，都标志着中国文化的进展程度。《鬼子进村》收入《鬼子进村》、《朋友之妻》、《寻物启事》、《国道》等6篇小说。

自序

鬼子进村

葬礼

朋友之妻

现场

寻物启事

国道

我们正在上语文课，用“恍然大悟”一词造句，咣的一声，门被跺开了。又是付连战，他是枋口小学的校长。这家伙跟犯了什么病似的，门都懒得敲一下，说进来就进来了。当然，在我们抓耳搔腮造不成句子的时候，他的这种举动，并不让我们反感。虽然我们都知道语文老师乔凡新现在很恼火，校长一走，他就会把邪火发泄到我们头上，但那毕竟过一会儿才会发生，眼下，还是先来对付这个付连战吧。

上午，姓付的已经玩过这一手了。那时候我们上的也是语文课，乔老师刚把我们默写的课文收起来，他就跺开门进来了。他用手指头敲着门口的一张课桌，说：

谁说知青是驴，给我站起来。

这话好多人都说过，所以没有人站起来。付校长看形势不妙，就换了个方式发问。为了加重语气，他不慎把粗话都说出来了：

是谁最先说的？驴日的，给我站出来。

这一下当然更没有人站起来了。因为大家没有站起的资格。这话最早是村支书说的，村支书在大会上说过之后，才以语录的形式传遍全村。最近几天，姓付的一直在公社开会，他还没有来得及听到村支书的语录，村支书的那段有关知青和驴的话很长，其要点，大致如下：

知青们来咱们村干什么？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说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什么叫接受再教育？就是说，他们是驴，已经调教过了，可是没有调教好，需要我们再来调教调教。

村支书的话，涉及知青和驴的，就是这么一段。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村支书是在打比方。村支书虽然不可能知道什么叫比喻，但他却会使用比喻。其实，当我们鹦鹉学舌地说：“知青是驴”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使用比喻。没有学过有关比喻的知识，就已经会比喻了，付校长应该高兴才对，完全没有必要跺门、瞎喊、说粗话。

但话既然说出来了，他就打算继续说下去。他走到讲台上，又说了一遍：

知青是驴？是谁先说的？驴日的，有胆就站起来。不站起来？那好，等我查出你，你就搬着板凳回家。

搬着板凳回家是我们最乐意干的事，谁都想搬着板凳回家。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谁都愿意站起来当场亮相。

不知道是谁先扭头看乔红军。肯定是坐在第一排的人先扭头，别的人才像鸭子一样一起转头去看乔红军的。乔红军是村支书的小儿子，他爹不在场，大家只好看他。

乔红军一下子哭了起来。鼻孔下面鼓起两个气泡，随着他的哭声，那两个气泡忽大忽小。乔红军的鼻涕是我们全班同学的共同记忆，去年，我回枋口探亲的时候，我在村口还见到了他。他的鼻子下面现在清理得很干净，我跟他说了十分钟左右的话，他掏出餐巾纸替儿子擦了好几次鼻涕。时过境迁，现在该轮到子承父业，儿子的鼻涕鼓气泡了，看来，流鼻涕也是会遗传的。

乔红军当时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那么一哭，付连战就傻眼了。付校长付连战一定认为是乔红军先说的。他在讲台上愣了几分钟(这期间，他的手没有闲住，至少掰断了十根粉笔，有的粉笔还掰成了四截)，然后说：

肯定是你们当中有人教乔红军说的，乔红军自己不会这么说的。是谁教他的，以后我会查清的。

你可以接着上课了。他对站在讲台一侧正往烟锅里装烟的乔老师说。

乔老师没有讲课，而是让我们互相检查刚才默写的课文。谁查出对方的错误，就可以朝对方的脑袋上敲一下。无人能够幸免，谁挨的都不止一下，这使大家立即互相怨恨起来。  现在，付校长又跺门进来，他要干什么？有人下意识地摸摸头顶，也有人扭头去看乔红军。

付连战这次没有发火，或者说，他没有把火气发出来而是藏在肚里。他说，听说有人称知青是鬼子，谁再这么胡说，就把谁的嘴贴上胶布。他说什么叫鬼子你们懂不懂？日本人和美国人才叫鬼，子，知青不叫鬼子，知青叫什么？知青的全称是知识青年，他们是来枋口建桥的，在济水河上架上一道桥。

其实把知青说成是鬼子，并不是枋口人的说法。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付连战的村子里的人的说法。付连战的家在官庄村，离枋口有二十里地。那个地方的小孩看到许多知青都留着小胡子，就把他们和电影中的日本人联系了起来。其实大家都见过胡子，大家没见过的是修剪得整整齐齐，只在嘴唇上面长不在下面长的胡子。付连战这次是先下手为强，或者说，先给大家注射预防针。认真说起来，枋口人把知青称作鬼子，是从付连战开始的。这是乔老师后来告诉我们的。关于付连战，乔老师说过一些很精辟的话，至今我们仍然印象很深：付连战的前两任老婆先后死了，乔老师说，那是因为老付的那玩意儿不顶用，让人家旱死了；付连战的头顶是光的，乔老师说那叫鬼剃头，是那两个旱死的女鬼给他剃的，女鬼被他气成神经病了，本来是要揪他的那玩意儿的，临下手的时候弄错了，等等。乔老师说，他太懂老付了，老付肚子里有条蛔虫，他都知道。P1-4

十年前，有编辑朋友说，愿意编辑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或者所谓的文集。最近几年，也不断有人这样建议。对朋友的好意，我当然要表示感谢。但是，我却不敢贸然应允。

对自己的作品，我一直缺乏足够的信心。我自认为是个认真的写作者，但是认真只是一种工作态度，它并不能保证你能写出好作品。我也自认为写出过一些好作品，但是它们在我的作品中究竟占有多大比例，我却心中无底。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抽出时间，对已有的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润色，好像它们还只是一些半成品，不该轻易拿出来示人。

熟知我的读者都知道，我这样说，并非矫情。

我收到过、拜读过很多朋友的作品集、文集。阅读朋友的作品，既是与朋友相处的方式，也是向朋友学习的机会，你可借此知道当代的写作状况。但是说句实话，对这些作品集、文集能有多少读者，我总是不免有些怀疑。以自己的阅读为例，中国作家中，除了鲁迅的文集，别人的文集我确实没有认真通读过。外国作家中，除了加缪的文集，我也没能全都读完。是啊，除了研究鲁迅和加缪的少数专家之外，谁又会去通读他们的文集呢？对鲁迅和加缪这样的顶尖大师尚且如此，遑论对于他人？

正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我对出版作品集，或者所谓的文集，确实没有太大的兴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现在当这套作品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不安。

如果你问我，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同意将它们集中出版呢？我想了想，终于找到了一些理由。首先当然因为是出版社的盛情。上海文艺出版社是我非常信任和尊重的出版社，从这里出版的很多优秀作品，曾经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学世界，我对此一直深怀感激。对他们的好意，我除了感谢还得接受。其次，我逐步认识到，写作者永远不可能写出让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的。在一些人看来已经足够完美的作品，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可能是毛病百出，而他们指出的一些毛病，可能有助于你写出更好的作品；对于你自认为的那些失败之作，或许还会有读者认为值得一读。坦率地说，这两种情况都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这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安慰。而我，既需要鞭策，也需要安慰。

这套作品集，除了收录我的小说作品，也收录了我的一些文学对话录、演讲以及随笔。与我进行这些对话的批评家、记者，无疑都是文学的行家。借对话和演讲的机会，我讲述了我对人与事、对文学与时代的一些看法。正是那样的一些看法，决定了我为什么会写出这些作品，也决定了这些作品的成功与失败。

感谢阅读这套作品集的每一位读者朋友。

李洱

2012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