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坛上的莫言，在历史叙事、先锋叙事、乡村叙事三个领域都有不俗的表现，这三种叙事在不同的时段呈现了不同的面貌，共同构成了莫言“个体化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莫言用写作见证了1985年以来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勾连着文学书写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他身上所具有的文学之内的丰富性和文本之外的复杂性值得关注和探讨，而他在中国当代文学目前也必定能够以历史、先锋、乡村这三个方面叙事的偏重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独特的文体特征而占据一个不可忽略的位置。
付彩霞编著的《莫言的小说世界》从文体学的角度对莫言的小说进行研究，采取细部文本分析与综合文体特征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分四个步骤进行。
首先是语言，探讨其语言的“拟演讲”式特征，从独白性和对话性两个方面分析语言的渲情效应和造像效应，并勾勒其整体语言形象：用广场化的语言表达个体化的判断，用乐观主义的喧哗疗救(安抚、回避)内心的痛苦。这种语言形象在背离语言修辞传统的同时却成为文体含蕴的主要来源。
其次，从叙事角度、叙事结构和时空意识三个角度探讨莫言的叙事个性。人称叙事和转述人的设置使得莫言小说的叙述呈现了双重叙事和视角套视角的特征，并由此形成了框架式的叙述结构和叙述分层，同时在多层文本空间中拓展了小说的时空界限。不仅如此，莫言对于“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空间的有意识建构又包含了他“以小说代史”的叙述意图。
第三是莫言小说的整体文体形态。无论是趣味与意义纠结的故事形态还是丑行与浪漫结合的人物性格，都构成了莫言小说文体的传奇风度和戏剧性特征，形成了以“史据框架下的传奇故事”为主的“杂体小说”。而对于史据

导论
章 “拟演讲”式语言及“乐观主义”的语言形象
节 渲情性独白语言
第二节 造像性对话语言
第三节 “乐观主义”的语言彤象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准复述”式叙事十性及“史据枢架下的传奇丈本”的文本特征
节 “双重性”叙事角度
第二节 “分层式”叙事结构
第三节 “寓言性”时空意韶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杀糅”式文体及“十体性宏大叙事”的综合彤态
节 趣味与意义：故事形态
第二节 丑行与浪漫：人物彤态
第三节 个案分析之一：《丰乳肥臀》
第四节 个案分析之二：《檀香刑》
本章小结
第四章 莫言小说丈体构成的现实机制
节 “双重他者”的身份意识与“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创作立场
第二节 原始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整合
本章小结
第五章 莫言小说文体构成的文化话境
节 与赵村理文体：中国乡土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第二节 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外来影响与本土实践
第三节 与影视改编：感观体验时代的小说写作
本章小结
结语 对进行时莫言小说的一点思考
参考丈献
附录 《生死疲劳》和《蛙》：莫言小说的现实与未来

    章 “拟演讲”式语言及“乐观主义”的话言形象
     莫言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状态：“某种语言在脑子里盘旋久了，就有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一旦写起来就会有一种冲击力，我是说写作时，常常感到自己都控制不住，不是我刻意要寻找某种语言，而是某种叙述腔调一经确定并有东西要讲时，小说的语言就会自己蹦跳出来，自言自语，自我狂欢，根本用不着多思考该怎么说，怎么写。”这种语言的自动性曾让莫言感叹：“我成了小说的奴隶”。尽管如此，莫言并没有接近任由语言的驱驰，他掌控语言的意识是很好强烈的。或者说，这种语言的自动性恰恰来自于莫言对语言的自觉追求。莫言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拥有有语言革新意识、很擅长语言实验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莫言小说创作初成规模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的论者曾从打破语言惯性的角度，肯定莫言用直觉思维的方式解放了语言，用丰沛的想象力编织了精彩斑斓的语言世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感知特色。③同时，也有意见认为这种良莠不分的语言选择是一种描写的无节制，犯了小说创作的大忌：这种语言很初出现是作家鲜明风格的表现，具有打破语言惯性的“陌生化”审美效果，但是随着作家对这种语言的钟情又形成了新的语言惯性，这种惯性面临着需要被再次“陌生化”的难度：“当莫言注意了自己与别人之间的陌生化效果而忽略了自己创作中一般与个别的区别，从而沉醉于自己的语言风格、将曾经显得陌生化的语言作为其作品的基本语言模式大量使用时，陌生化即告结束。”而且过于追求通过语言形式达到某种艺术效果的企图，也会淹没生活本身的逻辑而“使这样的语言在丧失生命力的同时也失去了美感”，形成了语言运用的单调，这种单调从某种程度上会损害某些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批判意义，比如《红蝗》、《欢乐》等小说。此后，莫言逐步剔除了毫无尺度的宣泄和心血来潮式的语言撒欢，增加了艺术筛选的节制。尤其是在《丰乳肥臀》之后，莫言的语言意识更加自觉。而到了《檀香刑》，莫言更是达到了语言和情节、人物的圆融结合。
     如今，带有“莫言腔”的语言已经成了莫言小说一个鲜明的标记，也成了莫言小说的标志性特征：他总是用情绪语言，用意识驾驭语言，当情感激流涌来的时候他无法抵抗，他的语言也总是在情绪燃烧的烈焰中喷涌而出。随着这种语言风格在莫言小说中的不断延续，评论界也渐渐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于是许多挑剔性和预警性的批评消失了，更多评论开始在默认莫言特有的修辞风格的基础上阐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②这种评价立场的逐步改变一方面是因为莫言创作的发展超出了评论界对其走向的很初预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语言学研究的不断进展。
     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莫言小说的语言特性在于其杂语性和狂欢特征。但从成就一种特殊文体的角度而言，这种语言特征还远远不足以使一个作家达到真正的个性化。早在1907年，就有人这样概括小说的杂语现象：“小说中非但不拒时文，即一切谣俗之猥琐，闺房之诟谇，樵夫牧竖之歌谣，亦与四部三藏鸿文秘典，同收笔端，以供馔箸之资料。”莫言将韵文歌谣、方言俚语、政治术语、都市流行语等各种语言材料吸收入文并不是他的，很多当代小说家比如王蒙、贾平凹等的创作都是杂语性的。而“狂欢”这个词来源于巴赫金的叙事学理论，它以西方的狂欢节为社会语境，指涉一种短暂的泯灭阶级和等级差异的状态。用“狂欢”来形容莫言的语言，除了纯粹概念的借用，以及方法论上的用创作支持理论，用理论套住创作之外，缺乏必要的社会文化背景支撑，其可论证性是相当欠缺的。那么莫言小说的语言特征到底是什么呢？
     实际上，在莫言小说杂语喧哗的背后，真正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语言腔调和语言浓度。而很直接表现就是语言的抒情性特征的少见强化，很典型的句式是排比句式。这种句式从表达效果上而言能够增加语言的气势，营造一种演说式的氛围，从语言本体的意义上而言则都是“能指”的狂欢，辞藻华丽而“所指”空洞或者说“能指”繁复而“所指”单一，总体上是在达成叙事效果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渲情效应”。
     打开莫言的每一篇小说，几乎都能感受到这种语言气势对人的冲击力。如果说《透明的红萝卜》还在直觉化的语言中穿插了一个线索明晰的传统故事、镶嵌了一个可供感知、可供阐释的朦胧意象的话，从《红高梁》以后，莫言渐次将自己的直觉充分张扬，到了《红蝗》、《欢乐》的阶段，莫言的语言甚至成了意识直觉的直接记录和诡异感觉的直接变形。此后这一特征尽管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小说中体现方式和程度略有不同，但排比句式的大量使用、情绪心理的即兴抒发、直觉感觉的肆意挥洒以及杂语俚语的插入等语言特色始终是莫言小说的一个标牌。实际上，莫言本人一直向往的、一种信口开河的语言状态始终着他的写作。本书将这种标牌概括为“拟演讲”式语言。P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