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1724年6月－－1805年2月），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直隶献县（今中国河北献县）人。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代表作品《阅微草堂笔记》。周积明编著《纪昀评传（上下）》系统展示了纪昀的精神风采与思想特色。

在人们习常的观念中，纪昀（纪晓岚）是一位博洽多闻的大学者，一位机智敏捷、口谐辞洽的名士，一位长于目录学的编纂学家，一位喜谈狐鬼的文言笔记小说家，一位著名的文论家、史评家与诗人，对他同时又是一个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家的地位，却少有注意。《纪昀评传（上下）》以纪昀曲折起伏的人生经历为经，以其涵盖面广阔的文化思想为纬，以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的特定形态为大背景，不仅系统展示了纪昀的精神风采与思想特色，对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定地位加以重新厘定，而且透过纪昀思想的述评，对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的精神潮流，提出了创新的见解。

《纪昀评传（上下）》由周积明编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序

导论纪昀——一个古典文化穴结时代的代表型人物

 生 平 篇

第一章 从“神童”到庶吉士

 一、带有神异色彩的出生

 二、少年神童

 三、科举途上

第二章 初入翰林

 一、侍从在君主身边

 二、“四度执文柄”

 三、交谊戴东原

第三章 谪戍乌鲁木齐

 一、漏言获遣

 二、在乌鲁木齐的日子里

 三、《乌鲁木齐杂诗》

第四章 重返翰林院

 一、诏还京师

 二、再人翰林

第五章 修书四库馆

 一、四库馆的总纂官

 二、夙兴夜寐的日日夜夜

 三、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

 四、《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化内蕴

第六章 晚年生涯

 一、备极荣崇的“国之大老”

 二、《阅微草堂笔记》

 三、终老宦场

 思 想 篇

第一章 “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

 ——纪昀的经世价值观念

 一、“古之圣贤，学期实用”

 ——对儒学务实传统的认同

 二、“以实心励实行”

 ——“实学”本位的价值取向

第二章 “攻击社会”与“神道设教”

 ——纪昀的社会思想

 一、借狐鬼之言以“攻击社会”

 二、“神道设教”的社会整合思想

第三章 “数百年风气之衰，纪氏之过也”

 ——纪昀的理学批判

 一、理学批判之一：性理之说，虚杳无本

 二、理学批判之二：“崇王道、贱霸道”，“窒碍难行”

 三、理学批判之三：“存天理、遏人欲”，“不近人情”

 四、理学批判之四：道学家“外貌麟鸾，中韬鬼域”

 五、理学批判之五：朱子一说，不能律天下万世

第四章 “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

 ——纪昀的西学主张

 一、西洋科技“实有益于民生日用”

 二、西学源出中土

 三、“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

第五章 “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 学术，高挹群言”

 ——纪昀的学术论及其对学术文化的大总结

 一、学术理念与文化保守意识的二重变奏

 ——纪昀关于学术文化运行规律的思考

 二、“公之学在于辨汉、宋儒术之是非”

 ——纪昀的经学思想

 三、“所重乎正史者，在于叙兴亡、明劝戒、核典章 ”

 ——纪昀的史学思想

 四、“晓岚论析诗文源流正伪，语极精”

 ——纪昀的文学论

 五、简短的小结

第六章 “自古论者对于批评用力之勤，盖无过纪氏者”

 ——纪昀的批评方法与批评风格

 一、传统批评方法的集大成

 二、“儒者气象”的批评风格

 余论

索 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纪昀研究论文索引

后记

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十五日午时①，纪昀诞生于河间府献县（今河北献县）崔庄对云楼。

关于纪昀的出生，长久以来，流传着种种神奇的传说。

坐落于河北省中南部淦阳、滹沱河畔的献县，位处黄河人海的九河故道，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往往一雨成灾，汪洋成巨浸。人们传说，就在这巨浸中，有光怪出没于其间。纪昀出生的前夕，纪昀的祖父纪天申恍惚梦见一道火光闪人对云楼，于是人们口口相传，将纪昀称为灵物托身②。

另一种传说也同样有声有色。

献县一带自五代以来便流传着驱赶火精的习俗。据说，火精乃女性，每次皆赤裸着身子在火光中现身，人们一发现，便敲打铜器，驱逐她离开。就在纪昀出生的这一天，火精又在崔庄出现，人们一边敲击铜锣，一边吼叫追赶，当火精逃至纪家门前，竟径直闪入门内，踪影全失，大家正议论纷纷，纪府内忽然传报纪大人生了一位小公子。细看初生婴儿，耳垂上依稀有穿过针孔的痕迹，双脚也特别白嫩尖小，仿佛曾被布帛缠过。人们不由猜测纪昀为火精转世。这一说法从此为献县父老所津津乐道。

无论是光怪化身还是火精转世，纪昀的出生看来都与光与火有关系，这便是他得名为“昀”的由来③。

当然，以上关于纪昀出生的种种传说只不过是洪荒时代个人图腾意念的流波遗韵。这种意念相信，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图腾，它以神秘的灵力，控制着人一生的命运。这种意念还相信，个人图腾与生俱来，当它降世时，常常有多种形式的兆符出现。吉祥或神异的兆符预卜着这孩子必有来历，将来定为人中俊杰。围绕纪昀出生而出现的种种神奇兆符之说，正旨在说明纪昀学问之淹博与享誉之荣盛绝非偶然的侥幸，而是自有一番来历和根源。  纪昀虽然不是什么光怪化身或火精转世，但他自童年时便具有某种生理异能，这种异乎常人的秉赋就是夜晚在漆黑的暗室中两眼炯炯有如电光，视物有如白昼。关于这一点，纪昀本人在六十九岁所写的《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曾有如下自述：

余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七八岁后渐昏阍，十岁后遂全无睹。或半夜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十六七岁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盖嗜欲日增，则神明日减耳。以纪昀当时年近古稀的高龄、人品、学问和地位，当不至编造如此故事以自高位置，更何况当代人体生物学已经越来越肯定地指出了人类多种形式的特异功能存在的可能性，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和报导也频频见于今日报端。因此，对于纪昀异能之说，我们既不必笃信无疑，也无须斥为虚妄。然而，无论如何，当纪昀暗中目如电光的说法传开，那些关于他是光怪、火精转世的传说也就更为纷纷扬扬、绘声绘色。

二、少年神童

纪昀的出生地——河北献县是一块浸润了古老历史的土壤。西汉初年，景帝刘启之子刘德封邑于此，称为河间王。今天献县河城街便是汉代河间国都邑所在地。西汉以降直到南北朝，献县一直是王封之地，在这里封王为侯者多达数十人，至今犹存的大小七十二座古墓透过莽苍的烟云向后世默默昭示献县历史血脉的古老以及昔日的气象。丰厚的历史遗存，吸引历代文人墨客流连于此，他们低首徘徊，在“思往事，愁如织”的咏唱中寄托寂寞的宇宙意识与孤独的历史感①。

献县又是一块文化深厚的土地。立河间国于此并在死后因“聪明睿智”而被谥为“献王”的刘德是一位在中国文化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德传》如此记载他的文化活动：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刘德所在的时代，中国学术文化刚刚经历了秦始皇文化禁毁的暴虐扫荡。当此之际，刘德亟亟搜求抢救文化典籍，振复学术，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其功绩不可磨灭。咸丰七年刊刻的《献县志》与乾隆二十六年修纂的《献县志》宣称：“秦火而后，文学之风实自吾邑开之。”“诗教始于河间。”其言虽不无炫耀意味，但也大体合乎实情。无怪乎唐代诗人张继要作诗对刘德热情赞颂：

汉家宗室独称贤，遗事闲中见旧编；

偶过河间寻往迹，却怜荒冢带寒烟；

频求千古书连帙，独对三雍策几篇；

雅乐对兴人已逝，雄歌依旧大风传。①张继的诗作对河间献王在汉初文化复兴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充分加以了肯定，而献王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实学学风也给生长于斯地的文化人以深远的影响。P2－5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认认真真地研究了好几年纪昀，最后，终于撰成这部三十万字的著作。搁笔之际，心头不由袭上一阵惶恐，我想起纪昀关于文化隔离的一段睿智议论：“古之人去今日远，其沈思奥义类非后人所解，即其句格语助亦往往与今日殊。后人所赏未必古人之自赏，而妄砻其瑕不亦傎耶？”确实，在纪昀身后近两百年的时代文化氛围中去研究纪昀，笔者终至无法跨越横亘其间的时问隔离，去完成纪昀所期待的“儒林公评”①。

然而，文化研究的出发点，终非客观的还原式的理解，同样，文化研究的目的也不在于追求“真实的复原”。对前哲的反思性观看总是基于现实的兴趣，系乎“当代生活”这一宏大而生气勃勃的主体，而我们对于包括纪昀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研究，正是旨在通过对传统的当代性理解，去审视民族精神曲折演进的轨迹，开拓时人及后人的精神视野，进而将前贤的思想创获点化成新文化创造的“灵感的源泉”。从这一意义上言，尽管这本《纪昀评传》尚十分粗糙，也乏于大方之家那样的雄厚笔力，但它毕竟是关于纪昀并尝试透过纪昀研究观看中国古典文化总结形态的第一本专著。故笔者不揣冒昧，将它奉献给广大读者，无论大家作出怎样的评判，我都是愿意洗耳恭听的。

在这里，我要感谢为本书写作提供多方协助的朋友们。本所资料员陈利媛辛勤搜集了近六十年来纪昀研究论文资料，并编制成索引，附于书后，从而大大丰富了本书的信息量。在北京进行学术访问的本所肖放，竭诚为我查询有关阅微草堂的资料，使本书内容更为丰满。北京电视台国际部的钱丹丹不仅与我在电视片《中国历史名城——北京》的制作中有十分愉快的合作，而且专程前往晋阳饭庄，为本书拍摄“阅微草堂”旧址。为本书拍摄纪昀手迹照片的是本所范正宇与湖北大学电教中心的周德实。湖北大学外语系的冯可云小姐热诚为本书撰写了英文提要。友人李铵也在查询资料方面给我提供了诸多帮助。我常常感叹，在我这一生中有二大幸事，一是能遇上冯天瑜这样的好老师，二是在我身边有一群相濡以沫的好朋友，没有他们，我这一生无疑将黯淡得多。这里还需要特别致谢的是本书书稿审读人伍贻业先生。在初审拙作后，他提出了不少中肯意见，我由衷钦佩贻业先生对古代典制与典籍的娴熟，更佩服他学术的严谨、思想的透彻以及对问题的把握力。在他面前，我深感自己学识浅陋、学力不足。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为包括本书在内的整套丛书做了大量辛勤的、有效率的工作，对于该中心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尤其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傅江女士我深怀敬意与谢意。也许，这里列的名单太长，然而，对于所有曾给予我指导和帮助的师长和朋友，我总是发自内心地深怀感谢，这样一种书生旧习，大抵是终生不会改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