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是医治思想疾病的最好药方。在历史中，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人类经历的记录；在这些记录中，人们可以给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找到经验和教训，把好的事情当做典范而防止卑鄙腐败堕落事件的产生。本书历史逻辑清晰，理论概括精当，以历史事件为主体，叙事翔实，是一本近来少有的历史通俗之作，也是继《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之后又一部历史通俗化力作。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讲述老百姓看得懂的历史！

本书是一部通史点评型的通俗作品，以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特定人群及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如皇帝雇凶杀权臣、对妇女的摧残刑罚等等。通过历史描点，努力勾勒出一幅“温柔的血腥”画卷。在温柔，的君臣父子、勤政爱民、忠君报国的道德面纱背后，存在惊人的血腥：皇权集团在社会顶端同时奴役官僚与草民两大群体；官僚群体又在利益分配中表现为上欺皇权、下压百姓的贪婪本质；而草民社会总是在默默承受中等待着极限的到来，推翻皇权。

皇帝篇

第一章 秦始汉高又如何

一、寡人之疾在心里

二、盛世君王患“疯病”

三、皇帝性生活关涉王朝变局

第二章 面对权臣与面对外邦

一、当政治玩具的滋味

二、多种贿赂策略

三、怎样和外族人论辈分

第三章 训导机制失灵

一、压抑下的放纵

二、给坏蛋们一个狂欢节

三、玩它个天昏地暗

官吏篇

第四章 反腐败：历史不能承受之重

一、“不肩好货”的理想主义

二、皇权与兵权的交易

三、中国人的“在礼病”

第五章 官场大超市

一、粮食时代的事情

二、古代的文凭混子

三、个体品质的悖论状态

第六章 把国家当做筹码

一、谁能长得前后眼?

二、一个奇特的历史公式

三、是赌场也是屠宰场

草民篇

第七童傻子还是少了磐

一、惠艮机制：儒不足还有佛

二、女性受压抑的历史

三、启蒙的无奈与负效应

第八章 民有三死

一、法死：恶法杀人人如草

二、战死：草民作为国家的赌注

三、饿死：没有粮食吃人肉

第九章 成本昂贵的简单复制

一、被不良分子损害的国家

二、暴力革命的后遗症

三、沉重的历史反省

全书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搜书，写书，出书

不过，母亲的不检点始终是他心中的阴影，所以他决心用不立王后的形式来限制自己的妻子们利用权力谋求婚外性快乐。他的心理对女人过分敏感。公元前219年，他过长江支流湘江，渡到‘个叫湘山祠的地方，遇上了大风。他以为本地的神仙在作怪，就问随行博士：“湘君是什么神?”博士答道：“据说，是尧帝的女儿娥皇与女英，也是舜帝的妻子，葬在此地，成了湘神。”①秦始皇不听便罢，一听就怒火三千丈，他下令：“调3000名犯人，把湘山上的树都给砍了，让山变成赭色。”

所谓“赭其山”，就是把植被全凿去。通过这一极端行为可以看出，他是个心理疾病十分严重的人，何况至高无上的权力又便于他发泄呢!

心理疾病严重的人再怎么用药，也难见其效。

为了长寿，秦始皇坚定不移地求仙药、找秘方。就在他下令伐湘山之树即“赭其山”那一年的早些时候，他听从了术士徐福的进言，派出了童男童女数千人到海中的三座神山(名日“蓬莱、方丈、瀛洲”)求仙药。虽然徐福一去不复返了，但他还没心灰意冷，七年后再次组织求仙即寻找长寿秘方活动。

与徐福的逃逸不同，本次活动纯粹是一场政治阴谋。

一位姓卢的儒生对秦始皇说：“我们这些做臣下的人常为皇帝寻求奇药仙人，结果收获不理想，因为有些怪异的东西损害了奇药仙人。要是皇帝不张扬行止，就能避恶鬼，恶鬼不到，真人就到。真人是什么呢?他们入水不化，火烧不燃，能在云气之上生活，与天地一般长寿。现在皇帝治理天下，心里不静，操心过度。为了静心，乃至求到不死的仙药，皇上的行止就不能让人知道。”

秦始皇满足了卢生的要求，开始隐匿行踪。凡有泄露皇帝行踪的人，一律处死刑。他不仅约束他人，而且也严格要求自己，他不再自称“朕”，而代以“真人”。

在稳住秦始皇后，另一位姓侯的儒生与卢生密议说：“始皇这个人生性凶狠，又自以为是，专门任用狱吏而只让儒生装门面，七十个博士于国无用。他又自己专权，天下大小之事尽由他一个人决断，太贪权了!别说没仙药，就是有，也不能给他找!”

于是二人逃亡，隐藏起来，不见了踪影。当秦始皇得知被卢生欺骗后，勃然大怒，让最高法官逮捕了几名儒生，刑讯逼供，穷追猛治。儒生们抗不住酷刑，胡说八道，四处牵连，其中“证明”有重罪的460人全被活埋了。其余大部分(“轻罪”的)就发往边境，以囚身从军。

这个决策引发了父子矛盾。他的大儿子扶苏批评他处置失当，被以监军的名义派到北部边防军蒙恬部队那里去。

随着父子矛盾的发生，随着扶苏与蒙恬悲剧的开启，秦朝离灭亡不远了。

在处理完卢生逃亡案、扶苏异议案两年后，秦始皇在遗憾、忧郁、劳累中死去了。  他的确是被累死的，因为他认为只有勤奋地工作，才能使自己统一起来的大秦帝国万世不衰。他的群臣把他没节制的工作狂状态写进了歌功碑文，作为一种德行来歌颂。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巡幸芝罘山(今山东烟台东北)，刻立石碑，以纪功德。碑文有云：“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公元前210年，也就是他死的那年早些时候，秦始皇巡幸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又刻碑文，再纪功德，碑文有云：“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别人的吹捧，也成了累死的原因之一。劳累得到了群众的认可，石刻也给了自己以安慰，但是在他心头总有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母亲的性放纵。他不便直说什么，只用一种政治理想宣示出来。在会稽石刻中，他说(当然是他的本意而由臣下格式化表达了)：“饰省宣义：有子而嫁，信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后世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不由分说地把他的政治与孑L丘的道德观念对立起来。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至少对待女人问题上，他们不谋而合。孑L丘在鲁短暂执政，大行男女之防，以至于分道而行；秦始皇则立碑如法，对犯淫的妇女剥夺了法律权益，实行“杀之无罪”的方法。

秦始皇是掌握政权的孔丘，孔丘是掌握教权的秦始皇。

孔丘太空茫了，秦始皇太苛刻了。在他们之间的战国时期，性问题根本不是个“事关教化”的大事，即便到了汉代仍无所改，比如吕后在刘邦外出征战的时间里自己就找了一个相好的男人。这个男人后来还封了侯，在刘邦死后他干脆就成了吕后的后老伴儿。不仅如此，性问题在政治文献中也是没必要回避的事情，如秦始皇的祖奶奶宣太后②就曾与外国来使公开以性问题引喻国家战略。她说：“妾事先王(丈夫)时，先王把大腿放在我身上，我觉得很重，承受不住。但是，当先王把全身都压在我身上时，我反而觉得不重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承受的面积大了!”虽然说的是全面战争要比局部战争反而更有利于国家，但以性事谈国事且是接见外国使臣，也是平常之事。秦始皇应当知道他祖奶奶的开放，以及这样的开放思维给秦国带来的好处，但一轮到现实问题，他就“没了历史观念”，反倒是一派尊严追求。或者说，他所要防止的不只是母亲淫乱事件的再翻版，也等于把祖奶奶的性开放遗风给煞住了。

秦始皇活得确实太累了!

也许有鉴于他累死的生活经验，他的接班人二世胡亥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绝不想以天下为镣铐①，在认为已经处置完潜在的政敌后，玩了起来，不视不听，把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全部下放给太监赵高，直到亡国。如果二世是因放纵自己而死，那么还不至于在历史上留下太负面的形象，关键是在权臣的逼迫下自杀的，才成了“混蛋”的代表。

发动逼他自杀的那场政变的人正是他最信任的人——赵高。

P6-9

        自序：片面的深刻与文明的自省  中国文明之为狭义上的文明，概发于汉而定于唐。汉承秦制，在政治硬件方面除了将郡县制改为封建制外，余无更张。至于儒学真正成为法定意识形态，已经是西汉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事情了，至东汉，儒学乃大为兴盛。然而，儒家那套礼义制度或日转化为礼仪廉耻的文明意识，在东汉结束后，遭到了无情的颠覆。从公元220年曹丕强行推演尧禅舜继的古装戏，把汉刘家想作傀儡都不得的刘协赶下台，到公元589年杨坚初步统一，中国自秦以来大一统的天下为此付出了三百多年分裂与战乱的代价。

唐朝兴起，有鉴于儒家文明边际效用递减的史实，认准了佛教。于是，发微于东汉，形成于南北朝的本土化佛学，在唐大为兴盛。

佛家把儒家礼义廉耻的复杂程序化简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通俗准则，从此，中国成了儒佛交融之国。但是，无论“礼义廉耻”还是“立地成佛”，都没有能使我们的文明真正地健康发展，反而是灾难愈加深重。

也许这种评判是片面的深刻，但是在儒家的朗朗书声中，在佛家的念念佛语中，真实的世界实在是残酷不堪，甚至残酷得有些滑稽。

文明的温柔背后有太多的血腥史实。有的是在彬彬有礼下的算计，一如后世《增广贤文一法通》上所说的：“当面叫哥哥，手里摸家伙。”有的则干脆是无情的吞并与狂暴的杀戮，一切都化筒为“武力”二字．八王之乱、五代十国、扬州十日不都是狂暴杀戮的缩略语吗?还有，在文明驯化的核心理念里，又派生出无情的愚弄与压制，妇女的地位卑微与被压抑而成的狭隘，成了我们这个文明的残疾。西方哲人说过：“一个好母亲顶得上一百个好教师。”②这话至今约有近200年的时间了，与我们文明中的“夫为妻纲”相比，实在是稚嫩了一些，但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母亲缺失的危机”③。

在片面深刻的“场景”下，我们也实在地看到了文明衰退冗长的悲剧。如果我们无心按大部头史学经典那样来复现历史，不妨以剪辑的方式从历史中抽取片断。在我们引以为历史骄傲的唐朝，一位端坐在合法继承来的皇位上的人，表面上口口声声地称扶他上台的老先生为“尚父”，比作周朝的姜尚(子牙)，但他又忍受不了尚父的专横。无可奈何，他收买了黑社会，以行窃为名，到尚父家里干掉了这位碍手的权臣。皇帝雇佣黑社会杀人成了历史上的奇闻。虽为罕见，但也表明了皇权与官权是处在互相博弈的状态，而不采取雇黑方式除掉权臣(且不分什么忠奸)，那就得使用阴谋，罗织罪名，栽赃陷害。

雇黑的皇帝叫李豫，被杀的权臣叫李辅国。在整个历史中，他们也只是“现象学上的符号意义”；同样，使用阴谋除掉岳飞的赵构与近乎政治盲人的岳飞，也只有符号意义。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抽象出许多道理。

还是在我们引以为文明荣耀的唐朝，一位由原来反叛者而来的“忠臣”把他的主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几乎重演了董卓的一幕。被迫从长安迁都洛阳的皇帝对向他献上崇拜的百姓说：“别叫我天子了，我已不是你们的皇帝了。”他说的对，几个月后，他就死在了权臣手中，又过了几个月，他最后一个儿子和老婆也被“处理”掉了。

那个唐代的董卓叫朱温，那个连汉献帝下场都没捞到的皇帝叫李晔。

故事尽在书中，在此无须罗列。

再看官与民的关系，“中国第一县令”黄梅像他许多同行业前辈一样，遵守着一个行规：除不要脸以外，其他什么都要。黄梅开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政府打给农民的收粮白条，作为“中国第一县令”，他创造了一个奇迹。当农民拿条子换钱时，他再狠狠地扒你一层。好在黄梅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而不是唐朝的黄巢时代，否则他会被急红了眼的草民给吃了的!为了钱，这个文人出身的官员竟然在母亲猝死后继续唱大戏。结果，为礼教所不容，道德风波引出了经济问题。他竟然用谎言维持了在一个县十多年的统治，被治傻了的老百姓没一个敢告他。在他案发后，几乎没人敢给调查人员作证，因为在明代早就有如王艮那样的明白人告诉人民：忍着，千万别惹事。

道德再一次翻版成了谎言!

当然，民虽愚，并非没有理性计算成本。换言之，当他们觉得忍无可忍的时候，干脆就丢弃了最后的理性，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们无不如是，至于成功的和尚“反贼”朱元璋就不必细论了。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多么好的诗句，可惜，这只是又一次杀人的宣言。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大多是在温柔的血腥下度过的，除了战乱兵灾、旱蝗水涝，还有数不尽的人祸。在严刑峻法刀头下死掉的无辜冤魂绝不比让马蹄踏死的无辜者能够多喊一声“苍天啊!”，血光与肉泥书写与裱糊着一代又一代的“温柔的历史”。

这是怎么回事?

元代著名词人张养浩在被迫带着冤屈接受皇帝的任命后，去陕西救灾时，经过潼关，他突然找到了答案。其曲[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道：“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说战乱可以凭实力人物的良心发现得以避免或减到最低程度，愚民政策也可通过所谓的启迪民智来渐为改观，那么对妇女的残酷压抑，则是我们的文明之耻，也是我们这个文明至今缺乏母亲的根本之所在。

《水浒传》以宋史为原料，以作者所在的明代为映衬，其所写武松杀嫂、杨雄杀妻，绝非夸张，而王婆骑上木驴的酷刑虽不在官方明列的妇女五刑之中，但也是一种辅助教化工具。这种刑具，以横木上一根坚韧细杆或干脆就是铁钉朝天而竖，女犯被从高处放下，竖杆正插入肛门或阴道，直贯口腔，几日后才得死亡。

残忍不残忍?缺德不缺德7．

文明的某块基石早已让女人的阴血给浸透了无数次。

而对妇女训诫的一切伦理根源完全来自于一位女历史学家对孔圣人“唯小人与女子难养”定性的诠释。班昭的《女诫》让我们这个文明不再敬畏女人的阴部，反而使它成了权欲加淫欲及窥视癖发泄的靶子。班昭的理论核心是：“生男如狼，犹恐其旭；生女如鼠，犹恐其虎。”旭者，弱也。如果一个男人像狼一样凶残，还嫌他赢弱，那么，比老鼠还弱的女人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在温柔的血腥中，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玩国家”观念。它是一种更深度的残酷，或者说更血腥的温柔。民国以前的历史中，我们的文明虽以国家形式续存，但每在危难之际，国家就成了政治赌徒们的筹码。至于吕不韦那种史书已讲滥了的故事，无须重复了；还有，确立了伍子胥与伯鳍关系的细节，此处也不必细述。看一下唐末的董昌，你会又笑又怒，又叹又怜。他以军事实力割据，逼迫国家承认割据事实，再以巨额贡赋向朝廷索取王爵。

这笔交易最后搞砸了，结果他成了另一个玩国家高手的筹码。

这是钱缪取代董昌、世为越王的故事。

国家愈衰，玩国家者的数量就越多。北宋末年，童贯玩国家，去收复幽燕十六州，结果引得金兵进汴，赵佶父子皇帝成了北方的囚虏。南宋更加衰败，先后有韩伲胄与贾似道各玩了一把，结果本可维持的摊子全面破产!

如果童贯不是玩砸了，稍遏功利之心，也是做太监而封王的“历史人物”，他将像许多民族英雄那样图挂凌烟阁。贾似道也是如此，作为骗得荣誉的“民族英雄”，他再一次在细节上颠覆了儒家的教义。什么君臣父子，连皇帝都要给他下跪。因为此前他已经制造了一个神话：没有我贾似道，这个国家就玩不转!

官比皇帝大，这是个平常人无法想象的历史现象，而就本质来说，皇帝与官员无非是政治市场的交易者，他们要从事各种条件下的交换。在皇家供给资源相对紧缺之时，也就出现了“不要脸的文凭”现象。多少士子为求登榜而放弃了廉耻，而即便放弃了廉耻也不见得换来认可。官场本质就是智力投资市场，所谓“千里当官，为了吃穿”，所谓“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所以，只有认清了交易本质，才可能理解乃至体谅古代官场上为什么“没有人能把反腐进行到底”的窘境。

在罗列完历史伦理化之后，要说的是写作技术上的问题。首先，之于中国历史典籍丰富之状，要把庄严的宏大叙事转化成与大历史观并不冲突的细节描述，需要的是精心选材，将“正史”中的刻板描述逻辑化为“生活场景”。其次，是在正史之外尽可能多地选取为史学家所认同的笔记历史。中国历史在本质上是“半史在记”，文人笔记的丰欠既代表着那个时代文化的繁荣与衰败，也同样预示着相邻下一代历史著述的丰满有否可能。

即便是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史记》，也多取材于“野史”(笔记的最初形态)，如三代世表之写法多采用《谍记》与《五帝世谍》的材料，至于管仲晏婴的传记则多采管氏《牧民》等篇章及《晏子春秋》，凡此等等。

对古人笔记的采用，于现代中国史学家也多有所为，如著名的政治史大家周谷成在《中国政治史》中不少资料都引自“正史”以外的笔记。其引述范围之广，令人耳目一新，从郑樵《通志略》到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再到顾炎武《日知录》乃至于钱大昕之《十驾斋养新录》，不一而足。

周老先生之《中国政治史》成书于1940年，重印了四次，到1981年又出了修订版，实在为中国自民国以来少见的史学力作。它也是我的历史启蒙读物之一。另一本则是夏曾佑老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可惜的是，我只读了夏著的上册(从上古至隋朝，1933年版)。在周老先生之后，对笔记采用较有功底的非任继愈先生莫属。其《中国哲学史》(1964年版)虽有不少阶级论之“革命话语”，但其引证、考证之功确属上乘，从而使《中国哲学史》有了成为传世之作的可能。尤以引用李贽之《焚书》论《水浒传》为最著，李贽让掌国者熟读《水浒传》，并大胆预言：“否则(忠义)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

由于这段“非正史”引证，使人认识到晚明中国政治之不可救药。

中国古代笔记作者有些还是重大社会剧变过程的见证人及这个变化过程的细节观察者，其记录更贴近现实，为以后的历史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元末明初叶子奇之笔记要较明代之《元史》叙事清晰，其概由叶子奇本人亲身经历所致，如其对民谚的记录既真实又生动，印证了元末重大事变的社会心理状态。今日之新版《元史》(周良霄著)中引述时谚对元朝晚期吏治的评论，读来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所引出处就是叶子奇《草木子》笔记所记。其记云：“廉访司官分巡县，每岁例用巡尉司兵弓旗帜金鼓迎官，其音节则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强盗，亦用巡尉司金鼓，则用一声鼓，一声锣。后来风纪之司赃污狼藉，有人为诗嘲之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此类的例子还很多，哪怕只作个提纲式的介绍，也不可能在简短的前言中全部列示。至于历史笔记之采用，我尽量采用两条标准：一是已被当代史家使用过的，确实印证了时代背景，如对科举考试相关的记闻；二是对十分优秀的笔记相关条目的采用，如对《陔余丛考》中唐朝王爵滥(贱)之记、南宋将帅富奢之记，等等。

在“且述且作”的自我立意上讲，《历史上的三种人》也算一部历史笔记吧，只是每节太长了些。当然，形成3篇9章27节的整体布局也是由于我力求写一部“标新立异”的“私修巨史”之故。

作者虽于史书涉猎颇广，但恐庞杂不经，所以在本书写作结构的内含学术化即“皇帝·官吏·草民三种人政治博弈模式”之外，还用心选取了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插图，并予以文字解释。这样好像有点抢编辑工作的嫌疑，但是它至少有以下好处：一是用高度相关的图片作陪衬解释，能使读者产生更多感性认识；二是避免时下图书插图过滥且相关不大的毛病(这大多是由于作者与图片编辑沟通欠缺造成的)；其三，帮助文字编辑更好地把握史料的准确性。但一部好的历史通俗化作品需要作者与编辑更好地协作。“协作”二字绝非客套，据我以往的经验如写《中国人的误读》与《中国古代言论史》来看，编审历史书稿的难度远远大于普通作品如励志、经管类的。

以上罗列，大体说清了写作意图及本书要旨，不再多叙，敢引自居易《与元九书》结尾语，结束本序：“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綦彦臣自序于2005年12月1日

             于乡下含溪轩书房

       后记：搜书，写书，出书

中国大多数读书人对历史阅读感兴趣，对史著的研究也养活了不少人。所以，我对北京一位经商且爱读书的好友说过：“作为读书人，如果你无以糊口，那么去研究历史，写历史著作，尚足以安身养家。作为富裕的读书人，你若成了有闲者，也去研究历史，那样足以提高你的品位。”朋友当然将此奉为“名言”并告诸二子，云云。

读史书，可精读细研，求得有知；在另一端也可囫囵吞枣，“大概齐”而已。但是要想写史书，则要多加参照，不可一时兴起。因为再通俗的史学著作与文学作品也是有根本差别的，毕竟《三国演义》不能代替《三国志》，毕竟时下流行的王朝剧如《还珠格格》不能替代了《清史》，所以写史学当力求精确。比如说在本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中涉及的张耳、陈余二人的身份，你不能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是六国旧贵族，也不能想当然地把他们归人陈胜、吴广的草民行列。在以《廿五史纲鉴》上的记述为事件资料时，还要查《史记辞典》并看《史记》原文。如此，方明了张耳、陈余乃秦国曾悬赏捉拿的两位民间学者或文化流氓。二人之游士身份，高于草民又低于六国旧贵族。作为游说之士，他们以六国贵族为财富来源，故在陈胜、吴广起事之初，他们建议陈胜：不急于称王，当先封六国旧族(复国)。陈胜当初虽不听，后来亦不得不执行。由此也可见秦汉之际政治力量之格局。

既然提到《史记辞典》平常读者这么少见的书目，那就涉及一个“搜书”问题。

搜书是走向精细阅读及史学写作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搜书会促使你进入到史学写作这一行当。

有些读者朋友在与我沙龙式的闲谈中也多问及如何写历史类著作的事。应当说，包括阅读、构思在内的写作是一项很独特的精神活动，无法用一篇小文说清。此中只论一个搜书问题，或可解释我如何在2005年时在没发表任何史学专业论文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子写出了史著。

简单地说，这个过程经过了一个20余年的搜书过程，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少年时代之好史如“一贯地好读史书的习惯”是由我们这个奇怪的姓氏引起的。綦，标准音为“齐”，不在《百家姓》，而我们家乡念之为“细”。从明初移民以来(綦姓非从山西洪洞而从山东临河綦乐村迁至河北交河)，我们的姓氏中就有：“在家念细(音)，出门念齐(音)”的习惯。关于此种与山东綦姓同字不同音的解说版本也有多种。有的说是与族人纷争之故，有的说是因犯了事怕连累山东旧族之故。还有，有人说此姓本为南朝至唐代匈奴之姓，也有人说此姓本姬姓派生，乃纯正汉姓，凡此等等。

由于愿意从历史中了解这个“与自身有关的问题”，不觉间就走进了搜罗史书的行列。后来的“舍本逐末”，为自己打开了视界。不惟一般史著如夏曾佑之《中国古代史》为我倾心所爱，读之韦编三绝，而且对各类专业史也大有兴趣，举凡哲学史、人口史、改革史、性史、史学史，不一而足。

1982年，我在沧州读中专，五一放假应邀去天津姨妈家做客。表兄坚持让我转一转天津的大商场，“开开眼界”，我坚持到最大的书店看一看。表兄陪我到南开区和平街一家规模不小的书店去，我挑了两本任继愈著的《中国哲学史》(第一、二册)。收款员显然文化程度不低或见识的买此书的人都是专家学者，看了看我沧州地区财贸学校的校徽说：“你能看得懂?”我答日：“感兴趣。”表兄也大为惊诧：“你学银行会计的，干吗要读哲学。”我纠正他说：“是历史学。”

时过两年，我又从沧州书店买了第三册。这第四册就是配不上套了。1984年夏天(我已在银行工作)，回乡下帮父母收麦子(俗称“过麦熟”)。我是独子，父母不愿让我干活，只让我做做饭，跑跑道。说来也巧，进旧县城(县改市，治所另迁)后，卖镰刀的私人铺子正好在新华书店对面。买完镰刀与草帽，我进了书店。隔着柜台(那时没开架售书这一说)看到了《中国哲学史》第四册，急忙掏钱买，时价8毛5分。店员吃惊地说：“这是上边发下来的货底子，还有人要?”老店员这话是对年轻店员说的，从他的表情上看得出，不太明白一个“农村小子”为何要读哲学史。那个年代常有考不上大学(或中专)而发疯了的年轻人，但愿老先生没把我想成那一类。

1983年夏天(6月21日)我从沧州书店偶然购得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一书，并未细读，1984年麦熟时又带在身边，得了任著哲学史，真不知道该先读哪本为好。事后写打油诗记此事：“麦夜色正浓，提灯进谷城；吃谷不吐皮，再啃任继愈。”

以上罗列恐有自诩之嫌，本书质量如何还有待于读者的判断，倘使本书从版面策划、文字审校、插图安排上能胜过2005年9月出版的拙著《中国人的历史误读》，则足慰20余年之读史的苦心孤诣。

本书得以付梓，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呼延华先生、责任编辑张杰先生，还有起初与我联系的颜桥先生。虽然我与人大社是商业合作，但一个作家要找到一家像样且负责任的出版社实属非易。我也得感谢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的评论部主任许嘉俊先生，是他了解到我的写作情况，把书稿介绍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如此，才不至于我将该部书稿束之高阁。  

对于本书做出贡献的人还有我太太米洪武。她的熟练的电脑录入水平，使我免于电脑“奴役”之苦。一个优秀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个为他默默付出的女人，我不知此论是否真理，并且我也不算优秀，但我太太为我的事业的付出实属罕见。至少，在我的朋友圈子里(从泊头到北京)她都是被推崇的一位贤妻。

                  2006年9月5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