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改教三百年——一个英雄血气和不容异己的时代，政权在倾覆的火里焚烧，鲜血在弟兄们手中流淌。本书是一本图文并茂、讲述欧洲宗教改革历史的书籍。全书介绍了十五位在欧洲宗教改革历史中留下重要印记的人物，他们中间有修道士、神甫、学者、贵族、市民和社会底层的农民，他们在各自生活的阶层中，被时代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们到底给欧洲带来了什么样的未来？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和典型事件的图片，使读者如临现场，生动地再现了过去那段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历史。

资产阶级需要一种全新的教义，一个全新的神学，即人们可以一面忙碌尘土里的事业，一面轻松愉快地进天国的门。上帝的殿固然需要建造，信徒小家庭的天花板也必须装修，两者不必再尖锐地对立，而是亲密地融合在一起。

从此，耶稣在世所开创的属天的、圣洁无私的大家庭，演变成属世的、人欲横流的小蜗角。

就这样，新教改革为资本主义崛起提供了神学依据，奠定了欧美现代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的根基。在15位新教历史名人的身后，欧洲乃至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马丁·路德

乌尔里希·慈运理

约翰·加尔文

威廉·丁道尔

门诺·西蒙

约翰·诺克斯

清教徒、公理会、浸信会(罗伯特·布朗／约翰·史密斯)

雅各布·阿米尼乌斯

约翰·阿摩司·甘美纽斯

约翰·班扬

乔治·福克斯

尼古拉斯·路德维格·辛森道夫

约翰·卫斯理

乔纳森·爱德华滋

为资本主义松绑

中古世界是宁静的，有“千年如一日”的不变与稳固。历世历代过去了，地球的资源几乎没有开发，环境也未被污染。中世纪后期，许多科技发明完成了，但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腾飞。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停滞不动，不管是生产力，还是人的想象力，都似未开发的处女地。

中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欧洲大规模的资本活动都掌握在意大利银行家的手中，靠着他们的金融活动，欧洲的商业经济才得以维持。然而矛盾的是：大公教会以及其官僚体制依赖这种经济结构，而大公教会的教条和经院哲学思想却视放贷、取息及其他金融活动为罪恶之本，整个欧洲社会的道德良心也谴责这些意大利银行家。

比方，马丁·路德的经济观点就是传统的，依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马丁·路德眼中的土地，是为了出产五谷、新酒和油，绝对不是为了开发房地产。马丁·路德一生都反对放贷取利的事。重洗派更是鄙视贸易行为，他们认为一切的经济理论根本就是属地的，而信仰却是一条属天的道路，重洗派改革者巴不得回到以色列人走旷野的时候，回到那种靠天上的吗哪吃饭的摩西时代去。

可是加尔文却大胆指出说：“教会和牧师完全不理会社会经济活动，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宣扬基督精神既然是教会的责任，教会便有义务透过属世的权柄，将基督精神落实到公共政策上。”

日内瓦议会聘用加尔文，确实是独具慧眼，选对了人。议会中有人曾经担心，宗教领袖一般都谴责经济行为，提出的改革措施往往会妨碍工商业，不如直接由议会直接控制教会来得妥当。没想到加尔文上任以后，并没有斩断经济的脉搏，反而积极主动地为商贸说起公道话来。

加尔文非但不贬低金钱的作用，还把金钱上升到是上帝实现救赎计划的媒介之一。他认为教会有必要对经济问题发表意见，对全社会的福祉发挥正面的影响力。加尔文进一步指出说：“任何社会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一旦违背了社会现状，就必须重新检讨。”

资本主义的新世界观想要顺利地确立，首先必须打好它的神学基础，尤其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必须在教义上获得正面的认可。

在加尔文之前，所有的宗教改革者都没有为一个新的时代着想，没有为这个时代铺设一个小小阶梯，让它可以堂而皂之地登上历史舞台。

众所周知，新兴的资产阶级最害怕、最尴尬和最羞于启齿的一件事，就是被传统的拥有土地和庄园的贵族嘲笑为“暴发户”了。

根据大公教会传统的教义，教会的圣职远比世俗行业要来得神圣；其次才是地上的君王，然后是贵族，最后是广大的农民和工匠。商人的角色往往是负面的，特别是从事金融贷款业的人，简直是罪恶的化身。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提高了农民和工匠的职业地位，却依然压制商人，排斥放高利贷的行为。

加尔文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即“所有职业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惟有那些不道德或不义的职业应该加以禁止。”

这样，加尔文通过对职业的重新定位，为未来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奠定了崭新的神学基础。让许多“罪恶的暴发户”一夜之间得到了“上帝的批文”，有了漂亮的外衣。同时，在罪人与上帝之间，曾经风光一时的“圣品阶级”终于退进了历史的帷幕。

无疑，日内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日内瓦教会在实行中，真实地放松了对金融业的捆绑，不再在教义上谴责放贷取利的行为。日内瓦教会甚至身先士卒，积极支持商业借贷，鼓励各行各业积累资金。

日内瓦议会也相应地制定了有关借贷利率的政策和法令，包括建立了一家特别的金融机构来收取小麦和酒类的特别税。  当旧世界的商业中心和商业路线正在衰退，印度和美洲等新的经济点正在向新世界开放，金本位制度也开始动摇的时刻，日内瓦的改革无疑是新经济的解放者。

社会职业重新定义了，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概念也需要改变。

在中世纪的人生观中，肉体是败坏的，是无益的；世俗的操劳、作息和享乐都是荆棘和蒺藜，是阻碍信徒进入天国的绊脚石；基督的仆人不能又事奉“玛门”，又事奉上帝。

可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偏偏是一个在肉体上辛苦劳碌的阶级，也是一个在尘土里苦中作乐的阶级。他们获取财富的途径，不是像“十字军”那样光荣地去掳掠异教徒，而是靠流血流汗，一点一滴地累积原始资本。

如果改革教会继续强调日常生活是无益的，属世的生活方式是败坏的，那就等于从教义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的生存方式。

于是加尔文找到了公元4—5世纪罗马时期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的“预定论”(lapsarianism)神学理论，将这个深奥的神学话题想像和发挥，发展出一套“预定论”(Predestination)教义，即把一切事物的源头解释为“上帝永恒不变的预定”，甚至包括使人得救的信心。通过日内瓦教会和政府共同努力的推广，这个深奥的神学话题成了广大民众的最起码的生活常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加尔文强调，“预定论”可以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找到“根据”的：即被上帝拣选的人，在今生今世有蒙福的标记。也就是说一个信徒事业的成功与否，家庭的幸福与否，是他蒙上帝拣选的最好见证。

于是，在日内瓦教会的改革中，日常生活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规矩的道德生活、努力的工作精神和稳定的宗教态度，成了衡量一个基督徒合格与否的新标准。

这个新标准不是马丁·路德所宣告的信心的见证，也不是重洗派所强调的属灵的见证，更不是修道院崇尚的基督的苦难。

经过化装的“玛门”登场的时候，美若天使，所谓“在地如在天的美好生活”，迎合了人性中一步登天的贪婪本性。住尘世攫取暴利有了上帝祝福的外衣，选民对弃民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玛门”形成吞噬世界的力量强大的黑涮，到今日，全人类日常生活所花费的金钱，不过只占金融机器的百分之一!

对“玛门”的美化与合法化，在当年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但是随着加尔文主义占据欧洲教会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谎言说上一千遍都能变成真理，何况说了几百年呢?以至于现在的人们遇到“玛门”，还以为是遇到了救世主，因为加尔文主义已经把“玛门”和上帝混淆在一起了。

在加尔文之后发展出来的“加尔文主义”，缔造了新一代的资产阶级精英阶层，他们从“预定论”的教义中得出了一套自己的结论，即发展生产和聚敛财富越是成功的人，就越蒙上帝的恩惠，越能证实他是上帝的选民，就越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

今天所谓的西方企业家精神中，依然闪烁着加尔文思想的亮点，这些人自称工作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赚钱和养生，而是为了证明自我的价值。

任何世界观中都存在阶级矛盾。

在中古的世界观中，阶级矛盾被强烈的神权意志淡化了。

对古人来说，他的命运从出娘胎就注定了，他无论牛在谁家，是王族、贵胄、农夫还是奴隶，都被认为是天注定。一个于朝之所以衰亡，一个显赫的家族之所以没落，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们离弃了天道。于是老天把国家赐给了合乎天意的王朝，把祝福转移给了配得上的家族。然而不管怎样改朝换代，君王还是君王，贵族还是贵族，农民还是农民，奴隶还是奴隶。

只要世界观不变，固有的阶级观念也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人的角色是由老天注定的，人在地上寄居的口子也就无怨无悔，各人守好自己的本分就是了。一个奴隶家的孩子根本不会觉得命运对他有什么不公平，甚至使徒保罗在书信中也这样教导说：弟兄们，你们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上帝面前守住这身份(哥林多前书7章24节)。

然而在资本主义新世界观中，职业已经重新定位，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那么，大凡有不公平的现象出现，就是社会不公正了，而不是上帝的命定了。

P71-73

《荆棘中的火焰》是一本图文并茂、讲述欧洲宗教改革历史的书籍。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和典型事件的图片，使读者如临现场，生动地再现了过去那段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这些古老的插图，是这本书最具特色的亮点，让读者回到遥远的中世纪的欧洲，看到当年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这段遥远历史中的生动故事，更加栩栩如生了。

在当时大公教—统天下的时代里，一切的政治、经济、生活都被冠上了宗教的色彩，任何阴谋诡计也都打着上帝的旗号——马丁·路德，—个诚实而又认真的修道士，对宗教、政治、社会的腐败，提出了“九十五条”质疑，欧洲大陆的风暴顿起，宗教改革的运动从此开始。

这股强大的旋风与古老的欧洲文明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新教的众多教派，在与大公教的对抗中，顽强地成长起来。残酷的宗教战争的结局是，大公教无法扑灭新教的火焰，新教也不能彻底捣毁大公教的根基，于是欧洲出现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并立的局面，直到今日。

本书介绍了十五位在欧洲宗教改革历史中留下重要印记的人物，他们中间有修道士、神甫、学者、贵族、市民和社会底层的农民，他们在各自生活的阶层中，被时代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们到底给欧洲带来了什么样的未来?

本书以客观的角度将这些人物再现出来，尽管他们都聚集在宗教改革的大旗下，但是个人所怀的心思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结局也完全不一样。

书中作者使用的人名、地名译名，因资料来源的差异，与通行的译名有些不同，为尊重历史，本书未做严格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