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民编著的《“拨乱反正”亲历记》全面反映了拨乱反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艺、外交等，都有所反映。具有可读性、代表性和资料性。

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语言文字生动，内容丰富鲜明。作者的亲身经历，让人感动，发人深省。其分析说理，也娓娓动听。拨什么乱？反什么正？读后更加分明。

王彦民编著的《“拨乱反正”亲历记》中，任仲夷等《邓小平与“拨乱反正”》、沈宝祥《胡耀邦与“拨乱反正”》，记述作者经历邓小平胡耀邦主持指导拨乱反正的情况；宋任穷《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李德生《伟大的转折历史的必然——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江渭清《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反映中央及地方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万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薛暮桥《摆脱“左”倾思潮的束缚》，着重介绍经济方面——尤其农村改革及经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张震《在“拨乱反正”中前进》、洪学智《新的考验与挑战》，重点记述军队“文革”重灾区总后勤部的拨乱反正；张承先《教育部和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吉伟青《（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亲历记》，反映教育界的拨乱反正；吴明瑜《为邓小平起草全国科学大会讲话稿始末》、陈磊《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反映科技界的拨乱反正；黄华《外交部的“拨乱反正”》，不言自明；王光美《忆述刘少奇“头号冤案”平反》、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戴煌《感谢胡耀邦争回历史的公正》，重点反映平反冤假错案；王蒙《文联、文坛、文友及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浩然《“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马识途《这一天》、韦君宜《十年之后》、吴庆俊《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反映文艺界的“拨乱反正”；龚育之《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集中讲述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篇章各有侧重，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各方面的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亲历记》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未来的借镜，值得一读再读，其味也无穷。

1.邓小平与“拨乱反正”

2.胡耀邦与“拨乱反正”

3.在中共中央组织部

4.伟大的转折历史的必然——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5.伟大的历史转折

6.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

7.摆脱“左”倾思潮的束缚

8.在“拨乱反正”中前进

9.新的考验与挑战

10.教育部和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

11.《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亲历记

12.为邓小平起草全国科学大会讲话稿始末

1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

14.外交部的“拨乱反正”

15.忆述刘少奇“头号冤案”平反

16.第一个平反的“右派”

17.感谢胡耀邦争回历史的公正

18.文联、文坛、文友及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19.“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

20.这一天

21.十年之后

22.文艺界的“拨乱反正”

23.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

编后记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还离不开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两年关键的历史。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但是彻底消除“左”倾错误，还远远没有完成。于是彻底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迫切愿望。这种愿望的实现又经过两年时间的艰苦工作。

我记得，那是1977年3月，春回大地，乍暖还寒，我从沈阳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之前，2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的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少老同志起来批评“两个凡是”，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会后我去西山看望叶剑英同志。想听听他对解决这个问题的看法。叶帅和我谈了一会儿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认识后，对我说：“你去看看你们的老政委。”其时，邓小平同志被又一次打倒后还未平反，叶帅将他从解放军总医院接出来，安排住在西山。

一听说“老政委”，我就知道是指邓小平同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一直是我们一二九师、晋冀鲁豫军区第二野战军的政治委员，而我则一直是他的老部下，一直在他的领导下战斗和生活，对他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有深切体会的。他在“文革”中作为极“左”错误的对立面而被打倒，深受极“左”之苦，对“左”倾错误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反思，他在第二次复出之后，大刀阔斧地纠正“左”倾错误，深受人们拥戴。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都把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寄希望于他，是非常有道理的。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我急切想见到他，当面听听他的看法。

邓小平同志住的房子与叶帅的住处相隔不远。我进去时，他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他听到我来了，起身站起来，一边与我握手，一边请我就座，并问我因何到北京来。我作了答复，问了他的身体与饮食起居情况，希望他保重身体。

在近一个小时的会面中，小平同志侃侃而谈，显示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身处逆境而依然心系党和国家大事的博大胸怀。他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运动力量很大，而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人要抵制它、否定它，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真理从来都在群众的手里，有些事不论是谁定性谁处理的，终究都是会搞清楚的，都会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两个凡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听到这里，我明显地感觉到，虽然邓小平同志又一次被“打倒”，可对外界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他的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虽然至今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还在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天安门悼念活动是革命事件，人民群众的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不久之后，邓小平同志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给中共中央写信，鲜明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胜利地推向前进。”小平同志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就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出了一个大题目。

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一事被提到会议议程。会议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我们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很高兴。7月21日，小平同志在闭幕会上讲话时指出：“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还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正式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在短时间内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人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在各个领域造成的严重损失，提出了整顿和建设的任务，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在军队工作中，我们感受尤深。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时，他曾针对林彪极“左”的破坏，提出了著名的军队要整顿的方针，鲜明地提出和平时期“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1977年8月，他恢复工作刚一个月，就在军委座谈会上再次阐述这一方针，要求把它具体化。当年底，他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全体会议，针对军队建设存在的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决定、条例。1978年6月，在全军政工会议上，他要求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军队战斗力，着重讲了实事求是，指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短短一年间，他为了清除“左”的影响，把军队建设及时引导到正确轨道上来，做了大量工作。我从1973年到沈阳军区，深感忧虑的是，战略“只搞文不搞武”，出现不少“干部不会教，战士不会做”的现象。贯彻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军委几次会议精神后，我们在加强军队训练的同时，又结合军区实际，先后提出组建守备区、组建预备役师、组建合成军（即后来的集团军）等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赞同，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

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的宣传，经过深入的思想工作，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投入思想解放运动，以1978年5月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突出代表，一大批优秀文章相继发表。

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我们沈阳军区部队内同样普遍开展起来。大家从亲身经历中感受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才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才是取得一切胜利的法宝。我特意在197g年9月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坚持这个原则，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正在这个时候，1978年9月，东北大地秋风送爽，金色遍野。邓小平同志从朝鲜访问回国，抓紧路经东北的时机，深人调查东北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那些日子，我一直都陪着邓小平同志。他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上午、下午，甚至晚上，都找干部群众谈话，到工厂、农村、部队调查研究，体察民情。他对揭批“四人帮”、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等方面的情况，问得很详细，作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

沈阳，是邓小平同志东北之行的第一站。那一天，他上午到达沈阳，下午就听取了我代表沈阳军区党委关于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战备情况的汇报。他明确地提出了搞好揭、批、查的五条标准：一、最大的问题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军队的传统就是一切事情从实际出发，就是老老实实。二、看思想是不是真正统一了，要清除派性，加强团结，统一思想。三、看军队在地方、在人民群众中的观感是不是变了。四、就是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上下形成一个整体。五、把领导班子整顿好，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都要搞清楚。

在长达数小时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用了很长时间，阐述第一条标准，就是真正搞清楚什么叫真高举还是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他说，战备工作是很重要，要搞好，但是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花大力气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真正从思想深处推倒“两个凡是”，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这样，其他工作才不会搞偏。

9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后，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讲话。他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几天之间，邓小平同志在东北所作的一次次精辟论述，具有极强的震撼力和号召力，在广袤的白山黑水之间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热潮。

9月27日，我们沈阳军区党委立即用4天时间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专题研究怎样贯彻邓小平重要指示的问题。驻东北地区陆、海、空部队的党委负责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

我在会上说：“在当前，思想要跟上形势，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理解好邓副主席在全军政工会议和最近到东北提出的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实事求是这个大问题。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本来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根本原则。我党过去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都是这样认识的，都是这样做的，特别经过延安整风运动，这种优良传统优良学风在全党非常深入人心。但是，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肆意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颠倒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践踏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搞僵化了。造成我们许多同志在实际工作中照搬、照抄、照转上级指示和别人的经验，不敢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开动脑筋，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认为只有书上写了、文件上有了、上级讲了，才算数。这样，就把思想框死了，工作没有创造性。”会议中间，大家的发言非常踊跃，一致表示要认真地学习贯彻邓小平副主席的指示，把思想路线搞端正。这次会议对军区部队影响很深，实际上为后来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了很好的思想准备。

总之，拨乱反正的两年，是全党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两年，是广大干部、党员解放思想的两年，这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P60-65

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计划选题，约我编一本《“拨乱反正”亲历记》。事关重大，义不容辞。一再考虑，如何编辑？要有可读性、代表性，也要有资料性，更重要的是，全面反映拨乱反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艺、外交等，都要有所反映。尽管篇幅有限，只能挂一漏万，但也要力求全面，力求客观公正。

本编《“拨乱反正”亲历记》中，任仲夷等《邓小平与“拨乱反正”》、沈宝祥《胡耀邦与“拨乱反正”》，记述作者经历邓小平胡耀邦主持指导拨乱反正的情况；宋任穷《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李德生《伟大的转折历史的必然——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江渭清《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反映中央及地方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万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薛暮桥《摆脱“左”倾思潮的束缚》，着重介绍经济方面——尤其农村改革及经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张震《在“拨乱反正”中前进》、洪学智《新的考验与挑战》，重点记述军队“文革”重灾区总后勤部的拨乱反正；张承先《教育部和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吉伟青《（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亲历记》，反映教育界的拨乱反正；吴明瑜《为邓小平起草全国科学大会讲话稿始末》、陈磊《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反映科技界的拨乱反正；黄华《外交部的“拨乱反正”》，不言自明；王光美《忆述刘少奇“头号冤案”平反》、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戴煌《感谢胡耀邦争回历史的公正》，重点反映平反冤假错案；王蒙《文联、文坛、文友及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浩然《“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马识途《这一天》、韦君宜《十年之后》、吴庆俊《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反映文艺界的“拨乱反正”；龚育之《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集中讲述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总之，上述篇章各有侧重，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各方面的拨乱反正。

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语言文字生动，内容丰富鲜明。作者的亲身经历，让人感动，发人深省。其分析说理，也娓娓动听。拨什么乱？反什么正？读后更加分明。

本书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未来的借镜，值得一读再读，其味也无穷。

编后记此，期与读者认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急促，我们未能及时与有关作者或文章原发表书刊单位一一取得联系，我们将尽快联系并酬谢。

王彦民

2010年7月于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