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读人群 ：文学研究者
唐文治先生是晚清民国著名学者、一代醇儒，在当时政界、学界、教育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先生曾担任晚清商部、邮传部要职，熟识朝政与外事；后担任交通大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精通传统学术，并深明新学的重要性，其著述皆具明确而深远的文化关怀；倡导“读经救国”、慈孝仁义，保存国粹之余，更推陈出新，以培养具备高尚道德情操与文化能力的精英；恢复国力，延续文脉与道统。其所创立的无锡国专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唐兰、王蘧常、蒋天枢、曹道衡、冯其庸、朱东润等当代中国文史领域的杰出前辈，都是唐门子弟；对弘扬传统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值得永远铭记。《唐文治集·文集分类编年校释》是唐先生多年从政、读书、教学与生活体验的全记录，具有重大的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意义。《唐文治集·文集分类编年校释》，采用分类、编年、标点、校释的方式，对唐先生文集加以系统整理，是唐先生文集的全新整理本，唐先生一生文章基本网罗于此。所为“分类”乃在原有《茹经堂文集》文体分类的基础上，重新厘定，将近千篇文章分门别类，类目不仅标示着唐先生一生文章的类型，也暗含着他的学术观念，例如第一类“经说”，乃“道统本源之旨具在。经学乃先生学术之根本，其毕生之淑世精神，亦皆寄寓于经学撰述中，故为先生所特重”。所为“编年”即以时间先后为序编排各类文章，于此洞见唐先生思想情感之隐微之处。所为“校释”，一是根据不同版本校对唐先生文章，以提供可信、可靠之文本；一是注释文章中涉及的大量典故、人物，以便于读者阅读使用；三是释解文章写作之背景信息，以使读者更深入了解唐先生文章之内涵。本书整理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抱持着敬畏与真切之体会，对唐文治先生思想与文化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研究和诚心的认同。因而《唐文治集·文集分类编年校释》体例别裁，整理用心，是全面了解、研究一代醇儒唐文治先生思想和精神的必备文献，也是走进晚清民初那个特殊年代的珍贵史料。
唐文治先生是晚清民国著名学者、一代醇儒，在当时政界、学界、教育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先生曾担任晚清商部、邮传部要职，熟识朝政与外事；后担任交通大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精通传统学术，并深明新学的重要性，其著述皆具明确而深远的文化关怀；倡导“读经救国”、慈孝仁义，保存国粹之余，更推陈出新，以培养具备高尚道德情操与文化能力的精英；恢复国力，延续文脉与道统。其所创立的无锡国专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唐兰、王蘧常、蒋天枢、曹道衡、冯其庸、朱东润等当代中国文史领域的杰出前辈，都是唐门子弟；对弘扬传统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值得永远铭记。《唐文治集·文集分类编年校释》是唐先生多年从政、读书、教学与生活体验的全记录，具有重大的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意义。《唐文治集·文集分类编年校释》，采用分类、编年、标点、校释的方式，对唐先生文集加以系统整理，是唐先生文集的全新整理本，唐先生一生文章基本网罗于此。所为“分类”乃在原有《茹经堂文集》文体分类的基础上，重新厘定，将近千篇文章分门别类，类目不仅标示着唐先生一生文章的类型，也暗含着他的学术观念，例如第一类“经说”，乃“道统本源之旨具在。经学乃先生学术之根本，其毕生之淑世精神，亦皆寄寓于经学撰述中，故为先生所特重”。所为“编年”即以时间先后为序编排各类文章，于此洞见唐先生思想情感之隐微之处。所为“校释”，一是根据不同版本校对唐先生文章，以提供可信、可靠之文本；一是注释文章中涉及的大量典故、人物，以便于读者阅读使用；三是释解文章写作之背景信息，以使读者更深入了解唐先生文章之内涵。本书整理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抱持着敬畏与真切之体会，对唐文治先生思想与文化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研究和诚心的认同。因而《唐文治集·文集分类编年校释》体例别裁，整理用心，是全面了解、研究一代醇儒唐文治先生思想和精神的必备文献，也是走进晚清民初那个特殊年代的珍贵史料。
弁言
唐茹经先生言：‘编书之法，不外两端，曰编年，曰分类。’唐先生《紫阳学术发微自序》，见本书。乃式遵雅诲焉。大道未彰，仁义陵替，非一日也。先生仁义贤圣，文以明道，觉世牖民，怀抱慈愿，立达推恩，无非救世爱人。先生之文，遗落亦非一日矣。苟世道人心日非，则沦失相噬无日矣。今天下望治，生民其苏，而德义既在，未遗斯世；径路虽纷歧日甚，然人道不息，皆足以起衰救弊，根治病源。此先生之文，所以经天地而纬日月，贯道德而明人伦，则大同之愿，实非惘然。以故类编先生文章，编年分类而附加释注，顔曰‘唐文治文集’，所以继絶学而正民心，彰圣心以开太平，道以文存，洪致皇极。是编之辑也，岂徒俎豆圣贤者哉！
唐先生(一八六五～一九五四)，讳文治，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江苏太仓籍。清光绪十八年壬辰进士，累官至商部署理尚书，於国是商政，多所献替。复曾周历欧美日诸邦，考稽治政得失，提倡商务、实业、教育，以挽救国运於危难之际。嗣丁忧，服阕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民国肇建，改称南洋大学堂，旋称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国立交通大学，主持校政十三年。至民国九年庚申，主持无锡国学专修馆，後名无锡国学专门学院、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皆亲主讲席，无论授徒与撰述，皆贯以‘正人心，救民命’之淑世主张，义无反顾。所造济济端士，皆日後中国人文学科之翘楚。
先生着作等身，其学术，一言以蔽之，曰‘读经救国’，本‘性理学’爲体，‘经学’爲用，‘文章’则通钥其间，三者同源共贯；於本心良知，一意经世淑民，於人心与文化之根本，开啓更生之内在动力；本推恩之王道，以成就圣人之极功，大同是盼。而且身处苦难深重之乱离之世，其‘苦难学术’，爱国爱民之切，自不囿门户，而博采贯通，既汇摄传统精粹而雄视百代，复周监西法而知通方，以重现中华文化之庄严与活力。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其自任之重，形之於‘道统’之自觉、继承与开拓，其关怀民瘼之深挚，高瞻远瞩之卓识，所谓等百世之後者，‘爲往圣继絶学，爲万世开太平’，先生体证之矣。一代纯儒，接迹圣贤。时至今日，国魂之重铸，犹待先生着述之重光，意义至重。
然先生论着传世者甚富，而流布於不靖之时，未暇亲订全文，复多有披离，後人观省研读，颇爲不易。苟力所能及，则蒐集整理，刻不容缓，否则时日流逝，更添来日文献散佚之忧叹。是以整理先生遗篇，先之以文集编年校释，继之以经学、性理学、文章学等凡四种，完整呈现先生七十年治学之神髓。其不取影印原书之方便途径，而宁肯耗用大量精力与时间以整理编次者，以原刻形态纷异之故，若以原版编影，其亥虎乖舛，徒添後来者之畏难与误解。且各单品多有影印行世，则不烦叠瓦也。
先行整理文集者，盖唐先生文章寄存一生心事，爲理解先生学术精神之基础依据；其文集亦包罗先生思想、学术、文章、家庭、师友之全体，乃研究先生学行所必备者，更爲研究晚清、民国至开国时期之历史、思想、学术、政治、社会、文教等领域提供极重要之一手资料。惟《茹经堂文集》内容经历七十多年不同时期之流播，情况复杂。故先攻难，顺流以下，则董理易爲功也。否则零碎散乱，漫无体统，甚者歪曲割裂，反大可哀。况先生极珍惜文字撰作，明言‘余自十五六岁有知识以来，所作文字悉数存之’见先生《高氏中学成绩録序》(一九四一)文。，而早岁就学南菁书院，已有编集之举《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丁亥(一八八七)二十三岁条载：‘春，仍赴南菁书院肄业。(中略)是年，读书心较静细，始编録《茹经堂文集》。’。至於先生经学、性理学、文章学专着之处理，则因文集而提供更可靠之綫索。则文集之整理，於董理先生学术论着之全体，实属当务之急。本集以先生《茹经堂文集》《茹经堂奏议》《蓄艾编》《人格》《政治学大义》《国监》《军箴》《国箴》《越句践志》《演讲録》《茹经先生劝善小説》《英轺日记》《茹经先生自订年谱》等十三种爲主，辅以散见报刊杂志之单篇，先生在世梓行传世者，皆爲蒐録，爲之编年分类，校订释文，注明出处，俾可展卷按验。综核字数，已逾二百万，大体已在，然沧海遗珠，补辑求全，亦在日程。但先理其大体，光扬先生论学议政、诲人陈情之要旨，殊属关键。至於其日记、书信手稿之未刊於当时者唐先生部分日记、书信、未刊文稿之见録於王桐荪、刘露茜合编《唐文治教育文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及王桐荪、胡邦彦、冯俊森等选注《唐文治文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并虞万里、许超杰整理之《唐文治致曹元弼书札编年校録》，载虞万里主编《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十三辑(上海书店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等。，虽或见零碎辑録，若非先生当日所欲公诸世者，则待往後搜辑爲补编。求端讯末，考而核之，编次先生遗文，必先整理见存者也。
先生精擅文章之学，其《茹经堂文集》一、二编与《茹经堂奏疏》皆手订，其中体类编次，皆精心布置与安排，非率尔爲之。盖文章之学，分体乃一大关键。惟原《茹经堂文集》六编，刊刻於不同时期，内容随閲历与时变而各有偏重。如第一编‘家乘’，爲其他五编所无；六编体类各有分合。今就其已存之体类，稍加整齐。各类之中，统以年代爲序。独於‘家乘’，则遵先生遗意，以尊卑爲次，并补入‘一编’刊成之後过世家人之墓志。分类与编年，乃此全新本文集之要项。至於校文，因先生《茹经堂文集》所有六编，皆惟一刊本流传，未有重刊或别本。台北文海出版社於一九七〇年据以影印《茹经堂文集》《茹经堂奏疏》《英轺日记》《自订年谱》，遂行於世；《民国丛书》所影印收録者，亦同是本，未有歧异也。惟台北影印本因时忌而掩蔽部分内容，《民国丛书》本则有严重之缺漏，究属遗憾。凡此於整理之际，皆随文注明，并根据原刻本补足。凡引文，皆一一核对原典，注明出处。至於注释，则采《自订年谱》互证，或采先生《国文经纬贯通大义》之自评供参考，尽量以唐先生文字自证，避免歪曲失实；所涉及之人物与艰深文字，亦加注解。继絶存亡，虽规规然求察索辨，微细不辞者，盖不以小害大，全其本末，实事求是，总以保存先生文章大体爲宗旨。至於全书体统，详列於‘凡例’也。
唐先生着作之全面整理，自二〇〇一年始。陈国明博士於香港各大专院校图书馆搜集文献；欧阳艳华博士往来中国台湾、韩国之图书馆与书肆，补充增订，输入审校；何洁莹博士复蒐辑精校。皆道义自任，不辞劳苦，但尽学术承传之责，思之可感。逮二〇〇八年，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七编辑室主任之童力军先生，有整理先生《十三经读本》之邀，高义隆情，遂萌梓行其全集之意，故重加整理，以期先生之所有着述得以面世。学缘所及，二〇一四年中复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常德荣先生之鼎力襄助，提供大量先生遗文之专业信息，爲先生遗文之整理提上日程，不辞劳苦，品德之纯，精诚可嘉；见地之正，深可感佩。出版遂可得而确定焉。遂诚邀精粹学子，参与董理。张涛博士乃於上海从事《茹经堂奏议》《英轺日记》之初役，吴昊於北京帮助校理，黄生耀岷、张生婉颖等襄助，寒暑无间，皆真诚付出，不计利害，於当今急功近利之世，实属凤毛麟角，由衷铭感也。以此深信中国文化之必光大於新一代者，断无疑也。国光则反覆总校，往往日旰忘食，夜则伏案至辰星啓旦，检閲蓃讨之艰难，有非文字所能宣其万一者。惟绠短汲深，诸不当处，皆国光譾陋檮昧所致。惟窃念得爲先生拥篲清道，意亦天之厚赉也，敢不勉耶！
篇端须揭者，乃上海古籍出版社高社长克勤先生，精诚纯粹，支持无间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奚彤云副总编，善良有才，多方襄助，至於尽善，是皆学术之纯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及相关部门之同仁推荐本书申请‘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及‘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资助’，并成功获批。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与经学研究院院长彭林教授、台湾大学前文学院院长叶国良教授，爲唐先生遗集之董理面世，俱在百忙之际，提供极重要支持，古道热肠，百拜感激。台湾中研院林庆彰教授、蒋秋华博士、香港新亚研究所李啓文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国学中心主任邓立光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梁秉赋博士、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教授，皆纯粹儒者，关怀指正，诚恳无隔；足徵学术道义，无分畛域，俱怀美善之愿而比肩奋进焉。
先师苏文擢教授，无锡国专毕业者也，归道山二十载矣！国光之所以得闻唐先生学术，乃因文擢师之诲谕。本集之得以梓行，茹经先生汲汲於‘正人心，救民命’之慈愿，得以焕发於今时，信乎乃集诸善缘之硕果。文运兴伏，皆在善念之际，几微之间。先生一生以‘国文’倡，因文明道，是编之成，体统有在，先哲猷诰，得以饷世而垂诸後，是天之未丧斯文，华夏学术义命，自必发扬光大。圣道大明，人道恢张，於是基之。心哉美矣！文集云乎哉！俎豆云乎哉！
邓国光 学 丁酉春元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