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彼得、康熙为各自国家制定的发展方向和打下的制度基础这一角度，去对比分析、研究，从而说明康熙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虽在彼得之上，但在引进新技术和学习、了解外国新事物方面的远见卓识，却明显逊色于彼得。以致于中国与工业革命擦肩而过，最终“天朝大国”遭到工业革命武装起来的列强鲸吞蚕食。

此书用对比的手法，把康熙置于俄国沙皇彼得这架坐标仪上，以剖析其所思所为对其以后中国的影响。该书指出，17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23.1％，而俄国只占3.2％，可是后来的发展两国全然不同，原因就出在这两位领导人各为自己的国家制定的发展方向和构建的制度不同。中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进而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落，形成百年屈辱史，康熙也肩负有责。此书的结论本文不谋而合，可供参考。

换一个角度看康熙（代序）

第一章 欧洲的崛起与中国的衰落

　一 东、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同命运

　二 两种不同的君主制

　三 拓海政策与禁海政策

第二章 俄罗斯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比较

　一 历史上的俄罗斯与中国

　二 康熙的早年经历及性格特征

第三章 彼得与康熙的早年经历

　一 彼得的早年经历及性格特征

　二 康熙的早年经历及性格特征

第四章 彼得的开疆拓士与康熙的守士御侮

　一 彼得扩张侵略、开疆拓土

　二 康熙维护统一、守土御侮的战争

第五章 彼得大帝的军事改革和康熙皇帝的军队建设

　一 彼得大帝——俄罗斯陆海军的奠基人

　二 康熙对八旗制度的维护与改革

第六章 彼得的经济改革和康熙的经济政策

　一 彼得的经济改革

　二 康熙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

第七章 自得的行政改革和康熙的行政建设

　一 彼得的行政改革

　二 康熙时期的政治机构

第八章 自得和康熙用人制度的比较

　一 彼得的用人制度改革

　二 康熙的用人政策

第九章 彼得与康熙的文化建设及科学技术成就

　一 彼得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

　二 康熙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建树

第十章 18世纪以后，俄中两国历史发展的不同走势

后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封建剥削变成资本主义剥削”时，指出：“要了解这一过程的经过，不必追溯太远。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家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在这里，马克思认为，西欧资本主义“最初萌芽”产生于14～15世纪。到16世纪已不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而是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对西欧各国历史的深入研究，不仅证实了而且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

事实上，西欧各国在14～15世纪出现资本主义“最初萌芽”的地方，并不限于“地中海沿岸”，在尼德兰、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某些城市，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意大利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城市，主要是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和米兰等。意大利各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贸易中心，中介贸易异常繁荣。由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封建制度很早就开始解体，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早在13世纪末就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威尼斯的造船、丝织和玻璃制造业，佛罗伦萨的呢绒、丝织、印染和银行业在欧洲都居于执牛耳的地位。当时佛罗伦萨共有行会21个，其中7个大行会是掌权的集团。到了14世纪，佛罗伦萨的工商企业又有新的发展。著名历史学家乔凡尼·维拉尼在其所著《佛罗伦萨史》中记载，1338年，佛罗伦萨有200多座呢绒工场，从业工人3万多人，占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年产呢绒7～8万匹，价值约120万佛罗林。1338年全城还有20家大商店，专购外国粗毛呢进行深加工。加工后的呢布再销售本地和外地，在佛罗伦萨一地可销售1万多匹，价值约30万佛罗林。佛罗伦萨的丝织业，早在13世纪就有了一定发展。1314年，卢卡一部分丝织工人为躲避比萨的袭击而迁居佛罗伦萨，使它的丝织业和锦缎业得到迅速发展，产品闻名遐迩。在佛罗伦萨的纺织业中，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

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成功，商路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促使布鲁日、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城市蓬勃兴起，成为新的国际贸易中心。于是在尼德兰等地也出现了最初的资本主义萌芽。佛兰德尔的毛纺织业在12世纪中叶以后得到迅猛发展，到14世纪时，其工艺技术、产品质量和生产规模在全欧首屈一指。仅伊普雷城一地在1306年就生产呢绒10万多匹，从事呢绒业的手工业者，占全市总人口的半数以上，1311年有织机1500台。佛兰德尔的呢绒生产主要依靠英国的羊毛供应，使布鲁日的进出口贸易异常繁荣。到15世纪，安特卫普迅速兴起，它主要生产轻薄粗呢，从事呢绒半成品深加工。15世纪末期，安特卫普已有100多个新的手工业部门。同时，在佛兰德尔地区也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

英国呢绒制造业中资本主义生产萌芽也产生于14世纪。这时英国呢绒业中出现了分散的和集中的手工工场。分散的手工工场，一种是由城市行会中分化出来，某一行会凌驾其他行会之上，变成它们的雇主，形成分散型手工工场；另一种是由城市商人直接支配农村生产，分散完成呢布生产过程。到15世纪英国农村的呢绒包买商已广泛出现。在14世纪，英国也出现了集中的手工工场。1339年，英王爱德华三世在一份敕令中，要求保护新生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托马斯·布兰克特和其他市民，准许他们把生产工具放在自己家中。“并使职工和其工匠受雇”。英国经济史学家认为，这是一种“较大的作坊”，已经越出封建生产的轨道，开始成为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型或小型手工工场。

德国和法国，由于长期对外战争的影响，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但在15、16世纪也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早在15世纪，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就在德国的采矿业和制呢业中开始产生。恩格斯认为，德国在这个时期与其他先进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甚至在经济上还占有某种优势。法国在15、16世纪之交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到16世纪前期，手工工场在许多经济部门中蓬勃发展。马赛、波尔多、加来等大港口的造船业，朗该多克、普瓦都、诺曼底等地的制呢业，里昂、巴黎等城市的丝织业和印刷业等部门都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

上述历史事实说明，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萌芽比较普遍地发生于14～15世纪，到16世纪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代。新航路的开辟，环球航行的成功，殖民地掠夺的开始，圈地运动的展开，科学技术的进步等等，都成为资本主义时代到来的曙光。正是从这个时期起，人类文明开始发生并日益显著地显现出转折性的变化——欧洲大陆开始崛起，亚洲大陆开始沉沦，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西方开始取代中国成为人类文明的导航船。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14～16世纪，中国在丝织、棉织、矿冶、制瓷、制糖、制茶、造纸、印刷等手工业部门中。同样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16世纪的南京和苏州，出现了由大商人经营的丝绸作坊或工场，他们拥有大量资本、织机和原料，或雇佣工人在自己的工场里集中生产，或散放丝料给机户进行分散生产。广东佛山镇有织布工场2500多家，雇工多达5万余人。云南铜矿的劳动者，大部分是雇佣来的自由劳动者，苏州染纸手工工场30余家，雇工亦达800多人。这些事实表明，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之一。但是，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方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二者无论在发展的规模和程度上都有明显的区别。英国、尼德兰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大量出现于城市手工业中，而且大量出现于农业中。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手工业中也只占极小的比例，在农业中则是微不足道的。从16世纪开始，又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鸦片战争前夕也未能进入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而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萌芽却在16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已成为这些国家社会生产的一种普遍现象。英国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最发达的国家。在全国各个城镇，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都建立了许多手工工场，不少工场有雇佣工人几百名甚至上千名。克斯维克城各炼铜手工工场共有4000名手工业工人，在谢福克有5000名手工业者和工人为80名呢绒商工作。荷兰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亦得到了突出发展。特别在造船业方面，仅赞丹近郊就有60多家造船手工工场，阿姆斯特丹也有几十家造船手工工场。在阿兰，每个城市几乎都有制造啤酒的手工工场和榨油的手工工场。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意大利，这时仅在米兰一地的纺织业，就有几百家大手工工场。法国的纺织手工工场遍及全国，其它行业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也获得迅猛发展，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夕，全国已有几十万个手工工场。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方面的发展，最突出的典型是英国。自15世纪末，一部分地主和商人开始把一片片公用地、沼泽地、耕地围圈起来，雇佣经营或出租，使之变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和牧场。

和西欧相比，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仅规模小、程度低，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大不相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仅限于东南沿海一小部分地区和很少一部分行业，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极为有限，始终不能促成全国性的普遍的社会化生产力的形成，更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

而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则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15世纪末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西欧社会生产力水平普遍提高，社会产品成倍增长。尼德兰这个不大的国家，人口仅有300万，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却使它拥有大小城市300余座。其中，安特卫普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它的港口有时停泊着2500艘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城内有各国的商行和办事处千所以上，每天参加交易会的外国商人就达5000至6000人。航海业方面，据1560年统计，全年仅通过杜德海峡的尼德兰船只就有1400多艘。捕鱼业方面，尼德兰每年有1000多只船出海捕鱼。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英国的发展，使英国开始成为西方国家中社会生产力发展最快、最典型的国家。从16世纪开始，英国工业各部门有了迅速的发展，新的技术和先进工具普遍采用，社会产品急剧增加。采矿业在矿进排水中采用了空气泵，使全国的采煤量在1551年至1651年的一个世纪期间增加了13倍，达300万吨。铁的开采量大约增加两倍。铅、铜、锡、盐的开采量大约增加了5至7倍。炼铁业改良了鼓风箱，17世纪初炼铁高炉增加到800座，铁产量达到200万吨。造船业、陶瓷及金属制品生产都取得了重大成就。随着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英国纺织行业的发展，羊毛加工业在英国广泛建立，羊毛织品主要品种有20多种，贸易和关税总额在17世纪中叶比17世纪初期分别增加了1倍至2倍。

法国、德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虽稍差于英国，但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巨大发展。

西欧国家资本主义萌芽不仅促进了西欧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导致了社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以及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最终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中国脆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则恰恰相反，它不但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作用甚微，对中国封建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思想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的影响也不大，因而当西方封建经济趋于瓦解、资本主义浪潮汹涌激荡的时候，中国社会依然在自然经济的古道上徘徊、停滞。

P2-8

换一个角度看康熙(代序)

赵新社

康熙，仅凭史家一句“康乾盛世”誉论，便可居人所仰视尊位，更何况其在世之年，已为时人心目之中的“圣明大帝”。

然而，突然有人著说告世人：中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进而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落形成百年中华屈辱史，康熙皇帝也肩负有“责”。

两说反差之巨，令人瞠目。

本书——《康熙皇帝与彼得大帝——康乾盛世背后的遗憾》用对比手法，而不是逐事写真的历史演义法，把康熙置于俄国沙皇彼得这架坐标仪上，以剖析其所思所为对其以后中国的影响。

1700年前后数十年，是对形成世界工业革命有重大影响的时期。而在这段重要时期，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对经历惊人相似的皇帝——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和中国大清王朝的康熙大帝：

在位时间：彼得大帝，1682～1725年。

康熙皇帝，1662～1722年。

自主理政：彼得始于1689年，在登基7年后掌权。

康熙始于1669年，在登基7年后掌权。

“托孤”经历：彼得1682年即位，因冲龄践祚，由其姐索菲娅摄政。1689年，索菲娅策反企图杀彼得不成，随之下台，彼得从而开始亲自理政。

康熙1662年继父位，因年幼，被遗诏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因鳌拜骄横跋扈，恣意妄为，16岁的康熙于1669年铲除鳌拜，开始自坪朝政。

在这一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经济大国，强于俄罗斯。下面的数字可说明这个问题：17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值的23.1％，俄国占3.2％。

但后来中国为何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而俄国没有耽误这趟班车呢？

本书认为：这与彼得、康熙各自为自己国家制定的发展方向和构建的制度基础有很大关系。

彼得注意学习工业技术，在实践和制度方面敢于大胆改革和创新，为俄后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彼得在亲掌政权但国内局势还不稳定的情况下，就率众到欧洲强国考察学习，并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在英国、荷兰造船场作工，以获取在他看来对俄国的发展最有用的东西。彼得因此产生强烈的紧迫感。回国后，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干劲主持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改革行政机关、军队，建立军事工业，引入千余名各类专家，并建立众多实利主义性质的学校(数学和航海学校、海军学校、陆军学校，计算学校和居于最高地位的科学院等)，同时派出一批批年轻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学习。

彼得的作为，为俄国紧跟世界潮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能亲手建成和看到一个强大的俄国，但他的继承者们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直到目标的实现。

康熙，作为世界上治国时间最长、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皇帝之一，他留给继承者的又是什么呢？

版图扩大，国家安全进一步增强，是康熙在位时的历史性大功绩。

康熙开土拓疆的雄威，对以后清帝王的影响，不可谓不巨。在其爱孙乾隆皇帝答复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复信中的言辞中，可以看到康熙的影子。乾隆在信中说，“在统治这个广阔的世界时，我只考虑一个目标，即维持一个完整的统治，履行国家的职责；奇特、贵重的东西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正如你的大使亲眼看到的那样，我们拥有一切东西。”

不管彼得、康熙各有特色的治国方略对继承者实际影响究竟有多大，但一对史实是不容否认的。1700年至1820年，俄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远远超过欧洲和世界的平均速度，也超过了中国，达0.86％；而中国国土面积，从1680年到1820年增加了一倍，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

田时塘等写的这部著作，正是从彼得、康熙为各自国家制定的发展方向和打下的制度基础这一角度，去对比分析、研究，从而说明康熙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虽在彼得之上，但在引进新技术和学习、了解外国新事物方面的远见卓识，却明显逊色于彼得，以致于中国与工业革命擦肩而过，最终“天朝大国”遭到工业革命武装起来的列强鲸吞蚕食。

我相信，这部作品必会使读者在俄史、清史和世界经济发展史等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受益，更会使读者认识到对比研究，特别是跨国对比研究，对开阔研究视野、提高认识分析问题的水平，是大有帮助的。

在人类满怀希望迎接新世纪的第一轮红日之际，评说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的功过得失，环顾当今世界，我们倍感江泽民主席去年1月8日在会见1998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奖代表时所作的“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科技革命。科技进步日益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如果不紧紧跟上科技进步的时代潮流，必然会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因此，我们必须把握潮流，乘势而上，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重要指示——意义深远！中华儿女的历史责任重大！

从构思到成书，历时七年之久的这本书稿完成于1998年8月，后虽反复修改推敲，但限于我们的学识和水平，书中必有不少缪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赐教。

本书付梓之际，要特别感谢汪道涵会长对我们研究工作的鼓励和季羡林老先生为本书提写书名，还要感谢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宋全仁、李仙、周英华等同志为本书的修改和完善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

1999.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