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法人类学专题

法人类学专题导言：基础工作与现实关照——共同体建设与法人类学

法律人类学的嚆矢——以巴顿的伊富高法研究为考察中心

非洲学的者：评沙佩拉的法律人类学

“夏安之路”：卢埃林的法律人类学思想

网络民间法专题

网络空间中民间规则的司法认定问题研究——以“”为例

网络交台纠纷解决规则研究

论网络社台在线纠纷解决制度

学理探讨

蒙古传统的“无讼”观——以《蒙古风俗鉴》为载体

论法律渊源与法律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律师事务所分裂的因素研究

《摩西五经》中的性禁忌研究

国家空间外“山地社会”的生存策略与现代意义

少数民族传统治化归导的法理证成

风险防控视角下的民间司法信息供给路径

公共体育服各的双重面向：伦理与法治的双重糅合

跨国民间法解释的特殊性初探——以《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5条的解释为例

孝道、赡养与代际交换：一个补充解释

经验解释

“摹仿”与“套用”：清代黔东南文斗寨的契式与契约书写

唐代西州灌溉用水官民共治机制研究

礼法时代的民间法律规则体系抉微

辈分的法理

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发布制度的变迁：历程、困境与策略——基于324份样本的实践展开

论非正式规则在信用惩戒中的应用及

民间房屋租赁押金规则研究——以承租人权益保护为视角

区分原则视角下借名购房法律效力认定研究

高校教职“准聘一长聘制”改革及其前景

河南“社会法庭”制度：构能与解纷技术

社会调研

传统传承方式探析——聚焦台湾地区祭祀公业

村规民约中的罚则问题研究——基于浙江省14个样本的调研

域外视窗

对抗性法制的概念解构

孟德斯鸠论贸易、征服、战争与

大陆家地方立法与民间规范关系考察研究——以德国、比利时、日本为例

学术

法律学说司法运用研究的新境界——法律学说的司法运用》一文

第十七届全国民间法·民族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在我国，从梁治平较早提出“民间法”这一概念起算，相关研究已有25年左右的历程了。这一概念甫一提出，迅即开启了我国民间法研究之序幕，并在其后日渐扎实地推开了相关研究。其中《民间法》《法人类学研究》等集刊的创办，一些刊物上“民间法栏目”的开办，“民间法文丛”及其他相关论著的出版，一年一度的“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中国人类学会法律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年会、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年会、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专业委员会年会等的定期召开，以及国内不少省份民族法学研究会的成立及其年会的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可谓是相关研究蓬勃繁荣的明显标志和集中展示。毫无疑问，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我国民间法研究的学术成果，已经有了可观的量的积累。但越是这个时候，越容易出现学术研究“卡脖子”的现象。事实正是如此。一方面，“民间法”研究在量的积累上突飞猛进，但另一方面，真正有分量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却凤毛麟角。因此，借起草“《民间法》半年刊总序”之机，我愿意将自己对我国当下和未来民间法研究的几个“看点”（这些思考，我首次通过演讲发表在2020年11月7日于镇江召开的“第16届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上）抛出来，作为引玉之砖，供同仁们参考。

第一，民间法研究的往后看。这是指我国的民间法研究，必须关注其历史文化积淀和传承，即关注作为历史文化积淀和传承的民间法。作为文化概念的民间法，其很多分支是人们社会生活长期积累的结果，特别是人们习常调查、研究和论述的习惯法——无论民族习惯法、地方习惯法、宗族习惯法，还是社团习惯法、行业习惯法、宗教习惯法，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地方、一个宗族，或者一个社团、一种行业、一种宗教在其历史长河中不断积累的结果。凡交往相处，便有规范。即便某人因不堪交往之烦而拒绝与人交往，也需要在规范上一视同仁地规定拒绝交往的权利和保障他人拒绝交往的公共义务。当一种规范能够按照一视同仁的公正或“正义”要求，客观上给人们分配权利和义务，且当这种权利义务遭受侵害时据之予以救济时，便是习惯法。所以，民间法研究者理应有此种历史感、文化感或传统感。应当有“为往圣继绝学”的志向和气概，在历史中观察当下，预见未来。把史上积淀的民间法内容及其作用的方式、场域、功能，其对当下安排公共交往、组织公共秩序的意义等予以分门别类，疏证清理，发扬光大，是民间法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在这方面，我国从事民族习惯法，特别是从史学视角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已经做了许多值得赞许的工作，但未尽之业仍任重道远。其他相关习惯法的挖掘整理，虽有零星成果，但系统地整理研究，很不尽人意。因之，往后看的使命绝没有完成，更不是过时，而是必须接续既往、奋力挖掘的民间法学术领域。

第二，民间法研究的往下看。这是指我国的民间法研究，更应关注当下性，即关注当代社会交往中新出现的民间法。民间法不仅属于传统，除了作为习惯（法）的那部分民间法之外，大多数民间法，是在人们当下的交往生活中产生并运行的。即便是习惯与习惯法的当下传承和运用，也表明这些经由历史积淀所形成的规则具有的当下性或当下意义。至于因为社会的革故鼎新而产生的社区公约、新乡规民约、企业内部规则、网络平台规则等，则无论其社会基础，还是其表现形式和规范内容，都可谓是新生的民间法。它们不但伴随鲜活的新型社会关系而产生，而且不断助力于新社会关系的生成、巩固和发展。在不少时候，这些规范还先于国家法律的存在，在国家法供给不及时，以社会规范的形式安排、规范人们的交往秩序。即便有了相关领域的国家法律，但它也不能包办、从而也无法拒绝相关新型社会规范对人们交往行为的调控。这在各类网络平台体现得分外明显。例如，尽管可以运用国家法对网络营运、交易，论辩中出现的种种纠纷进行处理，但在网络交往的日常纠纷中，人们更愿意诉诸网络平台，运用平台内部的规则予以处理。这表明，民间法这一概念，不是传统规范的代名词，也不是习惯规范的代名词，而是包括了传统规范和习惯规范在内的非正式规范的总称。就其现实作用而言，或许当下性的民间法对于人们交往行为的意义更为重要。因此，在当下性视角中调查、整理、研究新生的民间规范，是民间法研究者们更应努力的学术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