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考证》，清王太岳等奉敕纂辑，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一百卷。
《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建立了庞大的校勘体系，正式记录在案的编纂人员有三千六百多人，抄写人员有三千八百多人，每种书都有详校、总校、覆勘、覆校、校对、誊录人员若干，管理精细，层层把关。如《礼记注疏》一书，在详校官龚骖文、覆勘官温常绶、覆校官徐立纲三人之外，还有校对官张垠、王钟泰、王瑸、侍朝、胡予襄、郭祚炽、高中、陈墉等八名，及誊录监生五十二名。除此之外，部分书籍还有专门负责绘图、篆字校对、篆隶誊录的人员。如《复古编》有篆字誊录监生郎锦驹、校对篆字官朱文震等。从中可见《四库全书》校勘过程的制度化与严谨程度。
为敦促各方流程，四库全书馆还设立了功过簿，记录覆校、分校、誊录等人员的签改情况，并提议仿照钦定经史刊本，在每卷后附考证，即将所校出的刊本、抄本错讹更正之处附载于卷末，“如仅系笔划之讹，仅载“某字讹，某今校改”。如有关文义考订者，并略附按语于下”。乾隆帝在披阅《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时，发现一首诗中“桃花”的“桃”字被误写作“梅”，未经校出，认为“信手披翻，错字自然呈露，则其它舛误处，谅更不少”，传谕将总裁王际华、蔡新、张若淮、曹秀先、李友棠交部察议，覆校、分校等员也一并交部议处。观《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至总纂官，下至誊录生，像这样因校录问题而受处分者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校勘之严苛。《四库全书考证》就是在如此严格的标准下诞生的，它是制度的、群体的智慧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