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安、鸠摩罗什与慧远都注重禅法。道安序《道地经》，称为“应真之玄堂，升仙之奥室”。他序《安般经注》，称为“趣道之要经”；又说“安般(出息入息)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也。……修行经以斯二者而成寂。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干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读这种说话，可知当时佛教徒中的知识分子所以热心提倡禅法，正是因为印度的瑜伽禅法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六神通。最合那个魏晋时代清谈虚无而梦想神仙的心理。禅的理论最近于无为无欲，而禅的理想境界又最近于神仙。道安倡之，罗什、慧远继续提倡，五世纪初期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遂倾向于禅学的方面。
看胡适《禅学古史考》及《佛教的禅法)(《文存》三集页三九五一四四八)。又僧祜《出三藏记集》六至十诸卷中的道安、慧远、慧观诸人的经序。
二、戒，定。慧，为佛法三门。戒是守律，定是禅定，慧是智慧。倘使在那个旷达颓废的风气之中，忽然产出了严守戒律的佛教，岂不成了世间奇迹？如慧远岂不是守律最严的和尚？(看《高僧传》中慧远及僧彻传)但他议论佛法，终只是侧重禅(定)、智(慧)二途。智慧即是六波罗密中的“般若波罗密”。那个时代(四世纪五世纪之间)，印度佛教正盛行龙树(Nagargam)一派的空宗，又称“中道”(madbganmaka)。他们说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假名。这一派的思想含有绝大的破坏性，有解放的功能。从二世纪之末以来，他们的经论(《般若》一系的经，《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等)陆续输入中国。这种极端的假名论(nominadism)，和中国魏晋时代反对名教，崇尚虚无的风气也最相投。所以这一派的思想不久便风靡了全中国的思想界。当时所谓“禅智”，所谓“定慧双修”，其所谓“慧”与“智”，大致只是这一派的思想。
看《般若纲要》，及《中论》等。
三、五世纪前半，出了一个革命和尚，名叫道生(死于434)是慧远的弟子，又曾从罗什受业。他是绝顶聪明的世家之弟，又肯作深刻的思想，所以能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起来，细细考校。他说：“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这是很重要的宣言。这就是说：“时候到了，我们中国人可以跳过这些拘滞的文字，可以自己创造了。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意义已得着了，那些符号可以丢掉了。”道生于是创造“顿悟成佛论”，说“善不受报”。说“佛无净土”，说“一阐提人(icchantika，是不信佛法的人)皆得成佛”。这都是革命的教义。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这“顿悟”两个字的大革命。当时的旧学大攻击道生的邪说，把他赶出建业，他遂退居虎丘。后来大本《涅粲经》到南京，果然说一阐提人皆有佛性。于是生公的一个主张有了印证，他的“顿悟成佛”论也就有人信仰了。生公的顿悟论是中国思想对印度宗教的第一声抗议，后来遂开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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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胡适诞辰121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也许是因为这样一个有点特殊的年份，胡适的名字又一次活跃在人们的视野，成为许多媒体的话题。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一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说他是标志性的人物，一是他“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季羡林语)，不仅在哲学、史学、佛学、文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声名显赫，而且在社会活动、政治领域也为人瞩目，被世人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二是他的名字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中国现代学术领域最具争议的焦点，赞者捧入云霓。批者贬若草芥。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声名鹊起之后，一个世纪以来，在每次学术界的风云变幻之中，他都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绕不开的话题。
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过许多成就辉煌的文化大师，诸如史学界的王国维、陈寅恪、钱穆；文学界的鲁迅、郭沫若、林语堂；哲学界的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佛学界的虚云、汤用彤、任继愈……这些大师术有专攻，各擅所长，以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成果，名扬四海，成为一代宗师。和这些大师相比，胡适的学术研究不免显得有些驳杂而疏浅：他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部写完，即成绝响；《白话文学史》也是写完上部，再无下文。至于他颇为自许的史学研究、禅学研究，也都随兴而起，无疾而终，不仅缺少系统与条理，而且许多结论的牵强与粗疏一直为学者所诟病。然而这些明显的疏失似乎并不妨碍他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运动中，郭沫若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胡适是“学术界的孔子”，胡适批判应该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来：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乃至于自然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这样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胡适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影响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这种悖论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回避，这种忽视或者回避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胡适解读的含糊和混乱：胡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究竟价值几何？为什么他会引出这么多截然对立的评价？在胡适去世50周年后的今天，对这些疑问的合理解答应当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胡适必不可少的前提。
这里，我们通过对胡适主要学术思想的梳理，试着为这种悖论的诠释提供一条思路或一些启发，为今天的读者认识胡适提供一些素材。
胡适一生给后人留下了数以千万字的著述，内容涉及人文科学的很多领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他所倡导的白话文理论与新文学运动。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声称：“文学革命之风气，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20世纪之初，批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当时普遍的文化诉求，在胡适之前和同时，酝酿并推动这种变革的文人很多，如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等。与这些同人相比，胡适既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也是一个勤勉的实践者。他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充分阐发了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意义，并且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为其找出了渊源。他特别明确地指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从《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五言诗、七言诗，直到小说、戏曲，“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哪一样新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这种鲜明、积极的文学史观，不仅破除了几千年来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为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提倡和发展找到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他鼓吹的“文学革命”有了广阔的前景和切实的可行性。在反复宣扬自己的观点的同时。胡适还通过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古典小说的考证以及对传统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使自己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和验证。至于他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的创作，虽然稚嫩粗糙，但作为引领风气的实践，更为自己的白话文理论提供了鲜活的范例。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得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在当时众多的喧闹中显得实在而详备、具体而生动，较之一般的号召和鼓动，来得更加真切而有生命力，从而产生的影响也就格外重大且深远。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和实践奠定了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为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格局、思路乃至命题。
同样，胡适也曾在20世纪初的中国哲学界掀起过惊涛骇浪。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蔡元培在序言中称赞它有四大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梁启超更是称赞该书有三大特点，即“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谈到对当时人的影响，任继愈说：“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新……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变革。”当时的中国。西学渐入，中学凋零，许多有志于弘扬中华文化的学者产生了很多困惑和焦虑：国学前途何在？做学问的路径何在？胡适的见解和主张恰好解除了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困惑，而这种“解除”的途径，就是新的学术眼光和新的研究方法。胡适曾极自信地说：“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件事要算中国的一件大幸。这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部书的影响。”口气之大、自信之深，国人之中确乎少有。然而，历史证明：胡适所言不谬。虽然《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完成了上部，但它第一次以明确而清晰的西方实用主义的方法论颠覆了传统中国因循了几千年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它借鉴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理论框架和方法进行中西哲学融会贯通，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立都作出了无法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之集大成者”的冯友兰，其学术观点与胡适始终分庭抗礼，但谈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也多次强调：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开创之功的。
与此相对照，胡适的史学思想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和质疑。胡适的史学理论的核心是倡导怀疑的精神，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态度和实验主义的方法。去整理、发掘古代学术思想，为现实的目标服务。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单纯以考察和证实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方法已不能适应时代潮流，必须以历史进化的眼光和以古为今的标准重新审视。在当时，历史进化论和厚今薄古的观点并非胡适的首创。严复、康有为、章炳麟等人都是历史进化论的鼓吹者，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也都提出过厚今薄古的主张。而胡适与众不同之处则在于：他的怀疑和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或摒弃。而是要从古人的思想中找出对今人有益的东西来．在符合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对古人思想做出新的评价。换句话说，整理国故的目的在于“再造文明”。按照这种思路，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从当前的立场出发。对史料进行新的组织和诠释，批判地吸取精华，从而引发合乎现实需要的历史结论。在这里，历史已不再是史料的简单堆砌，而是现实人们有思想、有目的的“重构”。胡适的史学研究完全秉承了这样的宗旨：为了证明中国无为政治和自由主义的传统，他刻意强调了老子、孔子学说的相关命题：为了推广实证主义的理论，他重新诠释了清儒考据的治学精义。这样的史学理论一改中国历来“代圣人立言”的传统观念，着力强调现实的目的和实用的态度。把阐释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变成了干预现实的工具，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开启了一代“疑古”的学风。当然，这套理论所带有的强烈主观特色和实用倾向也招致了许多批评。“把历史当做一个随意打扮的婢女”，就是对胡适史学观点众多质疑中最为人熟悉，也是最形象的恶谥。
胡适的佛教研究，实际上是他史学理论的延伸，而他的禅宗史研究又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胡适的禅宗史研究主要是围绕神会和尚的生平，整理历史上从唐朝开始到北宋时期中国禅宗发展的情况，考察中国禅的建立过程。胡适通过对敦煌材料和日本发现的材料的考证和辨析。指出正是神会和尚的努力，南宗顿悟之说才成为中国禅宗的“真宗”。胡适把神会和尚的努力视为“佛教内部的一种革新或革命”，从神会开始，中国禅宗进入了历史上的革命时期，是把印度禅转化为中国禅的时期。仔细研读胡适关于神会的一系列论述，不难发现：胡适之所以对神会在中国禅宗史上的作用极力推崇，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是因为他坚决地认为，神会给禅宗带来的改变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是带有转折意味和里程碑意义的。这种价值和作用，和胡适自许对于中国现代思想的改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用思想史的眼光、历史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禅宗史的学者。他的佛学研究不仅在国内是开创性的，而且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他在禅宗史研究中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学术界曾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直至今日也还受到相当的重视。
从上面的简单梳理中不难发现。五四运动以来，在新文化的思潮中，胡适的确有其不同凡响的地方：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从哲学研究到中西文化的讨论，在传统文化面向现代变革的很多方面，他都表现出独特的眼光和卓越的创造力；他学贯中西又不拘一隅，俨然成为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引领风气的通才。更为难得的是，在变革传统的过程中，胡适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在激浊扬清的同时，努力寻找一条基于传统而又变革传统的可行之道。他的立场可以有人反对，结论或许受到质疑，但他所提出的问题、解决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却把中国文化从原有的封闭传统带入了现代世界，把中国传统的古典学术转变成现代学术。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带给现代中国的不是几部经典的理论著作，也不是若干精辟的学术观点，更不是几句振聋发聩的口号。而是一种立场、一种方法、一种面向现代的态度。李泽厚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中国现代曾出现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巨匠以及顾颉刚、汤用彤、钱穆、金岳霖等，在学术上，都非胡适所能比拟。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远不能与胡适相比。这就是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区别。”宋代禅师法演法师云：“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说的是不要把治学的门径轻易示人。胡适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所希望且努力的，恰恰是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推己及人，“普度众生”。如果“鸳鸯”算是成果、“金针”算是修成正果的方法和门径的话，胡适自己绣的“鸳鸯”或许并不那么精美，但是他大力度人的“金针”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学术，而且在整个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
这，或许就是胡适虽然学术未为醇厚，但在许多领域依旧备受推崇的原因，或许就是胡适一生毁誉猬集，但历时百年无法被人忘却的理由。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关于胡适的思考还将持续下去。并会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认识胡适和他的思想自然成为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选编了这套“新编胡适国学文丛”。内容包括“胡适谈文学”、“胡适谈哲学”、“胡适谈史学”、“胡适谈佛学”，基本涵盖了胡适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很好地体现了胡适学术思想的基本面貌。“文丛”在内容的选择上首先注重反映胡适学术思想的精华所在，同时也力求表现其学术观点的完整面貌。因此，本丛书的编排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精心的考量：
首先是要选取最能反映胡适相关理论的代表作，如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理论的《文学改良刍议》，最先阐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著名论断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其次，除了不得已的减省之外，编者尽量全文选录，不对原文做割裂和删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有助于读者做出客观的评价。
最后，在文章类型的选择上，编者也尽可能兼顾文体、论题、文笔各方面。力求全面反映胡适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史学卷”为例，书中既选录了胡适的中国史通论《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也选入了有关治史理论《研究国故的方法》。在具体的史学问题上，则选录了《两汉人临文不讳考》等一组文章，可以让人清晰地看到胡适在史学实践中的方法运用，加上那些短小精悍的读史随笔以及胡适晚年最为倾心的《水经注》考证的文章，胡适的整个史学风貌就显得丰富而生动许多。
这样的选文安排不仅有助于读者对胡适的研究成果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而且也是对他学术思想的尊重和致敬。
当年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铭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有人认为，这段议论借用到胡适身上也有一定的道理。相信每一个认真读过胡适作品的读者，都会有自己的评价。
(作者系人文学者，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胡适谈佛学》由胡适所著，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名字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国现代思想学术领域最具争议的焦点，赞者捧入云霓，批者贬若草芥。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名声鹊起之后，一个世纪以来，在每次学术界的风云变幻之中，他都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绕不开的话题。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等诸方面，胡适都曾发挥巨大作用。但尤为难得的是，其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这里，我们通过对胡适主要学术思想的梳理，试着为准确解读胡适提供一些思路或启发，也为今天的读者认识胡适。《胡适谈佛学》通过对胡适主要学术思想的梳理，试着为准确解读胡适提供一些思路或启发，也为今天的读者认识胡适。
《胡适谈佛学》由胡适所著，胡适的佛学研究几乎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从1922年到1961年。这在学术兴趣转换频繁的胡适而言，是很少有的。这些著述，以“怀疑”为前提，以“考证”为手段，推出了许多新鲜大胆的结论。但最被学术界所公认的，也是胡适自己颇为自许的，那就是以关于神会和尚的史料的发现为核心的禅宗研究。这也为他带来很大的国际影响，而且直至今日也还受到相当的重视。所以本书的选目自然也偏重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