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隽、李肃东编著的《贺麟评传》介绍了，王应麟是宋元之际大师级的文化名人，清代朴学的鼻祖，又是《三字经》的署名人，是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值得今天中国文化界作进一步的打捞与发扬光大。贺麟先生一生著述宏富，卓有新创。贺麟一生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从中西会通的文化立场出发，把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与德国新黑格尔主义相融合，创立了现代儒家“新心学”思想体系。他还明确主张吸收基督教精神来促进儒家思想的现代化。

王思隽、李肃东编著的《贺麟评传》追踪考察了贺麟一生的学术生涯和心路历程，对其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着力进行深发掘和准确评析，旨在如实展现其纵横现代中国六十余年的重大学术建树，并揭示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立论新颖，持论公允，材料丰富，理明辞达，为近年来贺麟研究的鲜有佳著。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引言

第1章 寻根溯源：江西方文化哺育的学子

 1.1 得天独厚：从小深受儒学熏陶

 1.2 游学欧美：觅取西方哲学的大经大法

 1.3 厚积薄发：书房里的精神世界

第2章 高明识度：寻求文化融合的努力

 2.1 “全观”西方：无体即无用 无用即无体

 2.2 貌似神异：全盘西化与真正“化西”

 2.3 归本建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2.4 开出新外王：思想道德的现代化

第3章 直捣黄龙：西方正宗哲学的绍述融合

 3.1 借石攻玉：翻译价值在于华西学

 3.2 曲径通幽：通向黑格尔的两条路线

 3.3 苦心孤诣：深入黑格尔的堂奥

第4章 独树一帜：初露端倪的新心学

 4.1 纵横捭阖：思潮背景与思想渊源

 4.2 廓开风气：处处有我的哲学特质

 4.3 博大精深：谨严融贯的思想系统

第5章 众流归海：以真理所在实事求是为归

 5.1 步履维艰：思想的改变与坚执

 5.2 殊途同归：从哲学史途径追求真理

 5.3 古今并举：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嬗变

结语

附录 贺麟学术行年简表

后记

一个人倘若在他生活的转折点上，能遇上指点迷津的大师，那真是他的幸运。

贺麟就是这样一位幸运的人。

从1919年到1926年，在清华园的7年里，清华的文化氛围、同学朋友的帮助和启发都影响着贺麟的成长。然而，在清华对贺麟产生终身性影响的，是三位享有盛名的教师，他们是梁启超、梁漱溟和吴宓。可以这样说，贺麟终身事业的基础是在清华大学奠定的，而这完全得益于三位师长的指点。

在清华，贺麟的第一位老师是梁启超。梁启超是一位褒贬不一的人物，有人称他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保皇党，而一代热血青年则衷心感谢他传播西方进步文化，点燃了他们心中的革命火种。不少名重一时的学者，也以任公门生为荣，一再叨念这位大师把他们引进了中国文化的宝库。不论是贬抑，还是颂扬，有一点应当是公认的：梁启超是现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在许多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才华横溢的历史人物之。一。梁启超在戊戌时期，作为康有为的弟子和得力助手，积极参加变法维新活动，其进步性有目共睹。在文化问题上，梁启超所以能成为激励一代青年奋起的启蒙大师，是与他对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与运用密切关联的。但由于他思想和价值观的内在矛盾，使他不但在辛亥革命前与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分道扬镳，而且在辛亥革命后顺理成章地与袁世凯合作。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惰性在梁身上的反映。但不管怎样，梁启超还是这样一位才子：“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1920年春，梁启超应聘到清华讲授“国学小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初时慕名听者达二百多人，但这些学生中绝大部分都准备出国留学，所以对国学不重视，最后听众只有几人，贺麟即其一。贺麟对梁怀有深深的敬仰，把他视作自己的楷模。凡是梁的课程，无论校内校外，他都场场必到洗耳恭听。梁启超在闻一多举办的文学会上讲授中国文学，连讲六七次，从屈原到李杜苏黄，从诗词到文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声情并茂，光彩照人。梁讲文学如此，讲他的哲学根底——王阳明哲学，更是如数家珍。这位老师的博学多才，深深地吸引了贺麟，使他油然产生了“学海无涯”之感，激发了日趋强烈的求知欲。正是在这种求知欲的驱动下，贺麟斗胆造访了这位鼎鼎大名的师长，拿出一张书单请他指点。梁启超建议贺麟读戴东原的书。在梁的指点下，贺麟开始对学术研究产生兴趣。梁也喜欢好学的贺麟，经常将私人藏书借给他，其中就有焦理堂的《雕菰楼文集》。在梁师的亲自指导下，贺麟写出了国学研究方面的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和《博大精深的焦理堂》，前文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贺麟时年21岁，后文在《清华周刊》上发表。

贺麟在清华读书时，正值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几次。梁漱溟与梁启超传授知识的方式不同，不是开出长长的书单，让学生们去阅读，而是只推崇王阳明。他认为：“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不可读。”从时间上看，二梁对贺麟的教育是十分短暂的。然而，如果一个学生能以一种近于崇拜的心理去接受他所敬仰的师长的教育，那么这种教育所产生的效果会是神奇而久远的。几十年后贺麟所创立的“新心学”，显然与二梁的指点不无关系，可以说，是二梁这两位国学大师把贺麟引进了国学研究的大门。

在清华的校园里，对贺麟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有吴宓先生。1924年，任《学衡》杂志主编的吴宓，到清华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吴宓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在翻译介绍西方古典文学上颇有造诣。他在清华首次开出翻译课，讲授翻译原理与技巧，并辅导翻译练习。贺麟与张荫麟、陈铨是选修此课最认真的学生，人称“吴宓门下三杰”。三位朋友常去吴宓家拜访求学，切磋学问，彼此成了好朋友。在吴宓的指点下，贺麟译了一些英文诗和散文，并对照原文阅读严复的译作。受吴宓的影响，贺麟不仅对翻译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在翻译问题的研究上产生了自己的见解。1925年，贺麟在《东方杂志》发表了“论严复的翻译”一文，这是自严复去世以后，第一次系统研究严复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的论文。该文从选择翻译对象、翻译标准和译作的文体三个方面，评价了严复的贡献及其可借鉴之处。是吴宓并通过严复，对贺麟的终生事业起了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这绝非夸张。从贺麟后来开拓的学术事业之路，就能证实这一点。不仅如此，在翻译的风格上，贺麟也深受严复的影响。严复习惯在译著前作长序，通过长序来介绍作者的生平、思想，并表达译者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倾向。这一手法影响了贺麟。他在以后的许多译著前也冠以长长的译者“序”，对深奥或晦涩的原著作通俗的简要介绍，同时也借以表述自己在翻译或研究中的看法或体会，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译作。

在清华，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贺麟对宗教的研究。1925年，基督教大同盟在北平举行会议。对于此举，赞成与反对者皆有之。贺麟关注这一动向，并代表《清华周刊》发表了《论研究宗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文，表明他对外来宗教所持有的理性的同情态度。他认为：“反对外来宗教传播最公平、最公正、最有效的根本方法厥为研究基督教。”他强调：“对于外国的学说、主义、宗教，亦须用科学眼光重新估定价值，精研而慎择之”，“重新估定耶教在中国的价值。”十多年后，贺麟在《思想与时代》上发表《基督教与政治》—文，仍是依据上文的基本观点进行的研究与论述。贺麟对宗教的关注，亦是受吴宓的影响。吴宓在清华任教授时，不仅开翻译课程，还开外国文学课程，这就不能不涉及西方宗教。在宗教上，吴宓特别强调宗教与艺术的相通性。他认为，宗教和艺术两者皆能使人离痛苦而得安乐，超出世俗与物质的束缚，进入理想境界。在宗教与艺术关系上，吴宓认为，宗教精神为目的，艺术修养为方法，宗教树立全真至爱，智仁勇兼备，而艺术藉幻以显真，由美以生善。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从贺麟后来的文章《儒学思想新开展》中，言及儒家思想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方向开展，可以看出吴宓的宗教论对贺麟的影响。文中所谓“宗教则为道德之注以热情，鼓以勇气者”，‘从艺术的陶养中去求具体美化的道德”，“由道德进而为宗教，由宗教以充实道德”等等，都是对吴宓思想的发挥。

1926年夏，贺麟结束了清华的校园生活。从学习成绩上看，他并不是最优秀的，但他却获得了两样十分重要而珍贵的东西——良师的指点和益友的帮助。P10－13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奉献出我们的辛勤劳作，献给那些景仰、尊敬、爱戴和永远怀念贺麟的人们，也献给一切愿意在我们这个时代探求真理的人们。作为20世纪中国深邃的、有创意和开拓精神的著名哲学家、翻译家、“黑学”研究专家，贺麟其人其学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有着深长久远的影响。要对这样一位“学有根底、博而不杂、专而不窄”的哲学大师作一番公允的评述，确非易事。

尤其想到当年贺麟门下的许多学生，如今都已是中国学界的著名学者和导师，向他们奉献我们的这份劳作，真怀有一种惶恐的心理。同时，我们又充满信心：我们曾寝馈浸润于哲学17年，对贺麟又有较深切的认识。作为贺麟的“私淑弟子”，我们曾沐浴过贺麟的恩泽：我们经贺麟所译的《小逻辑》入门，迈进了哲学的殿堂；我们通过贺麟才认识了斯宾诺莎，领悟了这样一个为学做人的真谛：真正的哲人当为寻得一圆满的生活而追求真理，为追求圆满的真理而认真生活。在写此书之前，我们曾登门拜谒了贺师母，了解贺麟其人其事。之后，我们几乎搜集和遍阅了一切有关贺麟的资料，对贺麟本人的论著我们更是含英咀华，爬罗剔抉，提要钩元，深入理解，系统把握。我们力求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的是一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崇高而朴实的贺麟——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老一辈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不是被某种模式裁削过的贺麟。

我们把此视为我们神圣的责任。当然，一个人或多或少总是要透过由自己的学术素养、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认识、自己的体验所交织而成的棱镜去看待和评价他人的，这种“局限性”是任何人都避免不了的。倘若书中有不忠实于贺麟其人其文之处，理当文责自负。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愿读者也如此对待此书。

在撰写此书稿的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师友的指点和帮助。我国著名哲学家肖前教授顶着盛夏酷暑，挥汗为我们作序和审稿。贺师母黄人道、清华大学贺美英同志对我们撰写此书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贺师母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我们讲述贺麟的有关生平，并将珍藏多年的贺麟照片提供给出版社作封面之用。武汉大学哲学系郭齐勇教授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和许多宝贵的资料。在文稿将要付梓之际，向以上各位仁师和前辈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和谢忱。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及本书的责任编辑钱宏先生，他对本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于认真中渗透着友情。真诚地感谢他带病为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1994年8月

于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