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期杂志迅即激起热烈的反响，可以说，胡适还远在大洋彼岸，“文学革命”已经在批评、赞赏或同情的争辩中轰轰烈烈展开了；胡适的名字也为《新青年》的读者所熟悉。俟他回国后，看到他所提出的问题居然受到令人乐观的响应并引出很有价值的讨论，胡适也著文予以推动。在自定宗旨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用肯定的口气对他的建议作了最简要的阐述：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按照郑振铎后来的总结，这篇文字实际成为文学革命一篇“最堂皇的宣言”。以后在被朱自清誉为“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的长文《谈新诗》中，胡适又强调惟有诗体解放了，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已至山穷水尽境地的旧体诗，也才可能获取新的生机。这两篇文章连同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及同样在归国前发表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也成为胡适白话文学主张最主要的理论。

胡适这些文章集中强调了，文学必须有隋感有思想，若无真实的隋感和内容，却一味在语言文字的技巧上下功夫，其作品则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浓丽富厚的外表，抑亦未亦，也只能象征着时代灵魂的枯萎。中国传统文人一般而论由于作文章的着眼点是摆才华、搬典故、掉书袋子，确实衍出“言之无物”、“专讲对仗”，作“无病呻吟”，充满“滥调套语”等积弊。因此胡适认为要打破传统文言文积习久远而成的僵局，必须发挥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的观念，鼓吹白话文学，“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胡适又提出，中国传统文学的大病在于缺乏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志、寿序、家传之外，几乎没有一毫材料；即使是近人的小说材料也无非是官场、妓女或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这暴露出文学家不敢正视天下的悲剧惨剧，老老实实写尽天下的颠倒惨酷，而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凭空杜撰各种团圆的美满结局。于是文学作品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足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为此他又要求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必须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推广材料的区域，“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一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应在文学上占一位置，胡适相信，通过这些改革，也才能“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文学”。  就此而言，胡适的新文学理论不免予人稍嫌单薄之憾，一方面这些文章翻来覆去主要侧重于文学形式的变革，至于文学内容的改良则殊少理论上的阐释；另一方面实际的新文学创作，胡适也是“提倡有心”而“创造无力”，除了1920年3月出版《尝试集》外，别无其他可为世人称道的作品，而《尝试集》一书也被文史家认为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实在都难称高明。然而，即便如此，胡适首举义旗的文学革命也曾掀动全国，风靡一世，在民初思想学术界掀起了波涛大浪。

乍看起来，文学革命倡导的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似乎只是一种形式的改革，一种文字体裁的解放。其实，形式对内容有重大的影响，形式和体裁的束缚会斩丧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因此，用白话文替代形式至繁、文礼无数的文言文的结果，不只使读书人逐渐走出古人的牢笼而已，还有从根本上改造士人思想的具体作用。殷海光说得好，在相当的程度内，一个人运思与构思所用的工具决定着他的运思方式与构思模式，传统中国文人很少用逻辑符号及数字语言来运思与构思，其所用文言文，尤其是其中的成语，凝聚着自古以来代代相传老早即与经验世界脱节的形态。胡适等人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是一种内在思想方式的转换，促使中国读书人走出文字筑成的高楼，从远离经验世界落实到人世间。确实，提倡白话文的结果，不单只是语言形式的变革，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革变，对于新思想新精神的散播，其积极意义不可轻估，也实际为新文化运动的展开铺了路。P72－74

《胡适评传》是我的第一本书，是20多岁时的作品，真正算得上“少作”。因此，对于这本书的再版，多少是有顾虑的。最基本在于，当初开展胡适研究时，不仅见识有限，所能利用的资料也很不够。尤有甚者，自此以后，胡适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相关资料陆续整理发表，同时也出版了不少卓有影响的研究胡适的著作。在这个意义上，再版一部很不成熟的著作，恐怕也没有什么必要。

正是基于此，当出版社提出再版计划时，一开始我婉拒了编辑的好意。然而，有一个理由却是我不得不郑重考虑的。该书是列入“国学大师丛书”出版的，此次出版社考虑的是“丛书”的再版，如不能完整收入，势必会影响到出版社的计划。考虑到这个因素，才决定花一些时间对拙稿进行修订。或许这也是再版该书最重要的动力所在，那就是借此机会纠正一些讹误。三十多年前的写作，还没有进入电脑书写时代，再加之没有校正“清样”，为此该书也留下不少错误：文献之征引自也有不少阙失。故此，能利用这样的机会纠正之前的种种错误，也构成做这件事必须要面对的。为此，在出版社的帮助下，重新录入了电子文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订。修订是有限的，只是改订了印刷的错误，并纳入了后来开展相关研究形成的新的看法。要完整梳理今日所能掌握的相关资料，并消化近些年出版的众多著作，无异于“重写”。因此，尽管已花了不少时间进行修订工作，但未必能如愿。有必要说明的是，当初开展胡适的研究，是希望能够平心静气就胡适论胡适，即所谓的“还胡适本来面目”，而这一点实际上也难以做到。好在胡适研究是我持续关注的题目，后续出版的论著，如《“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对于胡适的研究既在不断拓展，也在修正过往的一些看法。

在此，也要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提供了该书的电子版，并给予我更多的时间进行修订工作。

2014年10月20日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引言胡适的出现及其学术思想的背景

第1章 渊源有自：传统与现代文明孕育的弄潮儿

 1.1 传统的乡村教育

 1.2 上海求“新学”

 1.3 思想与志业的定型

 1.4 青年时期逐渐领悟的“科学方法”

第2章 筚路蓝缕：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

 2.1 文学革命首举义旗

 2.2 “中国哲学史”的震撼

 2.3 输入学理再造文明

 2.4 “重新评估一切价值”

第3章 有容乃大：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

 3.1 国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3.2 从哲学史到思想史

 3.3 小说考证与“新红学”的诞生

第4章 海纳百川：“禅学案”与“传记热”

 4.1 禅学研究的毁与誉

 4.2 传记文学的身体力行

 4.3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晖

第5章 慎终追远：晚年的思想与学术

 5.1 五十年代的胡适

 5.2 “《水经注》案”与学术的研究迷途

 5.3 最后的辉煌

结语 但开风气不为师：现代学术的肇端及其内在的限制

附录 胡适学术行年简表

后记

再版后记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章清编著的《胡适评传》以胡适一生的重大学术活动为经，以其相关的个人生活为纬，纵论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中收人物”之一胡适的成就与失误。从胡适的求学生涯，到首倡文学改良、促成新文化运动；从撰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到整理国故、探研禅学，重番《水经注》案……凡此种种，无不贯穿着胡适终生力倡的“科学治学方法”思想；无不表明胡适在文、史、哲诸多领域内实际发挥着总结既往开拓未来而成为开一代学术风气的新典范。

本书持论公允，材料广博准确，文字平实畅达，实为近年来胡适研究的鲜见佳作。

章清编著的《胡适评传》介绍了，胡适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在现代文化史上，胡适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早在五四时期，他就和陈独秀等率先倡导文学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开辟了五四新文学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胡适也因而声名鹊起，此后几十年他一直活跃在文化教育和学术领域，成就卓著，备受海内外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