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如编著的《柳诒徵评传》介绍了,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晚年号劬堂。江苏省镇江丹徒人。17岁考中秀才,后就读三江师范学堂。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书法家。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现代儒学宗师。1914年2月,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1925年北上,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49年更名南京大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以柳诒征为南雍双柱之一的南京大学,是现代儒学复兴的策源地;以其为国学支柱的学衡派,成为后世新儒家的学术滥觞。
孙永如编著的《柳诒徵评传》以流畅的文笔,较为全面的叙述了柳诒征的生平事迹,展示了柳诒征通过刻苦自学、勤奋努力成长为著名国学大师的人生道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公正的评价了他的主要学术成就,揭示了柳诒征的学术思想、学术特色和治学精神。本书立论充分,分析中肯,观点新颖。作为一本颇具学术价值的人物评传,填补了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1880年2月5日(清光绪五年乙卯十二月二十五日),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城内第一楼街鲍宅内一小屋中,一声婴儿的啼哭,给期待已久的柳氏全家人带来了喜悦,一个宁馨儿诞生了,他就是后来成为柳氏家族骄傲的国学大师柳诒徵。
镇江,是一座具有三千年历史的江南名城。古称“朱方”,后称“谷阳”。秦统一天下后,派三千赭衣囚徒来此凿山开道,因此更名为“丹徒”。北宋以后,方称作镇江。它位居江苏中部,长江下游南岸,滔滔东下的长江与滚滚北上的运河在此交汇,给它带来了“九省通衢”的美名。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它有过兴盛,有过繁荣。自唐宋以来,定都北方的封建王朝,常常需要依赖它转输北上的漕粮、物资。繁盛的市井风貌、秀美的江南景色、壮阔的滔滔江水,曾引发无数文豪墨客的诗情。唐代大诗人李白、北宋文学大家苏轼、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都曾流连镇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李白一首“丹阳北固是吴关,画出楼台云水间。千岩烽火连沧海,两岸旌旗绕碧山”,概括而生动地描绘出镇江的山水形胜。然而,晚清时期,随着海运的日趋发达,以及西方列强在沿海通商口岸的经营,镇江作为东南漕运港口的重要地位日渐下降,市井亦日渐凋敝。只不过,以它一方都市的历史地位,以及安闲舒适的生活环境,仍为邻县乡绅和退职官宦所钟情,成为他们的寓居之所。民国建立以后,镇江成为江苏省省会。在这座古老、衰败而又似乎有所新生的城市中,豪奢与贫穷共生,闲散与辛劳并行。封建士大夫在没落穷途之下,自矜清高,以诗文自娱;暴发户在坐茶馆、泡浴汤之余,也奢谈仁义,学着比附风雅,由此,整座镇江城笼罩在一种相对保守,重传统文化教育,以习诗书、明礼义为荣的小家碧玉式的文化氛围之中。
柳诒徵的家庭是镇江城内的贫弱户。柳氏家庭如同所寄居的城市一样,是逐渐衰落的。柳诒徵的祖辈本是诗礼之族、书香世家,到了他的父辈,家道已经衰败不堪,他的父亲柳泉仅靠文墨资本,以教授学生维持全家生计,每月收入只有五千铜钱。
1885年,柳诒徵的父亲突然病故,本已贫弱的家庭,雪上加霜,失去了生活的支柱。旧社会的妇女是不能抛头露面,打工谋生的,柳诒徵的母亲只得带着他和他的姐姐,投靠离城不远的外祖父。众亲戚和慈善机构同情他母子的处境,每月接济给他们母子银元二元,铜钱二千,以作生活费用。他的母亲则每月送二元钱与外祖父,以算作房饭钱,及添补衣衫、各项零用。为了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他的母亲还做针线活售钱。这时的生活十分艰苦,长大以后,他每每回忆起这段生活,说:“小时候谈不到营养,餐时经常只有一块红酱豆腐,母亲姐弟三人赖以下饭。”这种以一块红酱豆腐佐餐的艰苦生活,一直过了十多年,直到柳诒徵考取了生员,教授学生,每月有了四十银元的收入,及多寡不等的书院膏火,才得以改善。 与母相依为命,依靠亲属、慈善机构周济的艰苦生活,不但使柳诒徵从小懂得了生活的不易,也培养了他孝敬母亲、仁爱乡里的道德风范,培养了他奋发向上、刻苦勤劳的毅力品格。他长大后,自号“劬堂”,就是取不忘幼孤家贫、母教成才、终身勤苦自砺之意。“青灯有味似儿时”,儿时是人生旅途的始发站,正是儿时的生活体验,形成了他学术体系中重孝道、讲仁爱的思想内核。
中国有句老话,“子不教,父之过”,似乎教子只应是父亲的职责。然而,事情往往不会顺着常规发展,当一个家庭的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就必须挑起教子的重任。几千年来,秉着母性的博爱、坚韧、自尊、自强、聪慧、贤德教导出忠臣义士和饱学大儒来的大有人在。远的不说,近代中国文坛上的著名人物胡适,就是由寡母教导成长的。柳诒徵的母亲正是这种可自立于天地之间的教子有方的贤能良母。
柳诒徵外祖父家姓鲍,是殷实富有的仕宦大族,有晓读诗书的家学传统。他的母亲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熟读经书,会作诗文。柳诒徵父亲病逝后,他的母亲毅然承担起教子读书的责任,每天教柳诒徵读四书五经,以及古文、唐诗等。
柳诒徵母亲将一腔母爱灌注于教子成才之中,课读严格。每天黎明,她就将幼小的儿子从熟睡的被窝中唤起,布置当日作业;晚上,在油灯旁,她一边做着针线,一边伴着儿子读书,直至深夜。如此,不管冬夏寒暑,从不懈怠。据柳诒徵自述:“自七岁至十五六岁,逐日念生书,背熟书,止有腊月廿日以后,正月半前后,可以自由看书、抄书、游戏。其余读书之日,自天明起即背书。各书不背完,不能吃早粥。”大概由于过分勤苦,十五岁时,柳诒徵生了一场大病,他的母亲怕他天亡,才减少了他的读书课程。不过,此时的他已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知识功底,养成了自觉读书的良好习惯,对中国古代文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P3-5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还是在大一时,我知道了中国近代有过一场疑古之争,也知道了柳诒徵先生。只不过,当时的印象,他是一个思想保守的复古主义史学家。
时隔数年,柳诒徵先生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名著《中国文化史》再版,我得以通读全文,对他的印象有了改观。去年,我接受了撰写《柳诒徵评传》的任务,开始对他的生平行事、学术著作进行全面的研讨,由此,更对他有了全新的认识。正是本着这些全新的认识,我写就了这部不尽成熟的书稿。
柳诒徵是一个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的学者,他的学术成果丰富多彩,他的学术体系博大精深,要准确地把握他的思想脉络,恰当地评判他的学术得失,全面地总结他的学术贡献并非易事。我深知自己的学识、功力,所以,当我接受撰写其评传任务时,颇费了一番踌躇。然而,当我想到这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在当代备受误解的历史命运,想到至今尚未有人全面、客观、公正地对他进行评判,便下了决心,不揣浅陋,去完成这个任务。
当我全力投入撰写这部评传时,我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这就是资料的匮乏。由于历史的原因,公开介绍柳诒徵先生的文章极少,而他的一些重要论著,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未予再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多方努力:走访亲朋,四处查寻,最后总算将其资料大体搜罗完备。
为了能清晰地反映出柳诒徵先生生平、学术的原貌,我也就如何规划这部评传的结构进行了认真的思索。一般人物传记,通常以年代为线索,以行事为纲目。然而,柳诒徵先生并非传奇式的人物,他一辈子埋首书斋,以著书立说见长,如按一般人物传记结构来写,非但很难生动地表现出他的人物特点,而且可能难以反映出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及其学术特色。因此,我决定先集中介绍他的生平,然后以其不同阶段的主要学术成果为线索,逐一加以评述。这样一种结构,可能有不够圆浑之感,但它比较切合柳诒徵这位国学大师的人物特征,能够系统地反映出其学术发展的脉络,及其主要学术成果的短长。
有人说,学术研究也是“遗憾”的艺术,我同意这种观点,但我决不把“遗憾”作为对研究缺失的自我解脱。我公开申言:我追求完美。只是自己的学识、功力一时难以达到完美,因此,我希望这部评传问世以后,能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教,以帮助我克服缺失,逐步接近完美的目标。
在搁笔之际,我要对业师卞孝萱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如果没有他的大力举荐,没有他的热情鼓励,没有他的热心指导,没有他所提供的宝贵资料,我既不可能走进《国学大师丛书》编写者的行列,也更不可能完成这部书稿。
孙永如
1992年11月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