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六年（1947）初春，空气中仍泛着清冷的寒气。一艘邮轮从日本横滨港缓缓启航，船在太平洋海面上行驶着，载着各色人等，推开碧波万顷的水域，向一海之隔的上海港驶去。甲板上，一位体魄强健的中国年轻人，正凭栏远眺，他方脸阔额、浓眉大眼，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透着斯文和睿智。他，便是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派往日本的特派专员王世襄。
他在船舱把自己行李中的书箱、衣物等安放妥帖后，便来到甲板上。时正红日西沉，那日气候温和，风平浪静。但有一方蓝色雾霭，正停留在稍远的海域的上空，空气中有时弥漫着一种海域上特有清香，而他也正是来呼吸这些新鲜空气的。那宽大的甲板上挺热闹的，熙熙攘攘的各国的商旅，均在吹着海风；同时也有许多人，正在议论着当时中国的时局，他只是在一旁不经意地听着。此时，重洋外他的祖国，正值内战全面爆发之际。
1945年的中国，在经历了生死攸关、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后，这时才开始有了点扬眉吐气，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可就是这一年，恰又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转折点。世界各国，无论是亚洲、东欧或美洲似乎都在关注着这个东方的大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地大物博的古老国家。因为，斯年斯月同仇敌忾、一致抗日而取得胜利的国共两党，倏忽之间却又马上转而进入一场敌我双方互相决战的时刻。
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于重庆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签署了停战协定，双方颁发了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这次会议，好不容易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等。这五项协议之通过，实际上是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独裁和内战政策。然而，同年的6月26日，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开始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向各个解放区全面进攻。于此，一场苍生俱忧、涂炭民生的全国性大内战，终于爆发。
王世襄一边瞧着头顶上的海鸥们，正向东面飞翔着，一边沉浸于回想中：记得去年隆冬之时，自己正从上海登上飞往日本的飞机。当时，他受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的委托，专去日本追寻一批在抗战中流落异乡的文物国宝。在这样的局势下，接受此任后，他意气风发，准备全心全力投入到国宝的追寻中去。
谁知到了东京，他发现隋况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联合国的战后追偿条款，似完全偏袒日方。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还是“弱国无外交”，常处于一个弱势地位，追偿工作无不受到处处的阻碍。在日本的那些个日日夜夜，尽管他竭尽所能向日本政府要求归还中国的文物，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应向联合国提出合理追偿条款。岂料，他奔走四方，仍是一再碰壁。也许，在当时国际环境下，国与国之间，因牵涉各种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利益，于当权者心中，国家的文物，也仅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已。
海风里含着雾气，王世襄此时在甲板上，真的是无心看景，只是踱来转去地思忖在那短暂的时间里，他在日本所经历的种种不愉快的事情。突然，他想起在美国设在日本的文物调查机构的一些遭遇。总感有些颓丧，尽管年轻的王世襄，满怀一腔报国热情，但他在日本碰到的许多现实情况，无不使他明白，仅凭他一介书生之力，根本无力继续留在日本追缴中国文物，由此，他还不如早日回国，另觅他路为好。
踏上归国的路途，对他来说虽是明智，但也是无奈的选择。当王世襄想起抗战后的中国世事繁复，尽管他已费尽心力，终于将一百零七箱中国古籍善本，运回国内。为了能安全把这批国宝善本运回，由于责任重大，焦急心忧，身子也消瘦二十多斤，最后终于完成此任务。想起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物史，又想起还有大批流失海外的珍贵国宝，作为一介中国青年为国家保存文物的使命感，此时此刻的他，不禁为战后的中国，而纠心不安。
今天，他有幸亲自把稀见珍贵的古籍善本，运回祖国，令他心中激昂、欣慰！由于他受家庭影响，自幼就酷爱古籍，此时，他又想起中国近代珍贵古籍，那几多漂泊海外的不幸命运：“自中日甲午战争后至二战结束的五十年间，中国典籍纷纷东流，作为文化交流之意义已日渐暗淡，更多的是显示出日本作为军国主义，依其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强权，对中国文化财产的巧取豪夺。如果说，湖州酾宋楼藏书的东流，还多少带有江户时代商业流通的遗迹；而当时中国一些珍稀藏书的流徙，则是日人凭借中国的‘庚子赔款’而巧取；到抗战时期中国典籍的大规模东流，已成为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掠夺的屈辱象征……这种掠夺的规模和手段，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同时也是中国近代藏书史上最为严重的书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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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他的生平，他的出处，他的好恶，我们看到焕然于王世襄一身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不懈解读文化遗产，不懈追求精神价值，而不为世俗威权和功利所动的堪称高贵的精神，在这个最原始最本真的意义上，我尊王世襄为当代不可多得的——精神贵族。
——邵燕祥
本书增订本即将和读者见面，但传主已离我们已有七年了，时间过得那么快，似记得2009年11月28日晚向世人告知一个噩耗：“王世襄老终谢世，他老永远与我们诀别了！”这虽意料中事，但还是让人痛惜。
这人世间的变故，使我未能见到他老人家最后一面。但至今于我脑海中映射出的，依然是他神清气爽、谈锋甚健的样子；依然是朴素的中式大褂，敦厚壮实的中等身材；依然如老农一般但却是雅正的文人气质。
在我的想象中如今的王世襄与夫人袁荃猷夫妇俩，似仍在另一个世界里，赋诗弹琴、听蛐蛐蝈蝈唱歌、在他家的宋牧仲大画案上《说葫芦》《谈匏器》，或正在欣赏那些他收藏的明式家具，抑或在把玩一尊唐代的鎏金佛像；于他生前最喜爱的鸽子“小点儿大胖子”的尾巴上，正鸣着一连串最美妙的鸽哨音乐。我的传主、奇人王世襄，正坐在《大树图》中的最高位置上，像一尊平生最喜欢的佛像一样庄严。
缘于王世襄老所说“处世虽惭违宅相，此身终半属湖州”，他是我的乡前辈，神交已久，又缘于多年来他对我的信赖，允我为他作《王世襄传》，记忆中，我们还在书雁往来，南来北往，且常是三四张甚或七八张信纸。我还清楚记着他复印了各种有关他的生平资料寄我参考，还唯恐我们之间往来的信件在邮途中被遗失，特地为我们之间的通信编了号。我见他在迪阳公寓那张仿明大桌旁，专用了牛皮纸袋，装有这些函件和资料。至今，我捡出手头那大大小小的信封、各色的信纸，看着那工整挺拔的字迹，啊，先生之音容笑貌，还是宛如眼前。
记得有一次我与女儿一起采访王世襄老，还做了现场摄影录音（那时我女儿正忙于做博士论文），当采访即将结束时，我留了一本《吴藕汀画册》（吴是著名词家、文人画家），想请他为我题一首诗。他看完这本文人画册，欣然同意，还说藕老之画，比黄宾虹的画要清雅。那日，他神采奕奕，我似乎从未看到他如此高兴。
我还记得有一年的中秋节后，他又从北京给我邮寄了香港友人送他的干贝，还托人邮寄一个鸽哨给我女儿。我想，这是他晚年呼唤重视传承中华观赏鸽的最好纪念。这鸽哨，女儿把它存放于我的书橱中，时可观赏。至今睹物思人，可人去楼空，见说新愁之感。现当我撰此后记时，快是他老离我们远去七年了，实犹如“无心再续笙歌梦……怕见飞花，怕听啼鹃”矣。
我总感到，王世襄老历经磨难，在步入老年后，于沉寂里奋力一搏，成了一位“大器晚成者”，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结果。几十年里，王世襄老经常超负荷工作。在生命最后的五年里，他还在追日赶月，孜孜不倦。在一眼昏花、一眼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只能与老伴一起拼命干，一起致力于博物的著述工作。 回顾王世襄老不平凡的一生，他与夫人袁荃猷，保护了大量珍贵文物，却过着朴素清寒的生活。他们心中看重的，却是他与夫人用了几十年的那只破旧的日常买菜的筐提，“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他们俩始终胸怀忧患，汲汲于中华民族几近失传的文化。他与老伴坚守的是“歌成老妻喜，喜为道不孤”，这个道，便是他们的学问之道，做人之道。王世襄老虽已走了，但其为读者留下的鸿篇巨制，我相信，永不过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大都有了外文版），所有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都会永远感激他。他已把全部生命，献给了博物与艺术，当然，这一切也成就了他。当然人们是不会忘却他们夫妇俩的。
对王世襄这一代人的思想文化，对于这样的人物之兴趣，始终贴近、打动我心的，是他近一个世纪里的人生境遇，以及一如周有光先生还顽强生存至今，抑或早已凋零的那些同时代人的生存命运。令我关注的，是这些知识者们，曾经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在近一个世纪里的历史感受，所走过的人生轨迹；以及他们回应社会的观照与思考；所发出的微弱的言说，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著作；他们的对人对己，经世任事，立身立言之严谨，甚或个人受到冲击时的执着的“精神气质”；他们在一个世纪里对华夏文明的传承，对祖国人民的生死存亡；以及对光明与美好之追寻，由这个群体建构的社会生活图景，都让我深深吸引和感动。
逝者如斯！在岁月长河的淘洗中，一切将成为过往，成为遗迹；这一代知识者的逝去，带走的是一个时代的身影，一个时代大师们的独立精神，他们满腔热血的理想，他们的人格，以及在一个世纪里，他们对于国家前途希望的憧憬！人们常说往事并不如烟，但这些苍茫悠悠之往事，于我却是充满了诱惑！
鉴此，我始终把王世襄作为一个时代的，甚或一个生动的典型，来研究与解构。回顾我1999年第一次阅读王世襄作品，到专门研读他的所有著作，直至撰完了他的传记，约略花去了我十年心血，现我把这部《王世襄传》修订本，奉献于喜欢并重视这样的思想、情感甚或工艺与审美的读者。至于此书是否令读者喜读，将由读者自去评说。
对于近几年来，多次鼓励我写出这部书的邵燕祥、冯其庸、黄裳、董桥、董秀玉诸位前辈，以及所有对此书曾作了相助的朋友们；而时至今日，拙著又得上海文汇出版社桂国强社长、周伯军总编，以及责编鲍广丽（鱼丽）女史的相约，进行修订后，再行重版，在此一并致以诚挚地感谢！
二〇一六年九月修订于靠洲斋
序：我读王世襄 邵燕祥
前言：斯人已去成绝响
第一章 旧时西清王氏家
一、东瀛归来
二、西清王家
三、世风传承
第二章 芳嘉园慈母怀
一、芳嘉园的童年
二、江南金家
三、优游少年
第三章 负笈燕京定风劲
一、初入燕园
二、人生转折
三、画论研究初稿成
第四章 战时李庄缘
一、相遇梁思成
二、李庄岁月
三、重返北平
第五章 追寻国宝志自坚
一、战后的工作
二、东渡追宝
第六章 誓为故宫献终身
一、回到故宫
二、出国考察
第七章 盗宝冤案莫须有
一、只叹梦想太匆匆
二、无端系牢狱
三、故宫退食
第八章 “五七"生涯事如烟
一、初人“音研所”
二、整风为引出洞蛇
三、心存自珍难磨灭
第九章 十年“文革”，磨难岁月
一、“文革”磨难
二、咸宁岁月
第十章 生存与创新——《髹饰录解说》
一、结缘《髹饰录》
二、倾力《解说》稿终成
三、文章千古为求索
第十一章 生存与创新——中国明式家具研究
一、抢救和保护
二、开研究之先河
三、从传承走向世界
第十二章 生存与创新——中国竹刻艺术
一、缘结“此君”
二、编撰《刻竹小言》
三、复兴中国竹刻艺术
第十三章 中国葫芦与鸣虫
一、话说葫芦文化
二、火绘葫芦情意深
三、鸣虫之缅怀
第十四章 书画、雕塑、诗词情
一、难舍书画情
二、雕塑研究与集藏
三、诗词常为伴
第十五章 中华观赏鸽文化
一、髫龄之好
二、中华观赏鸽文化
三、抢救和传承
第十六章 个中无不有荃荃
一、燕园初识，志同道合
二、磨难岁月，相濡自珍
三、老树新花，扶携互助
第十七章 世人终渐识真吾
一、昂首犹作花
二、几度春秋一盏灯
三、自珍自爱是真路
王世襄生平、学术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王世襄20世纪40年代部分日记（赵庆伟供稿）
袁荃猷1947—1949年部分日记手迹（赵庆伟供稿）
王世襄致作者信函二通
一个英国人眼中的王世襄[英]柯律格
《庞虚斋藏画集胜》序王世襄
后记
我读王世襄
读人如读书。读书有所谓浅阅读，读人亦如是。譬如读王世襄，——哦，久仰久仰，他对明式家具、养鸽子都内行，老头儿人缘也挺好。这说得都不错，但失之浅。有的所知略多，说，那是个公子哥儿，上燕京大学还提笼架鸟玩蛐蛐，整个一个“玩主”，玩出“世纪绝学”来：评价不低，用意甚好，但似是而非。为什么似乎都不甚了了？是由于王世襄虽在专业圈子早为人知，而名满四海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我也是这样的一员，就像当年的外籍教授温德说的，“一知半解”。总是从朋友处听说：这是一个亲自动手的美食家，骑自行车倍儿帅，一手扶把，一手夹着案板，从芳嘉园到北总布胡同范用家烹调示范；还是球迷，傍晚穿着背心、短裤，骑在车上，又是单手扶把，一手拿着大芭蕉扇，径奔东郊“工体”门口等退票……偶从一处展览看到他的法书，不禁折服，向他说起，蒙老人赠我一张复印件。心想魏晋时的名士也许就是这般风度吧，但我想象中的古代文人仿佛都是清癯消瘦，而王世襄则为大骨架壮硕之士。道听途说，片片断断，对不上号，拼不成一个完整的王世襄。盖因对他的了解，属于“浅阅读”也。
张建智这本《王世襄传》，于王世襄老自己的著作之外，让我对传主有了深入一步的且是较全面的了解。王世襄（1914—2009）近百岁的生涯，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上显现出来。他幼年曾寄居湖州外祖家，所谓“儿时依母南浔住，到老乡音脱口流。处世虽惭违宅相，此身终半属湖州”，乡情萦怀。传记作者恰是湖州人，于当地历史人文颇熟，又成为王世襄晚年信得过的忘年好友之一，访谈记录，并得到老人提供的资料。旧谚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今借此书之助，好像得与王世襄老一次又一次谈心忆旧，听他亲口说百年风波，一生往事。
其实，纵看王世襄生平，无论1949年前还是之后的履历，一笔一笔都是清清楚楚的。横看王世襄留下的工作贡献和学术成果，一笔一笔也是清清楚楚的。就如他那年辈的许多学界中人一样，孜孜砣石＿乞，埋头业务，绝不张扬，并不传奇，怎么竞看得我心潮起伏，联想不断？是他寻常中确有不寻常处，在芸芸众生里，他独一无二，这样的人可一而不可再，可遇而不可求。
永葆童心天趣的老者 毕生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王世襄落生在北京芳嘉园一个富裕家庭。有人说，这是他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这有一定道理，然而富家子多矣，几十年下来，王世襄只此一个。我以为若论他的出身，与其强调是官宦世家，不如说贵在书香门第。母亲金章出身名门，游学欧陆，擅画花卉翎毛，尤其借鉴西洋画技法，绘金鱼水中动态，质感光感，层次分明；所著关于画鱼的《濠梁知乐集》，在中国美术史上独辟蹊径。舅父中有一位大画家、两位竹刻家。来自王、金两家的艺术熏陶，其影响怕不下于家馆的传授，自小培养了王世襄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这份热爱渗透到骨子里，是任何暴力也夺不走的。做外交官的父亲让他从十一岁起就人英语学校，通过外语接受另一种文化的熏陶。今天的富人家庭，也会送孩子上“贵族学校”，以至送出国做小留学生，但难得兼有民族文化的底蕴传承。西谚有云，贵族要三代才能培养出来，一时半会儿，急不来的。
衣食无忧，又有良好的教育，这样的学生那时不少，但能不能都像王世襄有那么广阔而多彩的课外活动空间？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架鹰逐兔，养狗猎獾，养鸽放飞，范瓠绘葫，秋斗蛐蛐，冬怀鸣虫，真的是优游卒岁。他小时候放鸽子，手执长竹竿在房顶上跑，把屋瓦都成垅地掀翻了，正房厢房间距好几尺，这房顶一步跳到那房顶，文弱的母亲吓得晕了过去。“人无癖不可与交”，他正是由好奇、兴趣而专心致志，广交朋友于三教九流，求师就教于同癖同好的前辈，癖好也就成了学问（有些当时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的学问，经晚年王世襄笔之于书，也都化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王世襄自幼身体好，更没有偌多作业的沉重负担，加上家庭中你说是溺爱也罢，说是西方式的快乐教育也罢，总之自由放任，任他率意而为。这一点，不但当年的老式家庭办不到，即使今日中国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没这条件了吧？还不是让王世襄占了个“独一份”？
当然，不能永远这么由着他的性儿。“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在燕京读大二时碰了钉子。他是遵父意上的医学院，两年下来数理化都不及格。按校方规定，要么转学别科，要么退学回家。他转入国文系。’有家学垫底，对付课业倒是游刃有余。有一次《文选》课布置作业，他竞自己命题，写了一篇骈四俪六的《鸽铃赋》，仍是凭个人兴之所至！也只有当时学风自由的燕大，才能容忍这样自由发挥的学生。
战后抢救几千件国宝
王世襄以《中国画论研究》获燕京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后，并不停步，他把原只有从先秦至宋代部分的论文，续写了元明清，共计七十万言，与人合作用毛笔誊清，装订成册，晒蓝复制一份留在古城，随身带着原稿南下去大后方。在重庆成都等地，求职谋生成了要务，哪还有时间修订补充，付印成书？谁想，他这份处女作，竞因为战争和“运动”的先后干扰，直到六十年后的2002年，作者已年老体衰，只能以“未定稿”影印出版，成了谢幕之作。
几经周折，王世襄落脚在四川宜宾的李庄，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他在这里读到中国古典建筑经典《营造法式》的同时，还读到《清代匠作则例》等。他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兴趣刚刚唤醒，就因日本投降，失地即将光复，他立即向马衡、梁思成请缨，投人“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简称“清损会”）的工作。 在王世襄担任这个“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时，他奔走调查，煞费苦心，共收回国家重要文物六批，包括收回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四十件，收购郭觯斋所藏瓷器四百二十二件，接收溥仪存天津张园文物一千零八十五件（附件三十九件）等。他又在被派往东京的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期间，将查明为日军从香港掠去的一百零七箱中国古善本运回上海。而他完成这样艰巨的使命，并没有庞大的所谓班子，基本上可以说是单枪匹马！
这就是王世襄自认平生做得最得意的两件事之一。他经手收回的几千件国宝，如今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了，不怀偏见的人也公认他对国家和人民的这一重大贡献。这是从1945年秋到1947年春的事情。但在“翻天覆地”的1949年后，喘息未定，故宫博物院随全国一起开展“三反”运动中，这竞成为他的历史疑点。他和另一位同事、文物专家朱家活同时沦为“打老虎”重点对象，说他们是马衡的亲信，要从他们口里撬出有关这位1934年以来的老院长的“材料”，打出一个莫须有的“盗宝案”来。为此大搞“逼、供、信”，围攻批斗，体罚关押，无所不至。最后什么想要的伪证也没有，却还把他开除公职送往看守所拘禁，继续轮番审讯，疲劳轰炸。一个本来身强体壮的王世襄，在东岳庙（当时占为公安学校）等地被囚期间患上肺结核，才“取保释放”，打发回家。直到1954年，好歹在民族音乐研究所觅到一枝之栖。
王世襄1949年夏从美、加考察博物馆归来，本是怀着一颗拳拳之心，想把自幼神往的故宫这一世界级文物宝库，办成世界一流的现代的博物馆，然后好好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但至此幻灭，一切落空了。
一本书的际遇反映了一个人的命运
王世襄说过平生最得意的第二件事，就是写出了《髹饰录解说》（辞书释“髹”字为把漆涂到器物上）。他的这项研究恰恰是从1949年开始的。
《髹饰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漆经”，明黄成撰，杨明注。只有孤本藏在日本。朱启钤老人几经周折抄录得来，正是在1949年把它交到刚从北美归国的王世襄手上，希望他把这本晦涩难懂的“天书”加以解说。“三反”前，工作繁忙，他只能利用午休时间，展卷揣摩，或观看一些院藏漆器作参照。“三反”后被开除，在家养病有了时间，却失去观摩故宫院藏大批漆器的机会。到民族音乐研究所，白天忙本职业务，晚上和休息时间全神贯注做这件事。他一方面下死功夫，查阅大量古今以至国外的文献，一方面逛古董店、挂货铺、晓市、冷摊，拜访藏家，观看实物，又遍访京城髹漆匠师求教，这样积寸盈尺地弄清制作不同漆器的各种具体技法，也弄清古今名词术语的异同，对书中所述的髹漆工艺作出正确的解说。这一注释工作前后历时九年，完成之日已到“反右”之后、“大跃进”高潮中的1958年！王世襄也因对过去的“三反”运动提出批评意见而划成“右派分子”了！
王世襄不负朱启钤老人“愿见其成”的嘱托，但在当时政治氛围中公开出版无望，为了向年已八十八岁的朱桂老报命，他准备自费刻蜡版油印。这在今天看，事属平常，当时却要冒着相当风险。他把手稿送到研究所门口边的誊印社，不想誊印社送研究所党委审查，所里中层干部马上要开会批判“右派放毒”。幸亏所长李元庆看了书稿，认为是一本有用的著作，解了围。
于是，《髹饰录解说》油印本印了二百部。线装厚厚一册，上有朱启钤的题签和序言。限于作者身份，“右派”不能署名，便署了别号“王畅安著”。除向朱老九十华诞献礼外，分赠师友、博物馆、图书馆和一些漆器厂。扬州的漆器厂闻讯派人来京索取，可是研究所中层领导不同意会见，也不许赠书，还是严禁“右派放毒”的老意见。尽管这样，仅印二百部的《髹饰录解说》，不但在业界引起反响，还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成为王世襄学术之旅的一个里程碑。
王世襄到晚年已经有了规模更宏阔、影响更深远的明式家具研究的巨大成果，可以说在当代历史上，在全世界范围“复活了”明式家具，但他仍然十分在意《髹饰录解说》这部书。我想，一是它凝聚了朱老的信任，三十年的书缘，历经一路坎坷、毕竟三更灯火的甘苦，感情上寄托遥深；二是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治学方法，即穷研典籍、尽览实物、遍访匠师三合一的作业方式，嗣后应用到各项研究中，乃是从这部书开始收效的。此书在1983年正式出版增订本，篇幅为油印本的二十倍；1998年再版，终于配上彩图。上距1949年整整半个世纪。也可以说是“层积性”的劳绩了。
不懈追求精神价值的高贵精神
王世襄每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每一部精心的著作后面，几乎都有一个夹缝中苦斗的故事。他奔跑于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文物博物研究所等部门之间的身影，他骑着车在古城大小胡同间走街串巷，寻访古董，踏破铁鞋，不惜为一个一眼相中的黄花梨杌凳跑二十趟的身影，都是人们看得见的。而他处在特异年代视文化为罪恶的逆境里，于写检查交代、思想汇报之余，焚膏继晷，“偷偷地”做事，则只有近邻知道——黄苗子早上五点起来读书写字，而王世襄书房的台灯，四点多就透出光亮了。苗子有诗记之：“尤愆如山负藐躬，逡巡书砚岂途穷。邻窗灯火君家早，惭愧先生苦用功。”这还是“文革”之前；“文革”事起，即使把窗户挡得严严实实，也还是提心吊胆。一切文化文明都成“四旧”，据说合该“砸烂”，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王世襄终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所谓“干校”劳动。当时，他的肺结核病复发，也得不到军代表的宽待。20世纪70年代有一天，他去菜园挑水，一下子晕倒。缓醒过来，睁眼看见一棵倒地的油菜花，枝头折断了，依然开着金黄的花朵！——为这朵不屈的油菜花，他吟成绝句一首：“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这也正是王世襄的誓言。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遭受不白之冤，且长久不得洗雪，王世襄在妻子袁荃猷的支持下，与她以“自珍”互勉：不仅要堂堂正正做人，而且绝不能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卑不亢，对一己作客观之解剖，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并且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为期。这使人想起司马迁所指的圣贤发愤之作，乃至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王世襄以个人价值的实现，而令“世人终竟识真吾”，这一自觉体现了一个多么坚强的信念主体！现实是残酷的，但王世襄夫妇以历劫之身，在“非正常生存”条件下顽强坚韧地生存下来，最终由历史证明，比那些加害于他的、摧残文化和文化人的丑类们，活得更好，更有价值，更赢得普遍的尊敬！
王世襄留下的大量著作，关于明式家具、髹漆艺术、竹刻艺术、葫芦与鸣虫、观赏鸽与鸽哨、皇家建筑与匠作则例、各种工艺，以至书画、雕塑、音乐、饮食烹调等，不只是相关知识的结晶，也是涉及“生存与创新”——一种学术风范和世界观的结晶。
透过他的生平，他的出处，他的好恶，我们看到焕然于王世襄一身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不懈解读文化遗产，不懈追求精神价值，而不为世俗权威和功利所动的堪称高贵的精神，在这个最原始最本真的意义上，我尊王世襄为当代不可多得的——精神贵族。
写于2010年8月16日北京
张建智著的这本《忘我与自珍（王世襄传）》为文化名人传记，主要包括西清王氏、江南慈母怀、负笈燕京、西行李庄、追寻国宝、献身故宫、盗宝冤案、“五七”生涯、十年浩劫、开明式家具研究之先河、志合俪松居、世人终识等内容。本书是王世襄亲自授权的唯一一部传记。作者史料充分，晚年和王世襄有广泛的接触。
王世襄，号畅安，我国著名学者、文物鉴赏家。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获学士学位。1941年毕业于该校研究院，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助理代表，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1946年底赴日负责调杳交涉归还文物事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故宫陈列部主任，后存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从事有关音乐史方面的研究。张建智著的这本《忘我与自珍（王世襄传）》讲述的就是他的生平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