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以隽永，流畅的文字，叙述自己生平所经历的欧洲重大历史事件。他以诗人的感情，小说家的技巧来再现历史，熔哲理于抒情，使历史事件变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他描写了时代的氛围和人们的心态。披露了在那时期，他所交往的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正因为此，《昨日的世界》不是自传，胜似自传，不是回忆录，胜似回忆录，它在广大读者中永远具有魅力。

斯蒂芬·茨威格，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1881年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早年求学柏林和维也纳，初时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继而作为传记作家而为人所知。茨威格交游广泛，两次大战期间生活在萨尔茨堡，享有文学盛名。1934年纳粹崛起后流亡英国，之后曾在美国短时滞留，最终定居巴西，1942年在巴西自尽。本书写于1939—1940年间，于1944年出版。

舒昌善先生所译《昨日的世界》，199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并于1992和1996年重印。2004年，该版本被广西师大出版社纳入“影响过一代人的书”系列。此新译本是以德国费舍尔出版社版为底本，在原译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校订和修改工作，并对书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及历史事件补充了大量注释。

序言

太平世界

上个世纪的学校

情窦初开

大学生活

巴黎，永远焕发青春的城市

我的曲折道路

走出欧洲

欧洲的光辉和阴霾

1914年战争爆发的最初时刻

为思想上的团结而奋斗

在欧洲的心脏

重返祖国奥地利

又回到世界上

日落西山

希特勒的崛起

和平气息奄奄

译者后记

这种太平的感觉是千百万人所梦寐以求的财富，是他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这样的太平世界，生活才有生活的价值，而且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都渴望着从这种宝贵的财富中分享自己的一份。最初只有那些有财产的人为自己遇上这样的太平盛世而庆幸，但是后来渐渐扩大到广大群众。于是，这个太平的世纪便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屋作了防火和防盗保险；为自己的田产作了防雹和防灾保险；为防意外事故和疾病作了人身保险；为自己的晚年买好终身养老储备券；同时在女孩子的摇篮里放上一张保险单，作为将来的嫁妆。最后甚至连工人也都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得了一份合理的工资和医疗保险；佣人们为自己储蓄了老年保险金和预先存入一笔自己身后的丧葬费。只有那些把未来看得无忧无虑的人才尽情享受眼前的生活。

在这种以为能阻止任何厄运侵入自己生活的深刻信念中，包含着一种巨大而又危险的自负，尽管生活的态度十分克勤克俭。19世纪在自由派的理想主义之中真诚地相信自己这个世纪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用蔑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而现如今，只需要再用几十年的工夫，一切邪恶和暴虐就都会被彻底消灭。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相信这种“进步”已超过相信《圣经》，而且他们这样的神圣信念似乎正在被每天每日科学技术的新奇迹雄辩地证实。事实上，在这个和平的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变得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迅速、愈来愈丰富多彩。照亮夜晚街道的，已经不是昏暗的灯光，而是耀眼的电灯。从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铺都散射出迷人的新的光辉。人们已能用电话进行远距离的谈话。人们乘坐的车辆已不再用马匹拖拉，而是以新的速度在飞驰。人们已实现了伊卡洛斯的梦想，能在太空翱翔。舒适方便的设备已从高贵的府邸进入到市民家中；水已经不再需要从水井或者从水渠里去提取；炉灶生火也不再那么费劲，到处讲究卫生，已不再满目肮脏。自从用运动锻炼身体以来，人们变得愈来愈漂亮、愈来愈强壮、愈来愈健康。畸形残废、甲状腺肿大、断肢缺腿的人在街上已日益少见，而所有这些奇迹都是科学——“进步”这个天使创造的。社会福利也在不断前进：每年都赋予个人以新的权利；司法愈来愈温和与人道；纵然是一切问题的问题，即广大群众的贫困问题也不再显得无法克服。愈来愈广泛的社会阶层获得了选举权，从而有可能通过合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为使无产者享有比较健康乃至比较幸福的生活状况而竞相出谋划策——因此，这个19世纪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不胜自豪，并觉得每隔十年就会更上一层楼，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不相信还会有像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发生战争这样野蛮的倒退，就像不相信还会有女巫和幽灵一样；我们的父辈们始终不渝地深信宽容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心实意地以为，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限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渐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安宁与太平。

那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导致人类的道德同样迅速的提升，而在我们今天把“太平”一词早已作为一种幻想而从自己的词汇中抹掉的人看来，那是十分可笑的。由于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新的20世纪里已学会了对任何集体兽行的爆发不再感到惊讶；由于我们等待着在未来日子里还会有比以前更加臭名昭著的一天，所以我们对人的道德的可教性抱着怀疑态度。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的正确。他看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无非只是薄薄的一层，随时都可能被潜意识的破坏力量所冲破。想必我们这一代人已渐渐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太平的世界上。我们早已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摒弃了我们父辈们的信念——他们相信人性会迅速和不断提高。鉴于一场将人类上千年的努力毁于一旦的灾难，在我们这些得到惨重教训的人看来，我们父辈们的那种轻率的乐观主义十分迂腐。然而，尽管那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却也是我们父辈们为之献身的高尚和美好的幻觉，比今天那些惑众的口号更有人性和更有益。所以时至今日在我内心深处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幻觉，虽然我对此已有充分的认识和完全失望。一个人在童年耳濡目染的时代气息已溶入他的血液之中，根深蒂固。不管现在每天在我耳边聒噪的是什么，不管我自己以及无数和我命运相同的人经历过怎样的侮辱和磨难，我仍然不能完全违背我青年时代的信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挫折，总有一天会重新好起来。纵使我们今天怀着惘然若失、一筹莫展的心情，像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但我依然从这深渊里不断仰望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昔日星辰，并且用从父辈们继承下来的信念安慰自己：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倒退有朝一日终将成为仅仅是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

在巨大的风暴早已将太平世界击得粉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个太平世界无非是空中楼阁。然而，我的父母生活在那座空中楼阁里，就好像住在一幢石头房子里似的。从未有过什么风暴或者仅仅是一股强烈的穿堂风闯入过他们温馨、舒适的生活；当然他们当时还拥有一种预防风云的特殊手段：即他们是有钱的人，他们正在渐渐变得富有，甚至会变得非常有钱，这在那个时代是抵挡不测风云的可靠窗户和墙壁。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那种所谓“优裕的犹太中产阶级”的典型，这个阶层曾对维也纳文化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而所得到的报答，却是这个阶层被彻底消灭。所以我在这里叙述我的父母的那种悠闲安适和低调的生活，其实讲的并不是个人私事，因为在那个一切价值都有保障的世纪里，在维也纳有一万或者两万个像我父母那样生活的家庭。

我父亲的祖籍在摩拉维亚。在那个方圆不大的乡村地区居住着犹太人的世族。他们和当地的农民和小市民相处得非常融洽，所以他们完全没有那种受压抑的心情，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东欧犹太人——加利西亚犹太人的那种随时都会显露出来的急躁。由于生活在农村，他们体魄强壮，迈着稳健、从容的步伐走自己的路，就像当地的农民穿越田野一般。他们早就不是正统的宗教信徒，而是时代的宗教——“进步”的热烈追随者，在政坛奉行自由主义时期，他们选举出在国会里最受自己尊敬的议员。当他们从自己的故乡迁居到维也纳以后，就以惊人的速度使自己适应了更高层次的文化生活。他们个人的发迹都和时代的普遍繁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家族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也十分具有典型性。我的祖父曾做过手工纺织品买卖。然后奥地利的工业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兴盛。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械和纺纱机器由于有效的生产率而使纺织品的价格大大低于老式手工织布机的产品。犹太商人以他们天才的商业观察力和全球目光率先认识到在奥地利实行工业化生产的必要性——唯有工业化才能获得厚利。他们用极少的资本建立起那些临时匆匆搭造的、最初只是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那些工厂以后就逐渐发展成为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强大的波希米亚纺织工业中心。如果说，我的祖父是一个用成品从事中间贸易的早期典型代表，那么我父亲已决心跨入一个新的时代——他三十岁时在波希米亚北部创办了一家小织布作坊，然后经过多年经营，小心谨慎地把它渐渐扩大成为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

这样一种小心谨慎的扩大方式完全是一种时代意识，尽管当时经济景气得十分诱人。再说，它也特别符合我父亲的那种克制而绝不贪婪的本性。他牢记他那个时代的信条：“稳妥第一。”他觉得拥有一家有自己的资本实力的“扎扎实实”——那个时代最爱说的词——的企业，比通过银行贷款或者什么抵押而扩建成一家大规模的企业更为重要。他毕生唯一的自豪是：在他一生的时间里从未有人在一张债据上或者在一张期票上见到过他的名字，而他在自己的银行里——毫无疑问是在最可靠的信贷银行——罗思柴尔德银行里始终处在贷方的地位。他讨厌任何投机取巧的赢利，哪怕要冒一点点风险他也不干。他一生从未参与过一笔不知底细的交易。当他渐渐地有钱和愈来愈有钱时，他也从不将此归功于大胆的投机或者特别有远见的行动，而是归功于自己适应了那个小心谨慎的时代中最普遍的方法——即始终只用收入的极小一部分用来消费，而把逐年递增的巨额款项用来补充资本。我父亲像他同辈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如果看到一个人把自己收入的一半无忧无虑地花尽，而不“想一想以后”——这也是那个太平年代常说的一句话——就会把这个人视为一个靠不住的败家子。其实，对一个有钱的人来说，用这种变利为本的不断积累而使自己富起来，在那个经济腾飞的时代只不过是一种保守的生财之道而已，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想到要从巨额的收入中多征收几个百分点的所得税，而国家的有价证券和工业股票在当时却能带来很高的利息。不过，这种保守的生财之道也是值得的，因为当时还不像以后通货膨胀时期那样，克勤克俭的人会遭到偷盗，规矩正派的人会遇到诈骗。当时，恰恰是最有耐心的人、不搞投机的人受益最多。我父亲由于顺应了他那个时代的这种普遍方式，因而在他五十岁时，纵然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他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但是，与这种财产的骤增相比，我们家庭的生活开销依然非常节俭。我们只是逐渐替自己添置一些方便生活的小设备。我们从一幢较小的住宅迁到一幢较大的寓所。我们只是在春天的时候下午出门才坐一辆出租马车。我们外出旅行坐的是二等车厢。我父亲到五十岁时才第一次享受了一回豪华生活：和我母亲乘车到尼斯去度了一个月的冬天。总的说来，持家的基本原则始终是：量入为出，而非炫耀财富。我父亲即便成了百万富翁以后，也从未吸过一支进口雪茄，而只吸普通国产的特拉布柯牌雪茄——就像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只吸他的廉价的弗吉尼亚雪茄一样。而且在他玩牌的时候总是只下少量的赌注。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这种克制的作风，坚持过一种既舒适又不惹人注意的生活。虽然他比自己的大多数同行体面得多、有教养得多——他钢琴弹得非常出色，书法清丽，会说法语和英语——但他坚决拒绝任何荣誉和荣誉职位——他在一生中从未追求或者接受过任何头衔和身份，而像他这样的大工业家是完全可以经常被授予那些头衔的。他从未向人要求过什么，也从未向人说过一声“请求您”或者“感激不尽”这一类话。这种藏于内心的自豪感对他来说比任何外表的风光显得更重要。

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大概都必然会出现一个和自己父亲的性格相同的时期。我父亲不愿抛头露面而愿意静悄悄地独自生活的那种个性，如今开始在我身上变得一年比一年明显，尽管这种个性特点和我的职业原本是矛盾的，因为作家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宣扬自己的名字和让自己抛头露面。不过，出于同我父亲一样的那种内在自豪，我也一贯拒绝任何外表形式上的荣誉，我从未接受过一枚勋章、一个头衔，或担任过某个学会会长的职位。我也从未当过什么研究院院士、理事，或者某个评奖委员会的委员；就连坐在一张盛宴的餐桌旁，我也觉得是一种受罪。即便我是为第三者去求人，但是一想到我是为某事去和某人攀谈，我在未开口以前嘴巴就不利索。我知道，在一个只有通过手腕和逃避才能始终自由生活的世界里，在一个如歌德老人明智地所说“勋章和头衔能使人在倾轧中免遭挨打”的世界里，这种迂腐拘谨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我的父亲在我心中，我无法违背他的深藏于内心的自豪——为始终保持低调而自豪，是这种自豪促使我从不锋芒毕露。我今天真的要感谢我的父亲，是他给我留下了也许是今天唯一可靠的财富：感觉到自己内心的自由。P2-9

我从未把我个人看得如此重要，以至醉心于非把自己一生中的故事向旁人讲述不可，只是因为在我鼓起勇气开始写这本以我为主角——或者确切地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以前所曾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代人所经历过的事件、灾祸与磨难。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只是作为一个放幻灯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是为这些画面做些解释，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个人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命运多舛。我们中间的每个人，即便是年龄极小和最无足轻重的人，在他心灵深处都曾被我们欧洲大地上几乎无休止的犹如火山爆发般的动荡所震撼过；而我知道，在这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具备像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恰好身处世界动荡最剧烈的地方。那剧烈的世界动荡三次彻底改变了我的家园和生活，使我脱离了和过去的任何联系，戏剧性的激烈动荡将我抛入一片空虚，将我抛入“我不知该奔向何方”——这样一种我已经十分熟悉的境地。但是，我对这些并不抱怨，因为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自由，而且只有和一切不再保持任何联系的人，才不必有任何顾忌。所以，我希望我至少能符合任何一部真实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公正和不抱偏见。

由于我脱离了所有的根系，甚至脱离了滋养这些根系的土地——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真的非常少见。我于1881年诞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即哈布斯堡皇朝的帝国，不过，人们在今天的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它了：它已经被不留痕迹地抹掉了。我是在维也纳长大的，它是一座具有两千年历史的跨国大都会，然而在它沦为德国的一座省城以前，我就不得不像一个罪犯似的离开了那里。——我用我的母语所写的文学作品在那里被焚为灰烬，但正是在那个国家里，成千上万的读者把我的书籍视为朋友——我离开了那里，我也就不再有任何归属；我所到之处，都不过是作为一个陌路人，或者至多是作为一个过客罢了；即使在我心中选择作为自己故乡的欧洲，自从它在第二次同室操戈的战争中自取灭亡地把自己撕裂得支离破碎以后，它也已经在我心中消失。和我自己的意愿相反，我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从未有过像我们这样一代人，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指出这一点，绝非出于自豪，而是深感羞耻。在从我开始长出胡须到胡须开始灰白这样短短的时间跨度之内，亦即半个世纪之内所发生的急剧变迁，大大超过平常十代人的时间内所发生的变化。而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觉得：变迁未免太多了一点！在我的昨日和今天之间，在我的青云直上和式微衰落之间是如此不同，以至我有时仿佛感到我一生所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因为我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当我无意之中提到“我的生活”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我的哪一种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呢，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今天的生活？同样，我也不时觉察到：当我说起“我的家”时，我并不立刻就知道我指的是从前哪一个家，是在巴斯的那个家呢，还是在萨尔茨堡的那个家？抑或是在维也纳的我的父母家？或者当我说起“在我们那里”时，我就不得不惶惶然提醒自己：对我故乡的人们来说，我早已不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了，就像我不属于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我和故土已不再存在任何有机的联系。而在这里，我又从未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曾经在那里长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世界，在我的心目中显得愈来愈不一样，成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每当我在谈话中向年轻的朋友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些事情时，我从他们突兀的发问中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依旧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有道理，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不复存在。连我自己今天也不得不感到惊讶：我们竞将如此层出不穷的变故挤塞到一代人生活的短暂时间之内，那当然是一种极其艰难和充满险恶的生活——尤其是和我的祖先们的生活相比。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见到过什么呢？他们每个人都是以单一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终过的是一种生活，没有飞黄腾达，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将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座城市里，甚至几乎总是在同一幢住宅里。至于外面世界上发生的事，原来仅仅停留在报纸上而已，从未降临到他们的家门。在他们生活的日子里，大概在什么地方也发生过战争，但是用今天的规模来衡量，那只不过是一场小仗，而且是在遥远的边境线上进行。人们听不见隆隆的大炮声，而且半年之后那场战争也就烟消云散了，它已被人们所忘却，成了枯萎的一页历史。老一套的生活又重新开始。可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过的生活都不是重复的生活，已经过去了的生活不会给我们留下什么，也不会再回来。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别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以往，充其量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尝到了饥馑，第五代人遭到了国家经济的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根本什么都没有碰上。而我们今天六十岁的这一代人——不得不还要再活一段时间的这一代人，什么事情没有见识过？什么苦难没有遭受过？什么事情没有一起经历过？凡是能想象得出的一切灾难，我们都从头到尾一一饱尝过——而且还没有尝尽呢。我自己就经历过人类两次最大的战争，而且每次都是在不同的战线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站在德国这一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站在反德国这一边。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享受过最充分的个人自由，但在战后却尝到了数百年来最大的不自由。我曾被人大肆赞美过，也曾被人无端排斥过；我曾自由过，也曾不自由过；我曾富有过，也曾贫穷过。《约翰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马全都闯入过我的生活，那就是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恐怖统治、时疫疾病和政治流亡。我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国家社会主义如同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的文化之花。于是我也就势必成为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我目击了人类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为早已被人忘却了的野蛮之中——这种野蛮有它自己的反对人性的纲领性的和自觉的信条，它使我们在经过了若干世纪之后重又见到了不宣而战的战争，见到了集中营、严刑拷打、大肆抢劫和轰炸不设防的城市。所有这一切兽行，是在我们之前五十个世代的人再也没有见到过的，但愿我们的后代人再也不会容忍的。不过，与此自相矛盾的是，我在这个使我们的世界在道德方面倒退了将近一千年的同一时代里，也看到了同样的人类由于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未曾预料到的成就而使自己大大进步，一跃超越了以往几百万年所取得的业绩。且看：人类用飞机征服了太空；地面上的话可以在同一秒钟之内传遍全球，使人类战胜了世界上的空间距离；原子的裂变战胜了最险恶的疾病。几乎每天都会使那些昨天还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总之，作为整体的人类，在我们之前既没有露出过像我们所见到的那种恶魔般的狰狞面目，也没有建树过那种好像是神明创造的业绩。

我似乎觉得，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紧张而又富有戏剧性地令人惊诧的生活做见证，是我应尽的一种义务——我得再重复一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些巨大转变的见证人，都是追不得已成了见证人。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不存在任何的逃避，不可能像我们先辈那样置身于局外；由于时间同步性的新机制，我们始终和时代休戚相关。如果炸弹在上海摧毁房屋，在受伤的人尚未被抬出他们房屋以前，我们在欧洲自己的房间里就已经知道了。发生在几千海里以外大洋那边的事，很快就会印成图片展现在我们面前，犹如亲临其境。面对这种不断的彼此沟通和彼此介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保险地方了。没有一片可以逃遁的土地，没有一种可以用钱买得到的安宁。命运之手随时随地会把我们攫住，把我们拽到它的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

我们不得不始终服从国家的要求，让自己去充当最最愚蠢的政治牺牲品，让自己去适应最最离奇的变化，使自己永远和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竭力抵抗，共同的命运还是会将我们卷进去，不容抗拒。一个从头至尾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或者确切地说，一个被时代驱赶着、追逐着的人——我们很少有喘息的机会——他就会比自己的任何一个祖先具有更多的阅历。况且，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也仍然处在旧的结束和新的开始的转折之中。所以我把自己的生平回忆暂时在一个特定的日期告一段落，并不是完全无意，因为1939年9月的那一天标志着造就和教育我们这些六十来岁的人的那个历史时代彻底结束。不过，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为下一代人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儿，也算是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是在战争期间，在客居异乡和缺乏任何能帮助我记忆的材料的条件下来写这些回忆的。——这样的环境对我当然不利，但却极具时代的特征。我在旅馆的房间里没有一本我自己的著作的样书、没有任何记载、没有一封友人的书简。我也无处可去问询，因为国与国之间的邮路已经在全世界中断，或者说，由于检查制度而受到了阻碍。我们每个人又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像几百年前尚未发明轮船、火车、飞机和邮电时一样。所以，关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切，仅仅是凭我自己脑子里的记忆。至于记忆之外的其他一切，眼下无法找到，或者说已经失去。不过，我们这一代人已完全学会了一种妙法：对失去的一切从不眷恋。或许，文献和细节的欠缺恰恰是我的这本书的得益之处吧。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记忆并不是这样一种机制：将这件事纯粹偶然地记住和将另一件事偶然地忘却，而是一种能力：知道如何整理记忆和果断舍弃。从自己一生中被忘却的一切，本来就是由一种内在的本能在此之前早已判断为应该被忘却。只有我自己要保存的记忆，也正是要为他人保存的记忆。所以不妨说，是你们在这里叙述回忆和选择回忆，而不是我，但这些回忆至少也反映了在我的生命进入冥府之前的人生！

斯蒂芬·茨威格

斯蒂芬·茨成格(Stefan Zweig)，这位并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而蜚声世界文坛、至今盛名不衰的奥地利著名作家，对中国广大读者而言已相当熟悉。他出生于1881年11月28日，在19世纪生活了十九年，度过了自己对世界最敏感、思想最活跃、接受知识最快的青年时代；他在1942年2月22日悲怆地自尽离开人世，时年六十岁，正值年富力强之际。他在我们这个人类世界生活得不算太长，但他是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经历了物质文明突飞猛进、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然而社会政治十分动荡的时代。他出生在维也纳，当时，这座奥匈帝国的首都是欧洲文化的摇篮，名流济济，人才荟萃，举世闻名的音乐大师、各色流派的不朽诗人、杰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都在那里云集，使茨威格自幼处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中。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这使他有条件博览群书、搜集珍藏、游历世界——他到过印度、俄国、东南亚和非洲，两次踏上美洲，横越美国东西，最后寄居巴西，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英国、意大利，更是常来常往，似同他的第二故乡——因此他学识渊博，阅历深广。他出身于一个犹太人的家庭，犹太民族的多舛命运使他惆怅、沉思、漂泊……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年轻时还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他追求人性，渴望和平，梦想着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他的思想无疑会遭到纳粹的排斥。1933年4月23日，希特勒政权在报上首次公布包括有四十四名德语作家在内的禁书名单，其中就有斯蒂芬·茨威格的名字。他的书籍被纳粹分子从图书馆和书店里抄走，他的家受到无端搜查。他从此流亡国外。茨威格为人正直、热情好客，成名又早，朋友遍及世界，几乎认识欧洲所有的各界名流，不仅有文学家，还有画家、音乐家、演员、医生，维尔哈伦、罗曼·罗兰、高尔基、弗洛伊德、托斯卡尼尼都是他的好友。茨威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孜孜不倦从事创作，当然，最主要的是他具有非凡的文学天才。凡此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因素，使茨威格创作出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他以诗人的姿态登上文学殿堂，却以小说家闻名于世，以卓越的传记作家载入史册。

据目前统计，茨威格一生写了六部中短篇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十二部传记，三本诗集，七部戏剧，九部散文集，一部回忆录。这些作品的绝大多数已有各种不同的中译本，诸如，由高中甫主编、西安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三卷本《茨威格小说全集》；由张玉书主编、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三卷本《茨威格小说集》；由高中甫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七卷本《茨威格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茨威格传记系列》九种；由黄明嘉、刘泽珪主编、漓江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茨威格传记精华》；由张玉书主编、华夏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斯台芬·茨威格集》，此外还有《玛丽·安托瓦内特》，《伊拉斯谟》，《良知对抗暴力》等各种中译本，不胜枚举。

时至今日，中国翻译一位德语作家的作品，就其数量和版本之多而言，茨威格仅次于歌德。这一事实胜于一切雄辩的赞美之词。

《昨日的世界》写于1939年至1940年，是茨威格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散文作品，1944年出版，其时离茨威格在巴西自尽仅有两年。虽然茨威格在当年给朋友的信中说：“出于绝望，我正在写我一生的历史。”但事实上《昨日的世界》并非是他的自传，因为书中主要不是写他自己的生平，而是写他所认识的人物，写他亲身经历的社会政治事件，写他对时代的感受、对世界的看法。《昨日的世界》的副标题是：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因为书中主观感情的抒发，远远超过对客观事实的描述。诚然，书中写的尽是“回忆”，透过这些回忆，展示了当时欧洲文化中心维也纳的时代风貌，记录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动荡的欧洲社会，披露了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逸事，揭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描绘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同时穿插着茨威格自己的各种心迹：欢乐、兴奋，忧愁、哀伤。但全书总的基调是悲观的，因为茨威格是在“怀着绝望的心情”回忆过去。

也许，人们觉得，叙述自己的生平远不如坦陈自己的心声更重要；把握一个时代的脉搏，不仅要知道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时代的氛围和人们的心态，即时代精神。在当今的世界上，详述历史的书籍汗牛充栋，用文学的笔触反映时代精神的著作却是凤毛麟角。茨威格是心理描写的大师，是刻画细节的巨匠，文字隽永，行笔流畅。他以诗人的感情、小说家的技巧来再现历史，融哲理于抒情。因此，任何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便会变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他的历史传记作品，不以翔实见长，而以刻画历史人物的心态和描绘时代的氛围取胜。《昨日的世界》便是这类作品的典型。正因为此，《昨日的世界》不是自传，胜似自传，不是回忆录，胜似回忆录。它在广大读者中永远具有魅力。

《昨日的世界》面世以来，早已译成多种语言。它的中译本却在过了四十余年后才出版，颇有姗姗来迟之感。拙译《昨日的世界》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于1991年3月由三联书店印行。此后，三联书店又相继于1992年、1996年多次重印此书。拙译《昨日的世界》问世后，在读书界引起广泛注意。我国著名作家舒芜先生曾在《读书》(1992年第2期)上撰文《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世界》，介绍此书。舒芜先生说，首先吸引他的，是这本书的强烈的高层次的文化气息。书中不少内容是他“知道的世界”，令他倍感亲切；书中许多内容又是他“不知道的世界”，从而引他揽胜。尔后，台湾的一位历史学家张元在1995年2月出版的《清华历史教学》(台湾)(第4期)上发表题为《从(昨日的世界)中认识历史》的文章，文中写道，《昨日的世界》“读完之后，我也想向更多的朋友推荐它，特别是我的同行——历史教师们”。

2004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套系列——“影响过一代人的书”，将《昨日的世界》列入其中。我欣然同意。按照“影响过一代人的书”系列丛书的编辑体例，每一本书都有一篇《推荐序》，为《昨日的世界》撰写《推荐序》的是我国历史学家雷颐先生。他在《推荐序》中写道：“伟大的作品中总有某种永不过时的东西，吸引着人们一遍遍重读，从中不断汲取教益，获得价值不菲的启迪，体验一种难得的美的感受。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便是这样一部永不过时之作。……真正的历史总是被轻易忘却；一场巨大的劫难，要不了多久往往就被涂抹成淡淡的粉红色痕迹。……为了不让‘昨日’的悲剧重演，人类一定要与遗忘抗争，保持对‘昨日的世界’的惨痛记忆。”

2008年5月，三联书店策划再度出版《昨日的世界》，笔者放弃了原来的译本，将新译本奉献给读者，原因有二：

第一，拙译《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于1986年2月由三联书店出版之后不久，该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先生约笔者译《昨日的世界》。译到一大半时，笔者接到通知：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将公派笔者前往联邦德国进修。出国在即，且杂事缠身，眼看不能如期完成译稿，笔者只得求助于三位好友——刘春华、戴奎生、孙龙生，请他们各自协助翻译一部分。承蒙这三位合译者鼎力相助，终于将译稿完成。全书译稿虽经笔者统一校定，但因临行匆匆，时间紧迫，不可能对译文逐字逐句斟酌，且因为笔者不愿将他们的译文修改太多——翻译者，各有心得，尊重他人劳动为最。但时隔十八年后，今天再来看原来的译本，发现不尽人意之处甚多，改不胜改，当然责任在我。我对这三位友人的竭诚协助一直怀有感激之情。他们当年出于对我的信任，也都默许了我对他们的译文所做的修改，但我内心始终感到不安。我终究不能越俎代庖，所以这次新译首先是为了文责自负。

第二，《昨日的世界》于1991年3月出版后，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先后出现《昨日的世界》的其他两种中译本。笔者在校订过程中发现，拙译《昨日的世界》原译本中的若干误译也同样出现在上述的两种中译本中，这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受拙译《昨日的世界》原译本的影响，若是后者，笔者深感内疚。笔者新译《昨日的世界》，也是为了防止原译本中的误译在读者中以讹传讹。试举例说明：

(一)原著中的德语原文：

Wenn sie Politik diskutierten，konnte ich nicht folgen，weil sie von Joe sprachen，ohne dab ich wuBte，dab sie Chamberlain meinten…

这段文字似应译为：

当他们讨论政治时，我也无法插嘴，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某人”，指的就是约瑟夫·张伯伦；

但在《昨日的世界》原译本中的译文是：

当他们讨论政治时，我也无法插嘴，因为他们说的那个家伙，我不知道他们指的就是宫廷大臣；

在这里，不宜将Joe译为“家伙”，应译为“某人”，Chamberlain应译为约瑟夫·张伯伦，原著中有注解说明；译为“宫廷大臣”系属误译。

(二)原著中的德语原文：

…und als Cooks Vergnfigungstoumeen noch nicht organisiert waren。…

这段文字似应译为：

……还没有组织像詹姆斯·库克船长那样的远航旅行，……

但在《昨日的世界》原译本中的译文是：

……还没有组织像厨师这类人出去旅行的事，……

在这里，Cook是指18世纪英国航海家和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原著中有注解说明；将Cooks“库克的”译为“厨师们”，系属误译。

(三)原著中的德语原文：

Erst nach dem Kriege begann die Weltversttirung dutch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这段文字似应译为：

由于国家社会主义作祟，世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变得不正常，

但在《昨日的世界》原译本中的译文是：

一直到一次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开始变得失常。

在这里，Nationalsozialismus，应译为国家社会主义，即希特勒宣扬的纳粹思想，将Nationalsozialismus译为民族主义，属于误译。

(四)原著中的德语原文：

mit Deutschland eine Vereinbarung ZU schlieBen，welche die friedliche Bereinigung aller zwischen diesen Landern mfiglichen Konflikte fur alle Zukunft veFbfirge。

这段文字似应译为：

……成功地和德国达成了一项协定，那项协定确保和平解决今后两国之间可能产生的一切冲突。

但在《昨日的世界》原译本中的译文是：

张伯伦成功地和德国达成了一项协议，那项协议隐瞒了今后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可能产生的一切冲突的办法。

在这里，将德语原文中的verburgen(担保)误以为verbergen(隐藏)，系属误译。

(五)原著中的德语原文：

man ftihlte sich mit jedem Wort verstanden von diesem groBartig Vorurteilslosen，den kein Gestandnis erschreckte，keine Behauptung erregte，…

这段文字似应译为：

我觉得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这位毫无成见的人所理解，没有一种自我坦白会让他吃惊，没有一种见解会让他激动。

但在《昨日的世界》原译本中的译文是：

我觉得自己能理解这位毫无成见的人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坦率的自白会使他吃惊，没有一种见解会使他激动。

在这里，“这位毫无成见的人”是指弗洛伊德。德语原文的意思是说：弗洛伊德能理解茨威格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不是茨威格能理解弗洛伊德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原译本中译文的意思和德语原文的意思正相反，也就是说，颠倒了主语和宾语的关系，系属误译，新译文做了改正。

诚然，原译本中的误译不光只有五处，但不再一一枚举。除了以上这样一些句子中的误译之外，还有一些专有名词的误译，例如，将Lloyd George译为“洛德·乔治”，Lloyd George(1863—1945)是英国自由党领袖，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曾率英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是著名历史人物，在中国史学界早有约定的译名——劳合·乔治；将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死亡与净化》(Tod und Verklarung)误译为《死亡与神化》；将创刊于1827年的伦敦唯一的晚报《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误译为《旗帜晚报》。这类专有名词的误译在原译本中还有若干处，也不再一一枚举。

笔者在此列举若干误译，旨在说明新译的原委，目的是希望尽量减少在自己译本中的误译、错译，以免贻误读者。译坛本是百花苑。不同的译本各有千秋。笔者无意评说其他的译本。

不言而喻，由于新译本出自一人手笔，全文译文风格统一，文句更为通顺流畅。同时，新译本为书中的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做了必要的注释，以方便中国广大青年读者。

苟子曰：“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劝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笔者真诚希望能听到来自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各种批评意见。

舒昌善

2009年5月5日立夏

识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我似乎觉得，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紧张而富有戏剧性地令人惊诧的生活做见证，是我应尽的一种义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些巨大转变的见证人，都是迫不得已成了见证人。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不存在任何的逃避，不可能像我们的先辈那样置身事外……没有一片可以逃遁的土地，没有一种用钱可以买到的安宁。命运之手随时随地会把我们攫住，把我们拽到它的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

——斯蒂芬·茨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