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如其来地病倒，开始发起了高烧。缠绵病榻之时，身体的高热令“我”对时间的感知产生折叠，关于过去的记忆开始显现。四个人，四个章节，勾勒“我”的一生。这些人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影响“我”，改变“我”，却又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不见，再无踪影。向前，向前。在时间的流逝中，唯余生活的细节四下散落。

王梦达，知名童书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瑞典语言文学硕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译有《平安小猪》《最后一瓶越橘酱》《托芙·扬松姆咪故事原作绘本》等百余部儿童文学作品，译文简约浅白、童趣盎然、意境悠远。

约翰娜
妮基
亚历杭德罗
比尔吉特

2022年文坛黑马，来自北欧文学的独特声音，俘获多国读者：奥古斯特文学奖；《瑞典晚报》文学奖；2023年《纽约客》年度好书；入围2024年布克国际文学奖；30个国家引进；瑞典本土销量超十万册。
一部诞生于新冠的小说：高烧激发另类的身体感知，触发回忆。
在发热的幻觉中，时间细密地自我折叠，我猛然发现，站在身边的正是二十四年前的自己。
2020年的复活节，我感染了新冠。在高烧不退中，我随手从书架上拿下了一本书，看到曾经的恋人在扉页留下的题词，思绪伴随着高热，沿脊椎而下，进入我早已失去的过往。这几句话于我而言，如一道气味，一段音乐，混合着体温，触发了回忆。它成了这本书的来源，也成就了书的开篇。——作者自述

本书开篇的那场高烧，
既成了每一段关系高烧般开
局与终结的镜像反射，也映
射了这场高烧般的阅读体验
——它逼迫读者看向自己的
内心，留下一道看不见的印
记。根伯格的文笔也如同一
场高烧，令人着迷，炙热滚
烫。
——《纽约时报》

病毒在我体内蛰伏了几天后，我发起高烧，随即涌起一股迫切的冲动：重温那本小说。直到窝在床上，翻开书的那一瞬间，我才恍然明白原因。扉页上是几行蓝色圆珠笔的题词，字迹无可挑剔：
1996年5月29日
早日康复。
还记得水手结咖啡馆的招牌可丽饼和苹果酒吗？
等你一起重温。
吻（你的唇），
约翰娜
那次是因为疟疾。那是在发病之前的几周，我在塞伦盖蒂①边上露营时被一只东非蚊子传染上的，一回到家我就病倒了。我住进了胡迪克斯瓦尔②医院，检查结果没一项达标，着实让所有人费解；最后好不容易确定了病因，医生们排着队过来参观我这个正被异域病痛折磨的女人。一团火在我的额上熊熊燃烧，住院的那段日子，每天早上天蒙蒙亮，我就会被自己沉重的呼吸声吵醒，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头痛。东非之行一结束，我本该直接赶往海尔辛兰③，探望弥留之际的祖父，结果自己却先病倒了，差点丢了性命。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当约翰娜送来这本小说时，我整个人正蜷缩在我们位于海格斯滕④的公寓卧室里。在此之前，他们先派了救护车送我去乌普萨拉①做了肝脏活检。检查结果我已经记不清了。关于那个夏天的回忆很模糊，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公寓，那本书，还有她。在高烧和头痛之中，小说渐渐消失，与它们融为一体，而在这团混沌深处，隐藏着通往当下的线索——一条被高热和恐惧所激发出的情感脉络，在这个午后驱使着我去书架上找到那本特定的小说。无情的高烧和头痛，脑中浮现的纷杂念头，汹涌而来的痛苦和折磨——我从过去的经验中认出熟悉的场景，床边地板上放着几盒聊以安慰的止痛药，几瓶根本无法解渴的气泡水。只要一闭上眼睛，画面就开始滚动播放：干旱沙漠中的马蹄，充斥着无声幽灵的潮湿地下室，没有形状、失去边界的身体，冲我尖叫的元音字母——我童年时代起的全部噩梦，只不过现在多了死亡的泡沫和疾病掌控下的毁灭。
文学是我和约翰娜最喜爱的游戏：从作者、主题、时代、地区和代表作，到古代、现当代和各种类型的作品，我们开阔了彼此的眼界。虽然品味相似，但我们在看法上存在相当多的分歧，对话因此变得格外有趣。对一些作品，我们意见相左（欧茨、布考斯基）；对一些作品，我们不为所动（戈迪默、奇幻小说）；还有些作品，我们都爱不释手（克拉斯·奥斯特格伦、埃温特·约翰逊的“克里隆三部曲”、莱辛）。我可以根据她的阅读速度判断出她对书的整体感觉。如果她读得飞快（昆德拉、所有的犯罪小说），说明她已经无聊至极，急着收尾；如果她读得奇慢（《铁皮鼓》、所有的科幻小说），说明她同样无聊至极，但仍勉强自己看下去。只要打开一本书，她就一定要读完，她将此视作义务，和修完课程、写完论文、做完项目一样的义务。在她内心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顺从，无论手头的任务看来有多么无望，她都会心存敬畏。我猜这源于她的家教，源于她那拥有旺盛创造力和百折不挠的奉献精神的父母。在她看来，有始有终的承诺能使自己毫无负担地走向未来，这是保持她所谓“崭新的开始”的方式。在约翰娜的世界里，生活只有一个方向：前进，一直前进。而这成了我们的不同之处：我几乎从没有完成过任何重大项目。在便利店打了一年工后，我注册了大学里的多门课程，但在以更严肃的态度开始写作之前，我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无限期拖延。甚至到后来，在决定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后，我仍没能沿着自己设定的道路走下去，而是整日在阿斯普登、梅拉伦高地、米索马克兰森、阿克塞尔山①一带闲逛。在那个年代，斯德哥尔摩城郊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脏乱感：摩托车俱乐部、文身工作室以及附带美黑服务的地下影碟店随处可见。地铁站阴冷潮湿，各色人等比邻而居：拎着公文包赶去上班的白领；在工业区租用廉价工作室的艺术家；以毒窝为家，不定期被警察突袭的瘾君子；成天坐在街心广场，喝着啤酒，晒得黝黑的老头。这些人全部住在曲曲绕绕的主街两侧林立的三层楼房内。临街的低矮门店，有的售卖外国香料，有的被改造成有着棕色内饰的小餐馆。我就坐在餐馆的一角，桌上的塑料托盘里摆着吃完的空盘，一边喝着最后一点淡啤酒，一边打量着其他早到的顾客。我的面前常常摆着一本笔记本，搭配一支精心挑选的钢笔，但几乎派不上用场。或许我给人留下专注而认真的印象，但其实不然。我床头柜上的书堆里，总有一两本读着读着就不了了之。我更偏爱有强大吸引力，让人欲罢不能的那种书。对于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事情，我都是如此，这也意味着我要承担的责任很少，或许是太少了。老实说，我几乎推卸了所有的责任。站在普遍的立场来看，这绝对无法成为“崭新的开始”。我猜，这种深入骨髓的息惰，在约翰娜眼里绝对是一种挑战。她的速度和热情多少带动了我，推动事情向前发展。或许这正是她让我在这段关系中产生安全感的地方：她已经在我身上起步，绝不会轻易放弃。她哪里都不会去，她不会允许自己屈服于离开我的冲动。我放松下来，缴械投降。她是那么体贴，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