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最后40年(精)》是著名沈从文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扬教授20年研究心得，讲述了沈从文后半生细密复杂的生命之路和心路历程，呈现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在时代的剧变中，在生命的至暗时刻，一代文学大家沈从文遭受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他经历过自杀、绝望、屈辱、被下放……但那一颗赤诚的心从未冷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不折不从，亦慈亦让。”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不因外界变化而妥协的独立精神，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坚忍与豁达，勤奋与执着。
当你觉得人生无望，前途渺茫时，不妨看看这位伟大作家，在历史激流中如何不惧命运的风暴，找到生命的意义。

引子 玄黄未定之际
第一章 唯一游离分子
第二章 徘徊在理智与情感之间
第三章 融入新时代
第四章 跛者不忘履
第五章 【把我的眼睛拔了】
第六章 乍暖还寒时候
第七章 再生的凤凰
附录 沈从文年表简编
后记

1.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沈从文研究专家李扬教授20年研究心得。
2.深情讲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心灵史，为迷茫困惑的青年人指点迷津。
3.他经历过自杀、绝望、屈辱、被下放…但那一颗赤诚的心从未冷过。
4.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不因外界变化而妥协的独立精神，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坚忍与豁达，勤奋与执着。
5.当你觉得人生无望，前途渺茫时，不妨看看这位伟大作家，在历史激流中如何不惧命运的风暴，找到生命的意义。
6.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推荐：李扬先生是最早利用沈从文后半生丰富资料来写传记的人，对于资料的运用、分析都非常清晰、有条理，写得非常好。"

1946年5月4日，在战争中临时组合起来的西南联合大学宣告解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的教职员工各自返归原校，沈从文被北京大学国文系聘为教授。
7月12日，沈从文全家乘飞机从昆明飞抵上海。但在上海他听到的却是昆明发生惨案的消息：7月11日晚上，李公朴偕夫人外出时，被云南警备司令部的特务暗杀，次日凌晨不治身亡；7月15日，闻一多在参加完李公朴的追悼会后，在归途中又被特务枪杀。这消息让沈从文万分震惊，事情很明显，抗日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内战的阴霾依然笼罩在中国大地上。沈从文忧虑的是，战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曾经在给巴金的信中说过：“你即或相信法国革命大流血，那种热闹的历史场面还会搬到中国来重演一次，也一定同时还明白排演这历史以前的酝酿，排演之时的环境了。使中国进步，使人类进步，必这样排演吗？能够这样排演吗？你提历史，历史上一切民族的进步，皆得取大流血方式排演吗？阳燧取火自然是一件事实，然而人类到今日，取火的简便方法多得很了。人类光明从另外一个方式上就得不到吗？人类光明不是从理性更容易得到吗？”在他看来，“因之书呆子所表现的社会理想和文学观，虽似乎并不曾摇动过当时用武力与武器统制的军阀社会，却教育了一代年青人，相信社会重造是可能的，而武力与武器能统制这个国家，却也容易堕落腐烂这个国家民族向上向前的进取心！”李、闻惨案的发生，越发使得沈从文忧心如焚，从这两个不幸事件中，他看到的是国家明日更大的不幸。为此他写下了对昆明惨案表示极大关注的《怀昆明》，指出：此时主持昆明军事和地方警务的湖南人“如何使这件事水落石出，彻底清楚……实在其责任和义务待尽”。
在上海，沈从文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巴金、李健吾、郑振铎，席间自然会谈到未来的局势和个人的打算，大家都不同意沈从文回北平工作，因为目前的北京大学，关系复杂，而教学也不是沈从文最擅长的，与其到那里为难，还不如留在上海，看看时局的走向，再定取舍。沈从文是个一诺千金的人，既然答应了北京大学国文系的聘请，就应该履约，权衡之下，他还是决定返回北平。
马上就要返回北平了，而北平的情形又怎么样呢？还是自己熟稔的那个北平城吗？在这种情绪下，沈从文写了《忆北平》。作为一个崇尚自然、歌咏理想的“乡下人”，他渴望过上宁静的生活，但不安定的时局，却使他的大半生一直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好不容易盼到抗日战争胜利了，但还没有容他喘一口气，内战又来了。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祭出了“理性”的旗帜，走上了反对“战争”的道路：
若知从远处深处看，可就得承认要理性，要想方设法使理性完全抬头，从武力武器以外求各种合理解决，这个国家的明日方好办！不仅负责方面要理性，在野各方面，凡对于国家人民稍具爱与不忍之心，想把团体或个人能力和一腔热忱加上去，堆上去，黏上去，有所表示时，也需要理性，凡一举一动都得谨慎！
在文章的最后，沈从文呼吁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注意孙中山“革命家的真挚热情，和政治家的宽宏气度”：
孙先生难道当真就死了吗？为了中国，他应当还活着，他的意见，他的理想，还必须在一切有清明头脑与做人良心的中国人心中好好活着。中国要得救，这一点十分重要。倘若这种意见在国人已成为老生常谈，决不能有何反应时，我还希望刚刚上任的司徒雷登大使先生能好好记住。司徒先生过去个人是中国人的朋友，现在且是美国和中国友谊的代表……司徒先生今年已七十过一，据闻学校职务本来即拟退休，今当此大暑天气，不仅不能休息，还冒暑往返南京和牯岭，为中国当前和明日而奔走，可知耶稣孔子之“爱”与“不忍”，已深中于心。明白中国青年和美国青年一样，决不宜从任何内战方式中再作广大牺牲。但事极显明，目前实已到一个严重关头，即中国战争的毒瘤，随时会恶化，会爆裂，若不即早设法，中国大规模战争既无从避免，美国明日也就决不能避免不重新卷入战争！司徒先生若体念及人类死亡流血之愚蠢可悯，以及残酷可怕，一定会承认除认识耶稣孔子外，还必须注意到中山先生的理想，与中国国运荣枯及世界安定，实如何不可分！
但当他于1946年8月27日乘飞机返回阔别整整9年的北平时，他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空想。他看到了天安门前停靠的用来发动战争的美国坦克，发现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与“老米”（美国）的密不可分。在中国，“权势”和“财富”甚至都可以改作“美国”，他切实地感受到了这个东方帝国的没落。但他最为担心的还是战争。当他8月31日接受《大公报》记者子冈、徐盈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一生最怕听打杀之类的事”。他隐隐约约听到了过去的老朋友丁玲批评自己“与人民脱节”，但他不以为这是在伤害他，因为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这样说他。即便对于与自己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以及写作“题材直接汲取于农工且就正于农工的创作方法”，他也不表示反对。沈从文心里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