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用他的笔树立了一面特立独行的政治的旗帜。他在《我为什么要写作》的最后自信地写道：“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辞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但是，当我们看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的成就之后，再回头读他早期的作品如《缅甸岁月》《巴黎伦敦落魄记》等，也会欣赏他平铺直叙甚至打破故事情节直接评头论足的风格。评论家弗里德里克．卡尔就说到，奥威尔作为新闻记者或社会历史学家的成分要远大于艺术家的成分。

乔治·奥威尔编著的《缅甸岁月》这部生动真实、引入回味的小说讲述了一帮英国人的故事。在大英殖民统治日薄西山之际的缅甸，他们相聚在欧洲人俱乐部，整日饮酒，以排遣内心那无法言说的寂寞。其中有一位约翰·弗洛里，他内心柔弱，深知英国统治毫无意义可言，可又缺乏足够的坚毅，不敢为自己的印度朋友维拉斯瓦米医生争取进入白人俱乐部的资格。而没有会员资格以及由此带来的声誉保护自己，医生所拥有的一切，将会毁于一名地方治安官无耻捏造的诽谤之辞。弗洛里无意中爱上一个新来的英国女孩儿，令事态更趋复杂。他必须有勇气作出正确的举动，不止为了朋友，也为了自己的良心。

正文

刚过八点半，上缅甸（upper Burma）①凯奥克他达（Kyauktada）的地方治安官吴波金（U Po Kyin）就坐在了自家的阳台上。进入四月份之后，天气渐渐变得闷热起来，一大早便是如此，正午时分恐怕更是酷热难耐了。好在偶尔有微风拂过，吹起屋檐下悬挂着的兰花，倒也感觉出几分清凉。远远望去，还有一棵枝干弯曲的棕榈树灰头土脸地立在那里，背后则是那耀眼的蔚蓝色天空。此时，高空之上还盘旋着几只秃鹰，它们的翅膀动也没动，让人看着不觉有些眩目。

吴波金坐在那里，眼睛一眨也不眨，只是凝视着那刺眼的阳光，活像一尊大的瓷像。年过五十的他身体非常胖，要是没人扶着，他根本就没办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么多年来一贯如此。不过，他胖得十分匀称，甚至还可以称得上是美观，这是因为缅甸人不像白人那样显得肿胀，而是均衡地增胖，就像是一点点胀大的果子。他的脸盘看起来很大，黄黄的，也没什么皱纹，眼睛则呈现出黄褐色。他的脚弓得高高的，脚趾头都一般长，没有穿鞋，光秃秃的头上也没戴帽子，身上则套着红绿格子图案的若开罗衣（longyi）②，这也是缅甸人的日常着装。吴波金从桌子上的漆盒里拿出槟榔，一边嚼着一边回忆自己的往昔。

之前吴波金的人生可算得上是颇有成就。他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当时他还是个衣不蔽体、挺着肚子的小孩，曾亲眼看到英国军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驻曼德勒（Man-dalav）①。此后，这个场面就一直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至今他都记得，这些身材高大、专吃牛肉且满脸通红的军人身着红色戎装，肩背长步枪，就连脚步都落地有声，而对此心生恐惧的他没看几分钟就跑走了。那时，他幼小的心似乎就已经明白，自己的同胞无论如何都不是这些巨人的对手。于是，站在英国人那一边、依附英国的势力就成了吴波金自幼年以来最大的抱负。

十七岁那年，吴波金曾尝试过到政府谋职，但穷困潦倒、孤苦无依的他最后只得以失败告终。随后的三年时光里，他就一直穿梭于曼德勒那些散发着恶臭，如迷宫般的集市上，给米商记过账，也干过偷窃的勾当。二十岁那年，吴波金靠着敲诈得到了四百卢比，随后他立即去了仰光。在那里，他用这笔钱买通关系谋了个政府职员的位置。虽说这个职务薪水微薄，可油水颇丰。那会儿就有这么一帮职员，他们靠挪用政府储备物资获取了丰厚的私利，波金（他当时只叫“波金”，“吴”这个敬称是后来加上去的）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不过他才华过人，又怎会靠这种小打小闹的方式在此终其一生呢！有一天他发现，政府正准备从职员中选拔一些人来填补下级官员的空缺，而这个消息则要在一周之后才公布。波金的本事就在于此，他总能比别人提前一周打探到各种消息。看到自己的机会就要来了，他赶忙揭发了那些尚未警觉的同伙。结果，大多数人被送进了监狱，而波金则被提拔为镇区助理，作为对他秉公执法的表彰。自此之后，他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如今．五十六岁的他已经当上了地方治安官，而且很有可能进一步得到提拔成为代理副警长。到那时，他就能跟英国人平起平坐甚至凌驾于他们之上了。

作为一名治安官，吴波金的处事原则简单明了，即使面对再诱人的贿赂他也不会放弃对案件的裁决权。因为他很清楚。判错案的治安官迟早会被绳之以法，而他的手法则安全得多．虽然双方的贿赂他都收，但最终还是得严格按照法律做出判决。这就为重视名誉的他赢得了秉公执法的美誉。除了从诉讼当事人那里获得额外收入，吴波金还私自向其管辖的村庄征收过路税。要是哪个村庄没能及时上贡，吴波金就会派土匪袭击村子，捏造罪名逮捕领头的村民，以此进行惩罚。于是过不了多久，拖欠的税款就会补齐。有时，他还会从当地发生的大规模抢劫中分一杯羹。当然，除了吴波金的上司（英国官员从不相信对自己下属不利的话），这些事早已人尽皆知。那与他分赃并忠实于他的人实在数不胜数，而那些想要揭发他的人却总是屡屡失败。一旦有人举报自己，吴波金就会收买证人使指控无法立足，他甚至还会反控对方，这就使得他的地位愈加稳固。这样看来，吴波金似乎已经无懈可击了，他看人很有眼光，绝不会选错自己欲加利用的工具，而且他还深谙权谋之术，绝不会有什么过失或是疏忽。人们可以肯定地说，吴波金绝对不会出问题，他的成功也从未终止，身价几十万卢比的他会在荣耀的光环中直到逝世。P3-5

2010年英国有项调查表明，乔治·奥威尔仍然是当今最受同行热爱的作家之一。在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奥威尔发表了200多万字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还是其中的少数。

现在说起奥威尔，大家都会想到《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从这两本书来看，奥威尔是位反极权主义的先驱。但在美国作家杰弗里·迈耶斯写的《奥威尔传》里，他却是个典型的左派知识分子。这方面的知识，恰恰是我们的读书界欠缺的。

奥威尔前期的著作有明显的左派特征。他的Down and Outin Paris and London（《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和The Roadto Wigan Pier（《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都带有自传成分。威根是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间的小城，有运河码头，是1二人阶级聚居的地方。这些作品呈现了英国下层社会的贫困，跟恩格斯描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有点像。奥威尔愿意到社会的最下层去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这种态度本身就带有英国式社会主义特色。他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去英属缅甸当了好几年警察，可谓出乎想象的选择。奥威尔经常穿着粗呢子外套，没有一点当时的“绅士”派头，显现出他的平民意识以及对劳工阶级的同情。但奥威尔家实际上也算是中上阶层（即所谓的uppe middle class），他自称在那阶层里属下层。

英国精英阶层出左翼，这是出了名的。19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和工党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和文化界的杰出人士。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里有很多左派，奥威尔特立独行，跟标准的左翼也不大一样。有些人在文字上同情工人阶级，在生活上依然坚持中上阶层的标准，奥威尔则不然，他好像有意拒绝所谓的体面生活，有时候甚至自讨苦吃，比如只以土豆果腹，绝不抱怨，大概这是有人称他为“圣人”的原因。但是，这也是英国清教徒的传统。英国最优秀的公学（在我国，这些世界闻名的学校被称作“贵族学校”）对学生管束极其严格，从来不提倡奢华之风。奥威尔没有“食不厌精”的恶习，他的母校伊顿公学也会以此为荣。

奥威尔用他的笔树立了一面特立独行的政治的旗帜。他在《我为什么要写作》的最后自信地写道：“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辞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但是，当我们看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的成就之后，再回头读他早期的作品如《缅甸岁月》《巴黎伦敦落魄记》等，也会欣赏他平铺直叙甚至打破故事情节直接评头论足的风格。评论家弗里德里克．卡尔就说到，奥威尔作为新闻记者或社会历史学家的成分要远大于艺术家的成分。

奥威尔提倡新鲜活泼的文风，厌恶陈词滥调，并说一切装腔作势的文字都“暗含欺诈”。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留名，更多是跟他顺畅、明晰的写作风格有关。二战结束后，他对语言的退化尤其警觉。他在《政治与英语》一文（1946）引用五段文字，说明“意象陈腐”“意义含糊”的文风如何败坏英语，败坏政治。《一九八四》中颠倒黑白的“新语”无非是这篇文章所揭示的语言“坏习惯”的极端表现形式。奥威尔还指出，语言败坏的根本原因是为无法辩护的事情进行辩护，然后他列出三项应该予以谴责之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苏联的大清洗和流放、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这三件事涉及奥威尔自己的祖国和二战后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可见奥威尔并不是可以用冷战时期美国“政治立场正确”的概念来归类的作家。

20世纪30年代，各国左翼人士以不同方式卷入西班牙内战（1936—1939），奥威尔也不例外。他站在民选的共和政府的一边与弗朗哥的国民军作战，受过伤，但是他稀里糊涂地加入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并不属于国际纵队，据说是托派组织，受到打压。左派里面关系复杂，有时内部的派系斗争太残酷。奥威尔对苏联的失望是从这时开始的。他把他的西班牙经历写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我国至今没有研究西班牙内战的著作，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说明学界对二战错综复杂的缘起还缺乏比较基础的认识。当时支持弗朗哥叛军的主要是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美英的相关政策其实也间接损害了共和政府的利益。奥威尔不满于苏联，绝不意味着他的政治立场转向了后来得到英美承认的弗朗哥政权及其背后的支持者。要深入了解奥威尔是不容易的。他反对民族主义，反对不择手段维护英国的利益，反对权欲，不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不过他在1949年也与英国情报部门合作过，提供了一份名单。著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文化研究创始人雷蒙·威廉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写过一本介绍奥威尔的小书（收人大名鼎鼎的“现代大师”系列），数年后编辑了一本奥威尔的评论集。威廉斯对晚期奥威尔提出过深刻的批评，他的观点在英国左翼知识界是有代表性的。

《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为奥威尔的传世作品，其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界。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新话”“双重思想”等词汇，皆已收入英语词典；而由他的名字衍生出的“奥威尔主义”“奥威尔式的”等新词，也常见于报章。《一九八四》直到1985年才有简体中文版刊行，且出版初期被列为“内部读物”，只允许特定人群购买阅读。《一九八四》英文版进入中国，却相对较早。该书于1949年6月在英国首次出版后，远在北大教书的燕卜荪（英国诗人、批评家，和奥威尔在二战时是BBC东方部的同事）很快就收到一本，邮包上没有寄送者的姓名地址，据说是出版社奉作者之命寄赠的。当时奥威尔的肺病已到晚期（1950年1月病逝），极端恶劣的身体状况也在小说中留下灰暗的底色。燕卜荪看了以后不大喜欢，把书中令人恐怖的描写与作者的重病联系起来，还刻薄地说那本书“像烙铁一样在想象力上留下永久的疤痕”。他又把书给他的几个中国同事看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进入50年代，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奥威尔成了美国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而《一九八四》也被简单地解读为一本反苏、反极权的小说。奥威尔在英国的生活给了他很多启发。他第一任妻子艾琳曾经在战时宣传部门工作过，知道英国方面为着战争需要什么手法都使得出来。《一九八四》里的真理部修改历史，可能也从艾琳那里得到了印证。奥威尔年幼时曾就读于寄宿学校，主持校务的夫妇让他极端恐惧，儿时的心理创伤在《一九八四》中也有所反映。

奥威尔的早期作品很少有出版商问津。著名诗人、评论家、剧作家T．S．艾略特多年担任费伯出版社编辑，他也没接受《动物农场》的稿子。艾略特说，看来在所有这些动物中，猪是最聪明的，那么只有让猪来实行统治，只是他们需要有一点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的精神。《动物农场》里面最有名的话是“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的动物更平等”。前半句是从《独立宣言》里变出来的，但是华盛顿、杰弗逊都是庄园主，他们和手下的黑奴平等吗?在任何社会，等级制永远以不同方式存在，难的是如何尽量照顾到穷人的利益。《动物农场》几经周折在1945年8月出版后，有人担心它会影响英国与一个重要盟国即苏联的关系。

到了1949年，形势完全不同了，丘吉尔早在1946年作了“铁幕”演讲，于是《一九八四》很快成为冷战武器。奥威尔如果看到两部小说在后来几十年的宣传、传播和接受情况，他会感到奇怪甚至愤怒。他确实不能容忍极权主义，但是他曾经解释说，《一九八四》不是对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攻击。奥威尔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他对社会低下层的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希望政府通过税收、市场管制和国有化等等政策手段来调节社会收入，增进全民福利，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但是，这个政府又不能过于强大。奥威尔二战以后还支持国有化。一些自称很喜欢奥威尔的人（尤其是美国那些把奥威尔捧为反极权英雄的冷战斗士）在这点上跟他完全格格不入。

奥威尔看到现在的世界肯定不开心，因为他会觉得掌握先进电子技术的国家太极权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全球掌权的不是技术精英和金融大鳄吗?1941年，一位叫詹姆斯·伯南（James Burnqham）的美国政治思想家写了一本书叫《经营者的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他说将来的世界重视效率，必将属于“managers”（直译为“经理们”）。两年后他又写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主张实行不择手段的精英统治，但保留一些欺骗愚民的民主的外观。也就是说，统治世界的最终还是《动物农场》里那些深谙权谋机诈之道的聪明猪。奥威尔在1946年写过批驳伯南的文章，十分犀利。他认为伯南版本的新社会本质上还是极权主义的，与德国、苏联没有区别。如果仔细读了那篇文章，我们对《一九八四》和当今世界的理解会更深一些。奥威尔不是顺着我们的思维去写作、论争的，他会给我们很多震惊。也许是对这篇文章的报复，奥威尔逝世之后，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反而取决于这位伯南先生。二战期间，美国有个有名的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英文简称OSS），它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詹姆斯·伯南在这个机构担任心理战部门的负责人，正是他和他身后的组织在《一九八四》的高度政治化的解读、接受史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奥威尔对政治太关心了，他的忧虑有时让他失去均衡感。米兰·昆德拉并不喜欢《一九八四》，他把它和卡夫卡的《审判》相比。昆德拉说，卡夫卡在寓言式作品里经常会有很多向人性打开的窗户。奥威尔则把复杂的生活减缩到一个政治的层面，唯政治的层面。因此《一九八四》是“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它不能照亮“社会学与政治学都无法进入的神秘之地”。小说自身成了极权精神和宣传，《一九八四》后来也变成了一个符号。称赞《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的人往往潜意识中希望这两部作品的思想能够强化他们自身的政治观点。

只就极权问题来谈奥威尔，未免有点可惜。反极权的姿态能使他成为比邓南遮更伟大的作家吗?我是怀疑的。我们从来没有认真检讨简单的命名法和善恶意识的危害。奥威尔认为好几位最杰出的当代作家都有极权倾向，他的打击面过宽了。假如我们对庞德和意大利历史读得多些，我们就不会把“法西斯”变成一个使用方便但毫无意义的符号。就此而言，奥威尔有时太自信。他全身心投入斗争，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前面米兰．昆德拉指出的问题，即他使自己的作品变成专制的标签和宣传丁具。另外，如果我们对世界上权力的运作认识更深，对影响或误导媒体的技巧看得更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老大哥”式的操纵还有更隐蔽因而也更有效的版本。这时我们会明白，极权其实是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自以为不言自明的结论。

我最早接触奥威尔的作品，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他在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只是局限在大学英文系少数老师中间。但问题往往是这样：一位作家被禁了，读者就想把他的作品读个遍。随后全国刮起外语风，各种英美英语教材经翻印进入我国，城市居民中收听海外电台的人不计其数，奥威尔的名声就响起来了。1982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上面收有奥威尔的条目，是巫宁坤先生写的。那时奥威尔已经成为研究的对象。

我在1978年进复旦后，很想看奥威尔的书。《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都是从美国老师那里借来读的。《动物农场》读后觉得挺有趣的，讽刺得非常妙，有的动物命运很惨，比如马。同情动物是一种以往我们的文化里缺失的东西。至于《一九八四》，我觉得很多场景离我们太远，我自己经历的“文革”更像无政府状态。我们当时一些套话可以用奥威尔所说的newspeak（新语）称之，但是它们完全没有控制我们的思想。书中有的部分是勉强读过去的，比如戈尔斯坦关于“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长篇大论。戈尔斯坦是犹太人的名字。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翻译出版了很多外国文学经典，整个“文革”期间大家都拼命看这些书，起码我的朋友们都是这样。当时我们还爱写日记，日记里的东西或许可以反映我们的意识形态，它绝对是个人的。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读过的世界文学，不会比一般欧美同龄人少。有了那样的阅读经验，不可能轻易被一位作家征服。

如果非要给奥威尔贴一个清晰的标签，那么大概可以说他是个尊崇个人自由、主张平等、反对极权和传统权威但是又有着鲜明英国社会主义信仰的作家。他还是反宗教的。《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代言人叫O’Brien（奥布兰恩），这是爱尔兰名字，爱尔兰人基本上都信天主教。这就比较隐晦了。著名英国小说家、《发条橙》作者安东尼·伯杰斯的一句话十分有名：“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其实未必。《发条橙》发表于1962年，也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小说中绝对的、带有反社会意味的个人自由与高科技主导下不容一点独立个性的社会规训机制形成尖锐的冲突。奥威尔的自由礼物并没有使伯杰斯对人类的未来乐观，伯杰斯无法在《发条橙》所呈现的两个极端之间作出选择。真正的反乌托邦小说并不是站在善的一边谴责恶，它必定包含一种恐惧的意识，而引起恐惧的现象带有极大的普遍性，或具有四处弥漫的潜能。

单从文学艺术上来说，我觉得奥威尔最好的作品是他的文章（essays），他的文笔清爽流畅，见解独到，每一次阅读都是充满惊喜的旅行。这些文章绝对不是单纯的“文学艺术”，也不是单纯的政治，但是渗透了他的道德敏感性。奥威尔对自己很警觉，这可能和很多中国作家不一样。他在《我为什么写作》里说，他写作的第一条动机是想显得聪明，纯粹出于虚荣心（sheer egoism）。这种对自己十分警觉的态度也是一种道德品质。D．J．泰勒在《奥威尔传》中，对奥威尔作品中的道德观大加赞赏：“奥威尔著作中的独特风格完全可以进入-好书指南’之列……最重要的是，奥威尔有一股道德力量，它像一道黑暗中闪射的光线、一条穿越晦瞑的大道。作为一种道德试金石，他的个人行为举止并不是源于所谓‘体面正派的举止’，也不是源于被层层盔甲包裹的一般西方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体面举止。”（文汇出版社，2007年第1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乔治·奥威尔小说全集》，收录了奥威尔的七部小说，这是目前国内关于奥威尔作品最集中的一次出版活动，在翻译风格上较之其他已面世的译本也有新意。云南人民出版社能尽可能全面地、集中地将奥威尔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功莫大焉。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